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內政外交
其實，在整個格局中，基本的變數來自中國內部，特別是其演變的速度。如果演變過慢，乃至停滯不前，主政者抱持“我死之后，管它洪水滔天”的心態，則實際的效果恐怕就是四面樹敵，那時北京的外交態勢將是极其嚴峻的。
不過，筆者并不過于悲觀。由于經濟利益和文化心態的驅使，從長程眼光看，在所謂“大中華經濟圈”的范圍內(大陸、西藏、新疆、香港、澳門、台灣等)，將來雖然難免還會出現更多的摩擦和曲折，不過仍然极有可能在二十一世紀某個瓜熟蒂落時机，浮現出某种政治安排(邦聯、聯邦或其他安排)，使其相互間的關系會緩和下來，制度愈益趨同，而且其制度變遷的方向則是大陸的香港化、台灣化，而不是相反。
但是，無庸諱言，這一歷史過程必定是充滿痛苦的。而其關鍵性的因素則是中國大陸的變遷方向和速度。因此觀察中共外交政策中變与不變的東西，有助于對未來中國當局外交動向的判斷。
影響中共在國際格局中行為模式的，有兩重因素：地緣政治因素和意識形態因素。
所謂地緣政治因素，系指無論是誰、何党何派當政，作為獨立的國家利益的主体都必須如此行事的模式。例如，對南海諸島的主權要求，對日本、俄國的某种距离感，某种模糊的“遠交近攻”的外交准則，甚至還包括了中國傳統中的均勢平衡智慧等，….這是一种普遍性的長期性的因素，換言之，應當是其外交政策的基石。
所謂意識形態因素，指的是“國教”對外交方針的影響，是某种特殊歷史階段的現象。如，建政初期對蘇俄的“一邊倒”，參与韓戰、越戰，支援古巴和輸出革命等等。這是一种臨時性的因素。
在某种意義上，中國自1949年以來的外交史，就是這兩重因素的消漲起伏史。而總的趨勢是，地緣政治的因素增強，意識形態的因素減弱。應當看到，這兩方面經常是矛盾的、甚至是分裂的。我們必須把其外交政策中的這兩重因素剝离開來，使其意識形態的因素消解于無形，才能使之更加接近中國的國家利益。
問題是，意識形態的因素常常成為歷史包袱，成為實施地緣政治外交的絆腳石。而且，更不妙的是，這种因素已成為現實條件的一部份，使主政者不得不考慮。例如，目前對北韓的笨拙外交，就是這种難以扔掉的歷史包袱所造成的。
這是中國長期以來內政与外交取向分裂所付的代价。所以如此說的原因是，中國自從毛時代后期，即七十年代初与美國開始謀和后，外交与內政出現了明顯的分裂。它必定要尋求某种解決。不是外交的方向戰胜內政的方向，就是內政的极左方向戰胜外交的現實主義方向。因為內政和外交的分裂是不可能長期存在的。
眾所周知，在這一競爭中，外交所象征的路線戰胜了內政的路線，二者漸趨一致的結果，是總体上帶現實主義色彩的鄧時代。鄧的這种方針，當然是比毛晚期的內外分裂的路線更符合中國的利益。
但是,雖然江澤民在外交与內政上大体繼承了鄧的現實主義方針，然而這一現實主義是有限的。因為其基點是建立在維護其統治地位這一首要目標上的。即，它是維持權力第一，國家利益第二的。因而，不可避免的，在某些時候，為了權位，就不得不犧牲長遠的國家利益，而保護一党一私的利益。在外交上，最為明顯的是伊拉克、科索沃事件的處理，而在內政上，最大的敗筆乃至罪行，則是鎮壓民主党、法輪功和嚴控新聞网絡。
自從進入近代以來，中國并非缺乏現代外交技巧和傳統。在同各國打交道的過程中，以均勢原則為核心的地緣政治原則實際上深刻影響了中國各政權的外交方針。早在19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的官僚已懂得外交上的均勢原則。當時曾紀澤就建議請政府對藩屬安南(越南)采取對西方門戶開放的均勢政策，他形容此政策為“投一羊以斗眾虎”，由于沒有一只老虎有能力奪得該羊，因此該羊遂得幸存。這一均勢策略的平衡技巧后來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已被運用得十分嫻熟，得心應手了，聯美抗蘇就是其著名范例。
中國將來的主事者，倘在經濟力量大大增強后，如果忘記了祖先古老的平衡智慧，權令智昏，把內政上“天下歸一”的帝王心態擴張到外交，希圖稱霸亞洲乃至世界，那么，這不僅將破坏亞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穩定，同時，勢必禍國殃民，嚴重損害中國的國家利益。
明智的抉擇，正好是相反的方向。即把祖先在外交上的均勢制衡的智慧吸納進內政的安排中，從而打破權力一元壟斷的局面，建立權力制衡机制，特別是在政府的外交活動中建立起某种制度性制衡机制，使得整体的國家利益能有保障地超越主政的一党一私的利益，完全褪去共產意識形態色彩，与國際的正常政治秩序協調起來。最后，作為更高的原則，是使自身完全納入國際公認的文明規范：即使是政府維護國家利益的行動，仍必須以不侵害到國民的最基本的人權底線為界。如此，則中國幸甚，東亞幸甚，世界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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