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31日電】獲得來自中共高層的信息資訊，非同尋常但并非前所未有，文革期間紅衛兵油印的兩冊毛澤東未發表的內部講話、談話（《毛澤東思想万歲》），就是從党內文件中弄出來并加以傳播，以証明紅衛兵忠于毛的每一句話；１９７２年江青允許一位美國歷史學家對她進行私人采訪，似乎也是為了鞏固她自己作為毛澤東革命伙伴的聲譽。所以，未經公開的文件和目擊者報告，總是再一次暴露這個世界上最神秘的政治系統。但是眼前這本文獻，就其本身的戲劇性而言，它所披露的記錄之丰富，以及意義的潛在爆炸性，則是空前的，它由數百份完整、不完整的文件副本构成，這些文件詳述了１９８９年春北京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的高層決策過程。雖然它并非共產党中國歷史上唯一重要的事件，但是這個世界，也包括中國老百姓，在任何歷史時期從未如同這一次那么接近中國的高層政治。
天安門學生運動最初是為了繼續支持經濟改革和自由主義，但是很快發展成為要求廣泛、深入的變革。廣場絕食學生贏得成千上万北京市民的聲援，几個星期里人們大批涌上街頭，要求政府做出答复。政府起先也是期待絕食自動停止，接著又安排有限的對話，但最終卻下令武力驅逐學生。在形成這种決定的過程中，這個党發生了自文革結束以來最嚴重的高層分裂。
已經有一些值得注目的書和一部重要的紀錄影片，以學生或者北京市民的觀點講述了天安門事件的种种。現在我們第一次有了來自中南海的看法——那里從前是皇帝的御花園，現在作為党中央、國務院的辦公室，以及最高領導人的住宅，不過中國的領導人壟斷著一种三合一的權力：在那紅牆的背后，支配著中國共產党、國務院（政府內閣）和中央軍委的，是一個很小的卻常常是非正式的委員會，大概十個決策者和他們的助手，危急關頭決定一切的“八老”，中國的凌駕憲法之上的最高法庭。其中又有三老是影響最大的，最后說了算的則是鄧小平，他除保留軍委主席之外已從所有政府職位上隱退下來，并居住在中南海外面的一個四合院，那里有他自己的辦公室。事件發生的那些痛苦時日里，許多最重要的會議都是在那里召開的。
有机构監控進入中南海的文件，并控制首都北京和整個巨大的國家。党中央每天、每小時都收到來自北京、上海和其他省市當局的机密報告；來自兩個安全部門（公安部負責國內警察運作，安全部負責外來的情報和反間諜）以及新華社國內部和國際部含有情報的新聞報告；來自軍方、中宣部、統戰部、高教部、鐵道部、農業部、工業部、郵電部以及其他內閣層次的部委的報告；以及來自駐外使館的報告。資料包括匯報學生、教授、党員干部、軍官和部隊、工人、農民、商店營業員、街道小販以及所有其他人的思想狀態；外地各省的想法、中央領導人正在考慮的政策問題；媒体、院校以及國際上的政治評論；鐵路交通流量；民間私下的議論，街談巷議；等等。
這樣的資料通常只分發給四十個左右的頂尖級領導人，但其中多數人得到資料是有一定限制的，唯有五個政治局常委加上“八老”可以得到更丰富的資料。（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中國是正式的政治上的最高權力机构，雖然在憲法條款上寫明的這個角色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來擔當的，它只是近來才從歷史上的所謂“橡皮圖章”狀態中稍微擺脫出來一點。）某些文件只提供給一個或几個領導人。總之，這些報告非常詳細地告訴我們，中南海的決策者們是怎樣觀察他們身邊發生的重大事件，和怎樣評估對他們統治的威脅的。
再加上這些領導人的正式、非正式的會議的記錄、關于他們私下談話的報告。從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在一小撮意志堅強的領導人之間所發生的殊死衝突，以及每個人的空前活躍的性格。我們獲悉當他們討論事態時，最后的決策者說了些什么：他們是如何討論學生的動机的，他們又是如何識別他們的主要敵人的，是什么樣的擔憂支配著他們去尋找解決辦法，為什么他們等待了那么久，并且下令軍隊朝廣場開進之后就不再等待，以及他們給軍隊下的是什么命令。也許最戲劇性的是，我們有了明确的証据：誰在關鍵問題上投的什么票、以什么理由投的票。
文件透露，如果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決定為优先選擇的話，那么常委會是以三票多數決定堅持跟學生對話而不是宣布戒嚴。如果那樣的話，中國新近的歷史和它跟西方的關系將完全不同。中共如果跟學生對話下去，就會打破平衡導致政治上的改革，那么中國今天可能已經是一個開放的社會，甚至是一個選舉制的民主社會，并且可能是在一個改革過的共產党統治之下。然而，分裂的政治局常委會承諾著一項秘密委托：凡是嚴重分歧必須提交元老來處理。元老們反過來決定穩定壓倒改革，廢黜總書記趙紫陽，展開鎮壓，“保衛革命”，并提拔江澤民統治中國直到今天，其結果是十年多來中國在政治上倒退、与西方關系緊張。
今天，終于有人可以站出來以其最強烈的方式再次爭取民主政治：揭露六四真相。
