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世界最多的農業人口，但人平均耕地不到世界平均的三分之一，農業剩余人口高達五億。中共官僚群体對貧窮農民的橫徵暴斂，是今天中國社會最大的不穩定因素。跨進二十一世紀的中國面臨著無數的困惑、焦慮和難題，而最大的世紀難題莫過于中國的農業危机：農業耕地銳減和農村龐大剩余勞動力的衝突，中國城鄉二元化制度的困境,不但拖慢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更已成為今天中國社會不穩定的最大因素，而且在可見的將來看不到絲毫可以緩解的希望。農業危机可能是二十一世紀中國人做不完的夢魘。而中國即將加入WTO，亦有可能將中國農業危机提前引爆。
中國人平均耕地不到印度一半
以人口結构而論，中國是一個龐大的農民國家，中國現人口十三億，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即九億是持農業戶口的農民。人口專家們普遍預測，到二?三?年，中國人口將達十六億，而農業人口也勢必增加到十一億。但另一方面中國又是世界上土地資源最貧乏的國家之一。
中國的可耕土地少得可怜，人均耕地据一九九六年的統計為一點三畝，不到世界人均水准的三分之一，甚至只及印度的百分之四十二，而且耕地還因工業占地和生態惡化在逐年遞減，進近十年中國平均每年減少耕地九百四十万畝。
中國農業部農研所研究員溫鐵軍指出：「人地關系高度緊張一直是中國不可能根本解決的最基本的國情矛盾。」有限的土地無法養活巨量人口，造成中國農業人口的嚴重過剩，到世紀之交中國已有五億多農民過剩（即失業）。在無地可耕及農村的日趨相對貧困情況下，大量農業人口流往城市謀生，形成浩浩蕩蕩的民工潮、盲流潮。
農村民工對城市的衝擊
到底中國目前有多少農民流落城市？中共官方無統計數字公布。一般估計約三千万到八千万左右。《中國与世界》報導，在中國第一人口大省的四川，絕大多數男性壯年勞動力已流往城市和沿海地區打工，剩下耕田种地基本是老弱婦孺。百分之五十三是婦女，在一些經濟發達地區婦女勞動力甚至占到百分之八十，另外殘疾人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湖北監利縣鄉党委書記李昌平向總理朱噷基陳情的信中稱，他
所在的棋盤鄉四万人，外出打工者竟多達二万五千人。
寵大的農村剩余勞力衝擊城市
龐大的農村剩余人口對城市形成巨大衝擊。第一，在城市工人下崗嚴重的情形下，城市無法消化源源不絕涌入的農村民工；第二，農村民工因沒有城市戶口不能享受城市設施和福利而淪落為城市邊緣人，形成無恒居無職業游蕩不定數量惊人的流氓無產者隊伍，大陸稱之為「盲流」，是目前中國治安惡化，犯罪事件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
深圳一位經濟學家到監獄訪問一些民工死囚犯。有位囚犯這樣說：我們這些人生來一條爛命，吃不飽穿不暖，受人歧視，死無所謂。顯然是一种走投無路的亡命之徒心態，具有強烈的反社會傾向。据悉目前百分之七十的城市犯罪是外地民工作案。廣東公安部門透露，珠江三角洲地區，深圳特區除外，每年都會發現數以百計的無名尸体無法破案，因為遇害的都是身份不明的民工。同時全國各地重大殺人惡性案件也多是民工作案。目前在中國開始猖獗的地下黑社會犯罪組織亦有一部份是由農村民工結夥組成。
中國龐大的農業剩余人口對城市的這种壓力只會有增無減，而且隨著中國工業的現代化升級，城市和農業的失業人口也會繼續上升。一個流蕩城市但卻無法被城市容納龐大的游民群体顯然是中國社會穩定的极大隱憂。
將農民束縛在土地上的城鄉二元身份制度不适用于今天中國的自由經濟發展，而且更不符合時代的人權標准，但中共推行几十年已成了騎虎難下，積重難返的死結。一位中國國情專家說，雖然已有許多人呼吁取消城鄉戶口制度，讓農民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國民待遇。但如果戶口制一取消，中國各大城市一夕之間就會被潮水般涌來的農民所淹沒，以致癱瘓，當局為了穩定只有硬著頭皮將這不人道的制度繼續維持下去。
農民負擔沉重是社會的最大隱患
由于勞動力過剩，土地匱乏，農業技術落后，國家對農業基建投資的減少，以及國家為保障城市居民對農產品价格的人為壓低，農民种田已完全無利可圖，甚至嚴重收不抵支，越种田越貧窮。更可怕的是國家還要在中國最低收入階層的農民身上剝一層皮，加以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層層加重農民的負擔（見本專題蔡詠梅文）。造成的第一個后果是大量農田被拋荒棄种，如在湖南一些地區，荒蕪的農田竟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使農業生產進一步萎縮。
第二個后果更嚴重，已造成廣大農民和中共農村基層政權緊張的對立關系，雙方的衝突隨時一触即發，是今天中國社會不穩定的最大危机。
