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七月初，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雷克的一次大陸之行，引起台灣朝野的高度緊張，原因就是此前由美國白宮發言人宣布的雷克訪華行程中，特別包括了一項赴上海會見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的內容。
台灣方面認為，美國總統顧問前往中國大陸，特別要會見汪道涵，似有出賣台灣之嫌。其實，如果僅此汪道涵表面職務分析的話，海協會是為便于海峽兩岸有個初級溝通的渠道而建立，所以由海協會會長代表中共政權与美國政府官員談判台灣問題，根本不合中共政權運作常識。
換言之，當年海協會會長之所以被安排到汪道涵頭上，主要原因是當時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已經撤消，而曾為江澤民“恩主”的汪道涵因為此時已經在扮演紅朝“國師”的角色，所以江澤民必須給汪找一個既不受“取消干部終身制”之后的老干部离退休年齡標准“正部級干部六十五歲封頂”的制度，同時又体面風光的适當位置，而汪道涵在他那一代領導干部中，是公認的“最有貴相”的一位，再加上知識分子出身“江澤民在上海交通大學的學長”和過去支持外經、外貿工作的經歷，故中共高層的其他領導人即使對江澤民這一安排有看法，也沒有理由反對。
如此說來，雷克這位克林頓的國家安全顧問，僅僅是從外交角度；而汪道涵這位“國師”則是全方位的幕僚角色——無論是外交還是內政，台灣問題不過是汪道涵在各類治國安邦方針政策上幫助江澤民出謀划策的內容之一。
所以，雷克事先計划到上海与汪見面，唯一的原因恰恰不是汪道涵擔任海協會會長職務，而是因為汪道涵同他雷克在各自國家領導人面前扮演的角色相同。
當然，獨裁政治條件下的“國師”，無論就哪方面提出諫言，無論是內政還是外交；無論是具体到台灣政策，還是中美關系走向，如果不被采納另說，如果被“确認可行”，也必須由君王本人昭告天下，或者由君王本人向外國來使宣布，“國師”畢竟僅僅是國師，同胡耀邦、趙紫陽時代鄧小平扮演的“紅朝慈禧”是不一樣的。
党內三大伯樂之一
大清王朝末代皇帝溥儀的“帝師”庄士頓曾經以他的宮廷經歷為原形，撰出一本“紫禁城的黃昏歲月”，如今，中國大陸的共產王朝是否已經步入“黃昏歲月”，人算不如天算，而直到被迫“退居二線”時都從來沒有進入過中央委員包括候補委員序列的汪道涵，反而在遲暮之年實際進入中共決策層，在中南海里消磨自己政治上的黃昏歲月，而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共“第三代領導集体核心——江澤民的紅朝帝師”還要從汪道涵當年所表現出的伯樂慧眼說起。
七十年代末鄧小平一步步掌握中共領導權后，一方面推出改革開放和開展經濟兩杆大旗，一方面在陳云的大力配合下，著手解決共產党政權后繼無人的問題。
鏟除領導干部“終身制”，“建立干部接班梯隊”的舉措相繼推出。
与此同時，又因為否定“文革”而進行的“落實政策”，得以使曾被毛澤東打翻在地的大批老干部“獲得第二次政治生命”，動員這批老干部把第二次上台后還沒有坐熱的權利交椅心甘情愿地交給年輕人，困難程度可想而知。
不過，因為貪權職位而拒不承認自然規律的老干部也不是全部，不如當時的中共電力部部長劉瀾濤就非常主動地提出把自己第一把手的位置讓給李鵬；當時的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常務副部長“實際主持工作的李一民，就再三要求盡快退位，并力主讓新提拔的副部長喬石出任部長，正是因為有劉瀾濤和李一民的大力舉荐和及時讓賢，才有了李鵬和喬石坐上中共第二、第三把交椅的今天。
而江澤民之所以有位居李、喬之上的今天，則是得益于他養父江上青的老戰友、他本人的老上級汪道涵的長期培養，大力保舉和及時讓賢，這樣說來，汪道涵、劉瀾濤、李一民可謂中共元老群体中的三大“伯樂”，個個都是慧眼識珠，分別成就了如今中共接班集体中的一、二、三把手，上述三大“伯樂”中，劉瀾濤年齡最長，去世最早，而靠發動紅色學運起家的李一民則在去世之前赶上了中共鎮壓八九學潮，一年多后便怀著對“共產党也鎮壓學潮”的百思不得其解，憂憂而死。碩果僅存的汪道涵則被江澤民禮聘為“紅朝帝師”，挂名海協會會長，不過是為了讓他在長期問政過程中便于公開拋頭露面的具体名分，事實上，所謂“對台政策”、“兩岸關系”之類問題在汪道涵的問政內容中至多排在二、三檔次，他更多的精力實際上是放在為江澤民應付內政的排憂解難方面。
文章來源: 名將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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