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成語“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和“一言九鼎”，都是形容一句話的巨大力量。古往今來的思想家，不是以一套体系揚名，就是以一部巨著傳世；然而也有一位思想家，就靠著一句話而永垂不朽。十九世紀的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勛爵(LordActon)就是這樣一位一言傳世的思想家。我們之所以知道阿克頓的大名，僅僅是憑著他講過的一句話——“權力使人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敗”。
說來也有趣，阿克頓這句名言原本竟不是寫來為發表的!阿克頓這句話不是寫在他的講稿里或著作里，而是寫在他給朋友克萊頓(MandellCreighton)的一封私人信件中。這位朋友生前也沒有發表這封信件，死后其遺孀整理出版了他的來往書信集，這才使得廣大讀者第一次知道阿克頓的這句話。
正所謂“國家不幸詩人幸”，阿克頓的這句名言在二十世紀廣為流傳，實在是因為二十世紀多災多難，自由主義屢受抨擊嘲笑，一再被世人拋棄，各种各樣的獨裁者應運而生，紅极一時，人們在飽嘗了形形色色的絕對權力之害后，才不約而同地回想起阿克頓的這句至理名言。阿克頓生前的名气主要來自他主持編寫的《劍橋現代史》，如今，這部多作者多卷本的煌煌巨著早已乏人問津，可是，阿克頓那句寫在私人信件里的話卻獲得了不朽的生命。
阿克頓警告人們防止權力的腐敗作用，他強調對于掌權者必須用普遍的、固有的道德標准去評判。在這一點上，他和鼓吹掌權者可以不擇手段的馬基雅維里針鋒相對。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一向認為掌權者應該具有高出眾人的道德品質，比阿克頓還更阿克頓，可惜的是，在現實生活中，許多人卻往往連常人的道德標准都棄之不顧，對掌權者的种种敗德劣行百般辯護。在我看來，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一向是專制社會。一方面是掌權者享有絕對權力，導致掌權者的絕對腐敗；另一方面是人民的絕對無權，絕對的無權也會導致腐敗，導致另一种腐敗即導致犬儒。當台灣變成民主社會后，人們對掌權者不是也提出至少是不低于普通人的道德標准了嗎?那些為人處世違反普遍道德標准的人不是飽受抨擊，坐不住了嗎?
阿克頓還有一句名言。他說:“大人物都是大坏蛋。”這使人想起伏爾泰的一句話:“倘若偉大是指得天獨厚、才智超群、明理誨人的話，象牛頓先生這樣一個十個世紀以來杰出的人，才是真正的偉大人物；至于那些政治家和征服者，那個世紀也不短少，不過是些大名鼎鼎的坏蛋罷了。”
阿克頓的思想中還有一些值得今人重視的東西。作為一個歷史學家，阿克頓不大喜歡國家史或民族史。長期以來，歷史書主要是記載本國家或本民族的歷史。人們總是對自己的國家和民族的歷史最感興趣，而對其他國家其他民族的歷史則知之甚少或不感興趣。問題是，這种基于本國本民族的歷史書常常在鼓勵人們好戰，鼓勵人們自我中心，以鄰為壑。阿克頓偏愛思想史或曰觀念史，因為思想或觀念是無國界的。
阿克頓對民族主義深怀戒心。特里維廉(G‧M‧Trevelyan)回憶到，阿克頓曾經對他說，那些建立在單一民族統一体之上的國家，象當代的意大利和德國，很可能對自由是有害的。特里維廉說:“當時我不懂他這話是什么意思，現在我懂了。”阿克頓沒有提到日本，日本也是一個建立在單一民族統一体之上的國家。如此說來，德、日、意三國后來成為法西斯，大概不是沒緣由的。
中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照理說，在中國鼓吹民族主義，鼓吹排外仇外思想是不容易得逞的。确切地說，在中國鼓吹民族主義，鼓吹排外仇外思想，由于它勢必會刺激起本國之內其他少數民族的民族主義和排斥漢人的思潮，因而會激化國內矛盾，未必有利于達到鼓吹者試圖強化國家整合的目的。畢竟，所謂中華民族并不是一個种族概念而是一個政治概念。有些自稱為民族主義者的人士也感覺到這層問題，于是便有意識地采取了雙重標准，他們在面對西方民族時似乎是文化的相對主義者，而在面對本國的少數民族時又變成了文化的絕對主義者，他們激烈地反對所謂西方文化霸權，但從來不反省漢民族對別的少數民族的文化霸權。對于這种人的民族主義高調，我們恐怕還是不要太當真才好。
－－原載《動向》雜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