【大紀元1月18日訊】短短几天內，出現兩起与過去的政治錯誤有關的重大新聞：
其一，是化名「張良」的中國大陸人士，攜出有關天安門密件的檔案，交由美國公共事務出版公司出版，書名《天安門密件》。此書的真假、其目的，以及是否涉及商業炒作等，連日來已成了喧騰海內外的熱門話題。
其二，是台灣監察院針對各類資料与報告做出結論，确定孫立人當年并未謀叛，其部屬亦非「匪諜」，也未實行叛亂。這是對「孫立人案」做出平反。「孫案」是一九五五年惊動國際的重大政治案件，當時的總統府參軍長孫立人因部屬叛亂罪名遭軟禁，一九八八年隨著政治情況改變，軟禁始告解除。一九九零年孫立人病逝。而「孫案」的正式平反卻要等到二零零一年，苦主不但早已作古，全部當事人也都离開人間，這樣的平反宁不使人唏噓！
看著所謂的《天安門密件》被公布，以及孫立人案獲得平反，都使人興起無限的凄涼与無奈。人類的歷史是一部受苦史与血淚史，沒有哪個國家在它緩慢而顛簸的發展過程中能夠保有乾淨的雙手；美國建國對原住民及黑人如此，英國對愛爾蘭又何嘗不是如此？于是，如何面對自己的血腥污濁，成了所有統治者以及人民的最大難題。幽黯的歷史總是充滿了罪過，因而我們強調歷史之罪的救贖。
然而，在宏觀的視野里談歷史的救贖容易，要將它落實為現實的平反与認錯，卻至為艱難。就以教宗稍早前發表的道歉教諭為例，教宗在該教諭中指出，廣義的基督教在過去漫長的時間里，曾對人類做了許多不義之事，他對此做出道歉。教宗的胸怀讓人泣零感動，問題在于，這樣的道歉對那些千百年來受到傷害的人以及因而造成的今日世界，又有何意義？
再以二次大戰期間，美國將日裔美國人囚禁于集中營，許多人的家庭与事業因而破滅，許多人則因醫療條件不足死亡。但這一切卻要到了一九八八年十月列根政府時，美國始通過法案賠償，列根總統本人也公開道歉。當加害人与受害人都几已凋零泰半，這樣的道歉當然有歷史還原的深刻意義，但除此之外呢？近代研究道歉平反的學者塔烏奇斯（NicholasTavuchis）在《我有錯：道歉及和解社會學》里，深為道歉平反的稀少而懊惱。根据對于道歉平反所做的研究，許多道歉平反都要到事過境遷之后，當道歉平反已不必付出政治代价、反而可以從道歉平反里獲得好名聲時，始可能為之。難道所謂的道歉平反，真的已淪為政治權謀和利益的一部分？是不是正因擔心道歉會付出難以預測的代价，日本對南京大屠殺至今仍詭辭否認呢？
面對孫立人案獲得平反，既使人欣慰，更讓人懊惱。該案有太多复雜的背景，美國至少三度鼓動孫立人要起來推翻蔣介石政權，這已由美國國務院的解密資料獲得証實，但三次鼓動教唆，都被孫立人拒絕。孫立人不受外國驅使的節操与認知使人感動。他當年被莫須有罪名整肅，除了表面理由外，是否和美國因素也有關呢？這是盡管孫案已被平反，但更大的歷史真相仍然懸疑的關鍵。有人認為孫案是蔣經國等人在察覺美國企圖后的一种「過度防衛」，在「過度防衛」中將忠心耿耿的愛國者孫立人扣上不應扣的帽子，這樣的論斷并非無理。若真的如此，那么孫案就不只是他個人的悲劇，更是時代的悲劇了！
正因一個國家在坎坷的過程中難有乾淨的手，因而我們看待歷史過程中的悲劇，最好不要將加害者本質化地視為万惡不赦的邪魔，而更應客觀地從錯綜复雜的互動中尋找悲劇形成的原因，庶几可以避免類似悲劇的重演；除此之外，我們更希望所有統治者，在面對昔日的錯誤与不幸時，要有真誠的罪惡意識，一方面更加粹勵于改革，將改革視為贖取前愆的証明；另外則是在适當的時机，采取适法而大公的方式，為曾犯下的錯誤与悲劇，主動平反并道歉。主動的道歉平反并不會因此而使人變得渺小，反而有可能召喚出整個國家更高尚的心靈与情操。
《天安門密件》一書究竟真假如何？是否美國炮制、意圖再一次羞辱中國的戲碼？是否北京權力游戲的另一個戰場？或者只不過是一次政治性的商業炒作？這些林林總總的新聞話題，我們都認為并非要點。天安門事件是北京當局的最大痛腳，既有痛腳，就不能阻止別人以任何目的去踩它。天安門事件是近代中國最大的政治之罪，甚至已成為縈繞不去的政治原罪，与其指責別人不居好心的踩痛腳，毋宁更應該去好好診治自己的痛腳。天安門事件之后，北京銳意改革，成效非凡，已贏得世人的羡慕与稱贊。在可見的未來，北京當局的确已到了為「六四」主動平反的時候，果如此，相信一定會得到全球更大的☆贊，千万別像孫立人案一樣，要等到一切都拖到將近半個世紀之后才亡羊補牢。
廿一世紀的中國應做出一些精神性的偉大作為，請自「六四」平反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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