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文學開山祖是普希金（或譯作普式庚），名作是敘事長詩“葉甫格尼，歐根，奧涅金”及歷史小說《大尉的女儿》（甲必丹之女）。他師從法國詩歌文學而更上一層樓，培育了果戈里、萊蒙托夫、屠格涅夫、綏斯托葉夫斯基、契珂夫、普宁以及高爾基等一大批文學巨匠，而最直接又別具一格開拓新域的學生，便是諷刺大師果戈里，他的喜劇《欽差大臣》，拍成電影，影響到世界。
其實他最精到的作品當屬《死魂靈》－－寫一個嗅到資本主義發展初期，銀行抵押貨款有机可乘的投机家齊齊可夫，忽發奇想，以廉价收購已死亡的農奴戶藉，當作活人，去銀行抵押巨款，頗似今日大陸流行的高官与銀行勾結，以給巨額回扣為誘餌騙走巨款，還速轉移國外，買美國國營債券，實乃“心有靈犀一點通”。齊齊可夫怀不可告人之秘密，拜訪了七個農奴領主，以种种遁詞為借口，大量收購農奴“死魂靈”戶藉。
一、第一個碰到的是一位寡婦，獨處鄉里，不諳社情，無知而謹慎，無論齊齊可夫怎樣解釋，她對出售死農奴戶藉也不放心，心怀莫明恐懼，倒是熱情地把所有農庄佳肴擺滿了一桌（使魯迅費了很大牛勁，翻譯一大篇十九世紀農庄佳肴菜譜）。
二、第二個碰到的是甜膩的坐享溫柔鄉瑪尼洛夫伉儷，夫妻恩愛得肉麻，整天除了甜膩膩，還是甜膩膩，男士附庸風雅，女士緊追文明，禮貌周到得使齊齊可夫受寵若惊，天真無邪，有求必應，已死農奴戶藉全部奉送！
三、另一個農奴主几乎被齊齊可夫當成乞丐！一身破爛，鶉衣百結，倉庫里滿是偷來的破爛：發鏽的鐵釘、近鄰的尿布和鄉親們放在井欄邊被“順手牽羊”偷來的水桶。只盼匆匆把齊齊可夫打發走，以免一頓晚餐的破費。實在不得已，不情愿地打開已拉不開門的朽破的柜櫥，拿出半塊發霉長著綠毛的“古典”蛋糕，放在三條腿的餐桌上（另一條腿，墊著一疊磚頭），三條腿的椅子齊齊可夫不敢坐，反倒摔了吝嗇的主人一大跤，猶豫再三，下了決心，拿出破瓶沒蓋的半瓶臟兮兮的葡萄酒，倒出一支死蒼蠅。家財万貫，不花分文，過著比乞丐還節省的日子。雖稍夸張，比巴爾札克筆下的守財奴老葛朗台都生動許多，更加典型和有趣。
四、最后一個是流氓型地主。聲色犬馬無一不好，尤精賭博。遇客見面熟，從市場拉到家中，買死人可以，買什么都可以，條件必須是陪他賭上几盤！狡猾的齊齊可夫明知陷井，豈肯就范，死不肯賭，就打人，齊齊可夫終于脊背上挨了几杖，狠狽逃走。
五、最具俄國佬典型性格的是綏拉莫維奇，“像一頭熊”，農庄的厚橡木大門，墩實的橡桌，結實的椅、凳、櫥、床、碗柜，所有家俱好像個個都在說：“我是一頭熊”。俄國熊的典型性格，使他親自修建的農舍、客廳、家俱什物，樁樁件件都似主人：“我是一頭熊”！這位北极熊雖然猜不透齊齊可夫葫蘆里賣的是什么藥，但狡猾的他感覺到死農奴對齊齊可夫一定价值非凡，他見到有敲詐的机會決不放過(俄國熊、蘇聯虎能連續蚕食中國相當于一百多個台灣的東西領土，是這种性格的延伸和擴大)，他還找出許多理由，不斷抬高死人价碼，漫天要价：“他還是手工藝人哪，會制作馬鞍，籠頭、還會…”“可是他已經死了呀！手藝對我來說毫無价值。”“那和一般干粗活的還是不一樣，我花了几千盧布買來的，怎么才值几戈比？”總之人物刻划高度典型化，七位領主各具典型，尤其刻划俄國熊的貪婪、狡詐，入木三分。
俄國人都說高爾基筆下《在人間》中他的外祖父形像，尤其是耍賴的樣子很像赫魯曉夫，但那是自然臨摹，藝術巨匠的典型雕塑更需功力。
