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七月初，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雷克的一次大陆之行，引起台湾朝野的高度紧张，原因就是此前由美国白宫发言人宣布的雷克访华行程中，特别包括了一项赴上海会见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的内容。
台湾方面认为，美国总统顾问前往中国大陆，特别要会见汪道涵，似有出卖台湾之嫌。其实，如果仅此汪道涵表面职务分析的话，海协会是为便于海峡两岸有个初级沟通的渠道而建立，所以由海协会会长代表中共政权与美国政府官员谈判台湾问题，根本不合中共政权运作常识。
换言之，当年海协会会长之所以被安排到汪道涵头上，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已经撤消，而曾为江泽民“恩主”的汪道涵因为此时已经在扮演红朝“国师”的角色，所以江泽民必须给汪找一个既不受“取消干部终身制”之后的老干部离退休年龄标准“正部级干部六十五岁封顶”的制度，同时又体面风光的适当位置，而汪道涵在他那一代领导干部中，是公认的“最有贵相”的一位，再加上知识分子出身“江泽民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学长”和过去支持外经、外贸工作的经历，故中共高层的其他领导人即使对江泽民这一安排有看法，也没有理由反对。
如此说来，雷克这位克林顿的国家安全顾问，仅仅是从外交角度；而汪道涵这位“国师”则是全方位的幕僚角色——无论是外交还是内政，台湾问题不过是汪道涵在各类治国安邦方针政策上帮助江泽民出谋划策的内容之一。
所以，雷克事先计划到上海与汪见面，唯一的原因恰恰不是汪道涵担任海协会会长职务，而是因为汪道涵同他雷克在各自国家领导人面前扮演的角色相同。
当然，独裁政治条件下的“国师”，无论就哪方面提出谏言，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无论是具体到台湾政策，还是中美关系走向，如果不被采纳另说，如果被“确认可行”，也必须由君王本人昭告天下，或者由君王本人向外国来使宣布，“国师”毕竟仅仅是国师，同胡耀邦、赵紫阳时代邓小平扮演的“红朝慈禧”是不一样的。
党内三大伯乐之一
大清王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帝师”庄士顿曾经以他的宫廷经历为原形，撰出一本“紫禁城的黄昏岁月”，如今，中国大陆的共产王朝是否已经步入“黄昏岁月”，人算不如天算，而直到被迫“退居二线”时都从来没有进入过中央委员包括候补委员序列的汪道涵，反而在迟暮之年实际进入中共决策层，在中南海里消磨自己政治上的黄昏岁月，而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江泽民的红朝帝师”还要从汪道涵当年所表现出的伯乐慧眼说起。
七十年代末邓小平一步步掌握中共领导权后，一方面推出改革开放和开展经济两杆大旗，一方面在陈云的大力配合下，着手解决共产党政权后继无人的问题。
铲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建立干部接班梯队”的举措相继推出。
与此同时，又因为否定“文革”而进行的“落实政策”，得以使曾被毛泽东打翻在地的大批老干部“获得第二次政治生命”，动员这批老干部把第二次上台后还没有坐热的权利交椅心甘情愿地交给年轻人，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不过，因为贪权职位而拒不承认自然规律的老干部也不是全部，不如当时的中共电力部部长刘澜涛就非常主动地提出把自己第一把手的位置让给李鹏；当时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常务副部长“实际主持工作的李一民，就再三要求尽快退位，并力主让新提拔的副部长乔石出任部长，正是因为有刘澜涛和李一民的大力举荐和及时让贤，才有了李鹏和乔石坐上中共第二、第三把交椅的今天。
而江泽民之所以有位居李、乔之上的今天，则是得益于他养父江上青的老战友、他本人的老上级汪道涵的长期培养，大力保举和及时让贤，这样说来，汪道涵、刘澜涛、李一民可谓中共元老群体中的三大“伯乐”，个个都是慧眼识珠，分别成就了如今中共接班集体中的一、二、三把手，上述三大“伯乐”中，刘澜涛年龄最长，去世最早，而靠发动红色学运起家的李一民则在去世之前赶上了中共镇压八九学潮，一年多后便怀着对“共产党也镇压学潮”的百思不得其解，忧忧而死。硕果仅存的汪道涵则被江泽民礼聘为“红朝帝师”，挂名海协会会长，不过是为了让他在长期问政过程中便于公开抛头露面的具体名分，事实上，所谓“对台政策”、“两岸关系”之类问题在汪道涵的问政内容中至多排在二、三档次，他更多的精力实际上是放在为江泽民应付内政的排忧解难方面。
文章来源: 名将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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