据海外傳媒報導，農民因不堪負荷抗稅抗捐集体上訪鬧事，近年平均每年多達十二万宗，平均每天三百余起，嚴重的甚至發生上万農民暴動。如一九九九年的湖南宁鄉一万多農民在省城長沙示威游行抗議地方政府的苛捐雜稅，与一千多名武警嚴重衝突，造成二百多人死傷。又如在去年八月的江西丰城農民暴動，四万多農民衝擊鄉政府和干部的家，騷亂延續了整整五天，當局出動兩千武警鎮暴逮捕了五十多個農民，事件才告平息。
可以說，中共政權對中國農村的控制几乎是靠專政机器的恐怖暴力維持，在中共專政机器力有未逮的農村地區，中共的鄉村政權已趨向瓦解。大陸報章上常有當局下鄉緝私、追逃犯，解救被賣婦女，以及徵糧徵款時，遭到村民包圍攻擊，鄉村干部或畏怯逃避或乾脆与村民站在一條陳線的報導。
農民負擔過重引發的危机早已引起中共上層的警覺，在九十年代中期中共最高領導人江澤民、朱噷基視察農村，問農民最需要甚么，農民竟回答說需要陳胜、吳廣，使中共領導大吃一惊。但中央三令五申要減輕農民的負擔，最近總理朱噷基在山東考察，更指示要把減輕農民負擔作為頭等大事來抓，竟令不出北京，地方干部公然抗命，甚至收繳中央要求有減輕農民負擔的文件。
農民要養中共龐大官僚群体
農民負擔過重實際是中共体制問題。中國傳統農業社會，基層政權無非一個縣衙一個縣太爺，兩三個師爺，几個衙役而已，但現在寄生在農民身上的卻是數量惊人的龐大官僚群体。農民要養的衙門和冗員太多。即使小小一個鄉鎮即有几十個衙門，如計生站、農經站、農机站、農業站、林業站、畜牧站、水利所、農電所、財政所、民政所、司法辦等等，不胜其多，而且每個衙門編制都是几百人，蝗虫太多，權力沒有監督制衡，享有特權的蝗虫的胃口因又變得特別貪婪。此外還有應該國家投資的學校、醫院，以及修路建橋等等，都全要農民負擔。農民交不出，地方干部就采用暴力。農民苦不堪言，干部也覺得委屈。
大陸學者曹錦清在他河南農村考察的報告文學《黃河邊上的中國》也報導了農村基層干部的看法。
一個縣委的秘書說，中央年年下文件要減輕農民負擔，但實際情況是年年再增。該縣是貧困縣，工商業不發達，縣鄉財政主要靠農業，教育是最洎重財政包袱。他說縣鄉行政机构龐大人員過多，而辦公條件卻与發達地區攀比，紛紛追求現代化，再窮的鄉都要配備二、三輛小車，主要干部還得有手机、BP机，僅此一項每年就得花費八万十万。一鄉如此，全縣十九鎮，加上縣党政各部門開支就更惊人。此外還有縣、鄉、村三級每年應付各种檢查的請客、招待費，都得靠向農民罰款和种攤派集資。
朱噷基曾提出行政改革即所謂精兵簡政。但該秘書說，精兵簡政搞了几次，反而是越簡越多，每年派給該縣的大中專畢業生就有五百人，退役軍人三、四百人，都得安排。精簡一兵，摔掉一個飯碗，精簡一個部門，摔掉一批人飯碗，他們一定會跟你拼老命。
因此有個鄉党委書記向曹錦清訴苦說：「我在鄉政府干了八年，為推行計划生育、為徵糧派款，我抓過人，牽過牛，扒過房子，干過許許多多違法亂紀的事。按法律要判我二十年徒刑，也不算過份。老實說，如果完全按目前法律辦事，只有兩個結果，一是根本辦不成事，二是要認真落實上級任務，必然犯法。」這些「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甚至挖苦說，他們是被逼良為娼，上頭（上級政府）在立牌坊，而他們則當婊子。
農民說，解放前壓在他們頭上的是三座大山，而現在他們頭上的是層層數不清的大山，根本透不過气來。此体制不改革，中國農民永遠沒有休養生息的一天。
加入世貿中國農民雪上加霜
中國農村目前的困境至今無任何抒解的希望，相反中國即將加入WTO，中國農業將更會雪上加霜。美國平均一個農戶經營一百八十五公頃良田，一個美國農民能同時養活九十八個美國人及三十四個其他國家的人。全國人均耕地只有零點一公頃，平均全國每塊耕地面積僅半公頃的中國農業如何与美國競爭？大陸的專家說，到時中國農村的失業人口會再增加九百万，對城市的壓力會進一步增強。
中共決策專家們一度希望農村鄉鎮企業可以消化農村剩余勞動力，但實際鄉鎮企業容納量有限，專家估計最多八千万人就達飽和，而且九十年代中國鄉鎮企業已開始走下坡路。技術設備落后，效率低下，產品粗劣，競爭力大幅滑落，尤其這几年大陸經濟出現供大于求的通貨緊縮，不少鄉鎮企業虧損倒閉，又釋放出一部份被吸收的農村失業人口。而且農民鄉鎮企業目光短淺，對中國自然資源和生態的破坏相當嚴重，据悉中國環境污染，如水資源有很大一部份是遍地開花的鄉鎮企業造成的。
中國的人口是中國現代化一個永遠卸不抖的包袱，而龐大的農業人口更是中國農業前景的沉重拖累。中國農業的出路在何處？這是誰也回答不到的問題。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們只有寄望中共整体性的改善，并制訂一個合理的農業政策，加上人類二十一世紀后科技的進一步突飛猛進，如基因工程的突破，或許可以為中國的九億農民帶來一條生路。
(轉自開放雜志2001年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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