魯迅篩選此書，吃力翻譯，一心把此書介紹到中國文壇，頗具苦心。他深深体會果戈里以“含淚的笑”諷刺俄國用心之良苦，是含淚的笑，与他自己寫《阿Q正傳》，明志之詩《我以我血荐軒轅》愛國襟怀略同。諷刺之辣出自愛國之深心。魯迅痛心地說，“多有不知反省的民族，禍哉，禍哉！”真是滿紙譏諷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辣！誰解其中味。
在技術上果戈里也是魯迅的老師。如《阿Q正傳》中描繪阿Q在戲台下賭錢，身心專注時的听覺效應，震耳欲聾的台上鑼鼓，仿佛在遙遠的山后一般。在《死靈魂》中寫齊齊可夫呆望逝去的馬車上的少女失魂落魄的神態中有几乎同樣的比喻。當然作為思想家魯迅對一個民族魂的刻划更集中、更概括、更具普遍性。連中國共產党也不例外，日本前外相池田勇人著書說：“中國人總是自以為是，錯過了歷史賜予的許多机會。”遠的不說，如慈禧容不得改變，卻因此危及中華民族的命運。近的如：五十年代北京大學校長，學界名宿馬寅初建議節制人口，否則后果堪憂。正好与馬克思主義批判過的馬爾薩斯人口論相似，于是從座上客拉到階下，壓在陰山背后，至死不准再說話。那怕似皇帝劉邦從善如流，肯听馬老逆耳一句忠告，當時五億人口至今多不過六、七億，豈是今日十三億。
六十年代文革開始，大學停辦，當年一九六六年時美國駐日本大使賴肖爾預見到，“中國科技將停滯二十年”，毛澤東當耳邊風，以為是帝國主義在誣蔑…一九八九年，六四學生運動，實質是要求政治改革，迎頭鏟除腐敗、官倒。當時若听從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建議，我獻出趙大軍，趙小軍，你獻出鄧朴方，鄧質方。人民是講仁義的，絕不會為難。當時的官倒不過倒彩電，壟斷對蝦，而今倒軍火，大量坏賬，掠奪國庫，海軍撞沉緝私艇等等…弄得無法收拾！
自文革后期，七十年代末，大陸各种健身气功，流行二十多年對老干部，患病及退休職工醫療保健起了极大作用，減輕了城鄉醫院過重的負擔。九十年代初，國家副主席王震，經過對比，篩選出法輪功在全國推廣，認為不僅為貧乏國庫節省大量醫藥報銷，而且“功治人心”，是社會道德回升，坏人改惡從善，吏治廉洁自新，從根本上解決腐敗，治安惡化，防止和平演變的強大輔助手段，因此將支持法輪功建議訂為國策。王震死后，羅干竟怀杞人之憂百般破坏。一九九八年下半年以喬石為首全國人大一些退休高級干部，接到大量群眾來信上訴全國公安破坏干涉法輪功練習（包括東北數省對練功人抄家、拘留、罰款），對法輪功進行了長期詳細的調查，得出“法輪功于國于民有百利而無一害的結論。”
一九九八年底前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喬石等二百余名老干部向中央政治局提出正式報告。竟被江澤民否定。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當中央及國務院信訪辦公室向江澤民匯報法輪功上訪經過時，江澤民迫不及待地打斷，揮舞雙手，大叫“滅掉，滅掉，堅決滅掉！”在討論“中南海事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党委會議上，總理朱熔基方說一句“讓他們練吧”。江澤民狠地指著他叫道…“糊涂！糊涂！亡党亡國呀！”曾被划為右派的朱熔基從此對法輪功不發一言，散會時与在場的工作人員一一握手道別。
魯迅含淚在笑。“多有不知反省的民族，禍哉！禍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