雖然我和這個密件的匯編者一樣深為激動，但是我作為學者并不能分享他從一開始就具有的政治目的。正如他在緒言中所暗示的，他希望天安門文件可以証明學生運動是合法的、出于善意的，但政府錯誤地處理了它，而學生与市民要求開放和對話本應得到尊重。他相信如此便可以帶來一系列政治上的改革，允許新聞自由，自治的學生組織以及工會等等。無疑，這樣的改革將會根本改變共產党的統治性質，而這位匯編者相信，這是中共維持其在中國的合法地位的唯一途徑。
這樣一种激進的改變，必定會引起一場劇烈的政治搏斗，其過程就像１９８９年那樣在中國出現了強硬路線。最高領導人的地位再一次處于危險之中。當我翻譯和編輯這本書的時候，我試著估計它可能對誰有利、對誰不利。我的結論是，我自己和匯編者并不替中國領導人承擔責任。
依我的看法，這本書的出版可能損害眼下在中國最有權勢的兩個人：江澤民和李鵬，并因此提高另一些他們在高層的對手的權威。既然中國的領導階層已將錯誤路線深深地貫徹到這個党的任何層次，那么這個政治体系的數百万官員便難以不被感染。
江澤民是中國最高領導人，占据三位一体的党總書記、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這是中國政治結构的三條腿，“國家”相當于西方概念上的政府，其中包括一屆內閣稱為國務院，以及議會稱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支配中國共產党，才是權威的真正來源，它做出最重要的決策，然后移交給國家机器去執行。軍隊則是一個獨立的權力結构，僅僅通過中央軍委對最高領導人負責。）江澤民的總書記任期到２００２年１０月結束，他的國家主席任期也到２００３年３月結束。一些評論者認為，他打算保留軍委主席一職，以便作為党的一個元老繼續在幕后發揮影響力，一如鄧小平在這本書所描述的那個時期所干的那樣。
１９８９年江是上海市委書記。那個時期他基本上沒有什么令人可憎的行為，雖然他關閉《世界經濟導報》至今為知識分子所廣泛譴責。《天安門文件》揭露，江澤民攀上最高權力，乃是通過一种在憲法上不合法的程序，５月２７日由元老們投票指定的，元老們選擇他，僅僅因為他圓滑、謹慎，并且處于中央派別爭斗之外。雖然這依然令人怀疑，但是這個細節卻是第一次揭露出來。這些細節的披露勢必從根本上削弱江的權威。江澤民并非必定是一個政治上的保守分子，他對极左派的迎奉有時候只是一种平衡術，以此維持他自己的權力。削弱他將減少政治改革的一個障礙。
更嚴重地遭到這些文件殺傷的，是處在這個党權力結构第二位的李鵬。李鵬除了是政治局常委，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委員長。他在党和國家的任期跟江澤民一道結束（分別是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３年）。
１９８９年李是總理，他干的坏事，我相信大多數中國讀者都覺得唯有叫他下台才解气。李鵬并非僅僅如同人們已知的那樣，主張強硬對抗學生，后來并在電視上宣布戒嚴，文件顯示他操縱情報誤導鄧小平和其它元老，使他們覺得學生的示威抗議是直接衝著他們個人來的。《天安門文件》也揭露他在鎮壓后，使用特務和警察机构搜集情報迫害自由化的官員和知識分子。
西方讀者對文件中記錄的李鵬的表現，可能比中國讀者容易接受。李鵬也許是１９８９年以來中國最能干、最果斷的政客。他在壓力之下表現得強硬、精力充足，處理困局冷酷并且清醒。李鵬把這次學生運動看做是對現政權的致命挑戰，也許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他的判斷并不錯。的确，從文件里可以看出李鵬報复心重、敏銳、政治上堅定，決不是机會主義者。他認定共產党就是要獨裁，并絲毫不因此而害羞或害怕。從該文件來看，他對廣場的屠殺似乎也沒有直接責任。對廣場不适當地使用野戰軍并失去控制，鎮壓便演變成屠殺，盡管并沒有下令屠殺。
然而，只有在一种多元文化之下才可能不譴責一個政客能干地干坏事。中國讀者必定將李鵬置于歷史罪人的地位。他是保守勢力的最高代表，這個勢力相信中國只要堅持党的領導和堅持社會主義，就能夠度過當前的危險期。自從天安門事件以來，這個保守勢力發揮了很大的能量，反映在政治上再次緊縮，監禁异議分子，關閉自由化的報紙雜志，壓制社團，以及在國際上對抗人權。李鵬在政治上的逐漸失勢，也意味著自由主義改革的可能和跟西方的緩和。
李鵬自１９８９年以來在政治局里有三個盟友：李鐵映，１９８９年的政治局成員和教育部長，當時拼命勸阻學生留在校園里；羅干，李鵬的門徒，國務院秘書長，１９８９年負責李鵬強硬派策略的細節處理，包括指揮公安部、安全部和武裝警察，到２０００年他在政治局分管外國情報、對外反間諜、國內警察和司法系統；姜春云，１９８９年的山東省委書記，處理當地危机避免了流血，但在政治上靠近李鵬，比其他地方領導都更贊同強硬路線，所以后來獲得一系列晉級，并進入政治局。此三人都可能受到這本書的損害，最后的效果將是進一步打開改革的通路。
原載《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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