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里，知識分子之“吃香”，不僅可以從報紙上給予他們的“英模
“、“突擊手”介紹的巨大篇幅看出，也可以從社會各种“激勵机制”的 傾斜看出。在深情涌向他們的各种實惠中，有房地產銷售商打出的“博士 优惠”的廣告；有人們日常閑談“博士可以生兩胎”的玩笑；在醫學“精 子庫”的瞄准對象中，自然也少不了成名的知識分子。當然，這种傾斜， 更多地偏重科技知識分子。所以，也有人私下里把“清華”看作進政治局 的台階，把“北大”稱作秦城監獄的門坎。但正是在這個時候，一位在科學院工作的朋友說：“我們象是被利用的妓女。”
此言雖然“偏激”，但并非謬誤。其實，在一個實施“赶超戰略”的國度，在每個人都被當作實現某一國家目標的工具的社會里，所有的行業 和個人，都只有某种單一的技能或器官被使用。而作為一個人，他們的感 情、意志、興趣愛好往往是被扼殺的。馬克思把這种現象稱作人的活動對 人本身的“异化”。在西方發達國家，它主要表現在人的經濟活動對人的 异化；在社會主義國家，它則更多的表現在人的政治活動對人的异化，而 且是有政策，有目的，由國家系統推行的异化。
這种現象，在中共建國后的前三十年中猶為嚴重。所以才有以“齒輪和螺絲釘“為榜樣的荒謬口號，才有對“個人主義”的窮追猛打。無論是作為“國家主人”的工人，還是作為“可靠同盟軍”的農民，還是作為付在他們“皮”上的“毛”的知識分子，命運并無兩樣。只是對更多地“使用大腦工作“的知識分子來說，處境更酷烈而已。
使用自己的大腦，本是人与動物分离，從自然界獨立的標志；社會分化出使用大腦的階層—知識分子階層，是人類社會進化的標志。知識分子在社會分工中，行使的是“認識功能”和“价值功能”，活動于思想文化領域，作用于人的思維与心靈，成果体現為物質、精神与道德三方面的
進步。但在中共建國的五十年里，“有雄文四卷，為民立极”，一切要“ 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從所有制体系到槍杆子，都支撐著這個原則，所以知識分子的“价值功能”基本不能發揮。在“認識功能”方面，在前三十年也不能充分發揮。一次又一次大大小小的批判，將眾多的知識領域划為禁區，只剩下极其偏狹的一部分，為國家的政治欲望服務。如果說，發生在五十年代“大躍進”時期，錢學森論証“畝產万斤”事件是其“知識功能“萎縮的標志的話，發生在九十年代，在“聯合國寬容年”呼吁書問題上，“王淦昌兩次被‘利用’事件”，則是其“价值功能”消亡的一個縮影。
允許用自己的頭腦思考，是改革開放時代的標志。但這次命運轉變的契机，同時也預示了它的局限。大家或許還記得那時最響亮、至今也沒有被認真反思的一些口號，如“知識也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顯然是從歷史唯物主義的“生產力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最主
要、最活躍的因素“和“工人階級是人類歷史上最先進的階級”這些論斷中衍生出來的。人們以為，只有這樣說，才算強調了知識的作用，才能提高知識分子的地位，才把“毛”歸入“皮”的一類。孰不知，這其實仍是把“人”作為“社會發展”工具的一种論調。
誠然，在實施“改革開放”后，由于現代化建設的需要，知識的地位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這不僅表現在執政党中“白區板塊”与“紅區板塊“的換位，還表現在干部隊伍的知識化、專業化。知識分子也逐漸可以行使“認識功能”。但是，權力階層的知識化并沒有還“知識人”權利主体
的地位。人与知識一樣，仍是實現目標的工具。這不僅表現在八十年代對“人道主義”和“自由化”的批判，還表現在知識分子仍然被當作“統戰”對象，中宣部仍然掌管著國家的社會科學；思想開放依“科技界—文藝界—新聞界—理論界—思想界“逐級遞減，以至完全封閉。近期發生的“法輪功”事件，其實是執政者長期實行“愚民政策”，搞思想文化專制，萎縮知識分子的角色功能，破坏社會生態自然平衡的結果。
縱觀五十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前三十年可謂“被政治囚禁”，后二十年主体上可謂“被經濟綁架”，但愿在未來的日子里，不是被戰爭所犧牲。
(陳小雅，原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現為自由撰稿人。
原載文化中國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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