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這是唐朝詩人杜甫在一千多年以前對農民的寫照，杜甫的偉大不僅在於用詞形象，更因他那關切農民悲苦命運的深厚情感。一千多年以後的今天，面對農村人慘淡的生活現實、稍有側隱之心的人，都會對農民階層的命運產生同樣的感受。
《南方周末》2000年4月21日24版有一段圖文素寫，飽含著記者的良心。
甘肅岷縣，車換生一家有4口人，妻子包明珍和兩個儿子，一個9歲，一個3歲。他家住在岷縣寺溝鄉紙房村六社，有一畝承包地，五分种馬鈴薯，五分种小麥。种馬鈴薯的五分地一年大概能收600斤，种小麥的五分地一年大概能收150斤（施化肥能收200斤，可他家買不起化肥）。150斤小麥留30斤作种，余下的還夠全家人吃一個月；600斤馬鈴薯留100斤作种，余下的約夠全家吃兩個月。除了這些，車換生拉架子車每年還能收入300元左右。這就是西部一家農民的溫飽狀態
中共建政以來，曾一度將農民的“政治地位”捧上天，甚而擺到很高尚的位子上——城里人要下鄉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雖然農民兄弟們歷經了五十年代的資產充公，六十年代的餓殍遍野和七十年代的逃荒要飯，但還是發自內心感謝共產党給了他們种种高帽子。
尤其是鄧小平把原來屬於農民的土地歸還給他們去耕种時，中國的數億農民便虔誠地拜他為恩人了。雖然土地承包從鳳陽小崗的農民冒生命危險簽字畫押而始。
善於玩弄權術的歷代執政者們，千百年來實施著一以貫之的愚民政策，貫輸著無盡的愚民意識。反過來，還要厚著臉皮，大言不慚地告誡世人——農民愚蒙，需要教育，需要開化。毛澤東年輕時搞農民運動，將農民吹成創造歷史的英雄，利用無數農民的生命，奪取了政權，一俟入主紅牆，又一刻不停地把農民拋入中國社會最低層的經濟地位上。當然，他主觀上有些讓農民翻身的意思。客觀上，卻成了農民的天敵——專制者。
跨世紀之際，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先生說過一段話，中國如果不盡快縮小東西部差距。城鄉的差距和貧富的差距，中國社會將後患無窮。
這三大差距中的“西部”“鄉”“貧”三個概念的主要載体不出乎兩個字——農民。
前邊提到的甘肅農民車換生32歲，全家的財產有3間土房，一輛架子車，一頭豬崽，一床棉被，30斤小麥种和一袋化肥袋裝的洋芋。今天給雇主拉藥材掙了兩元錢，他說運气真好。
妻子包明珍沒有鏡子，想看自己的時候便瞅瞅牆上的鏡框，那里面有她做姑娘時的照片。包明珍說現在自己与照片上的一點都不像了，她喜歡原先照片上的樣子。包明珍會做一手絕好的面食，但她很少有顯身手的机會，家里更多的是一天三頓的洋芋湯。已快是麥子揚花的時節了，高原上午的陽光很燦爛，有時甚至照得人睜不開眼睛。包明珍還不到30歲，沒病的時候臉上會顯出青春的气息，甚至還有几份嫵媚，但更多的時候臉上總蒙著一層土灰色。西部那么落後，農民這樣窮，是因為他們不夠勤勞嗎？是因為他們不愿動腦筋嗎？亦或如千年之前的陳胜所憤不平“王候將相宁有种乎？”顯然都不是，真正根源在於農民從來就沒有過自己真正的社會權力和政治地位，從來就沒有過自我教育的物質條件，更沒有過說話算數的政治机會。
朱熔基總理想作點實事，搞糧食改革。試圖盤活糧食流通体制，救救農民，到頭來触動了龐大的“糧耗子”官僚体系，遭到千撓百阻，終以糧改政策失敗告結束。這一折騰，又苦了農民。糧价不但未升反降。98年，99年兩年，農民辛辛苦苦种糧食，有了好收成反要陪錢——真是苦不堪言，農民沒有屬於自己的經濟地位和經營權力，進入市場里，糧价國家控制，种糧的生產資料也由國家控制价格，糧价很底，原料很貴，剪刀差一張，便要了農民命。舉世無有的白條子，壓滿了農民的箱子底，几乎所有的部門都可以用白條子与農民交易，農民就象為漁民捕魚的鷹隼，或者象自己養的老黃牛一樣，只有為別人收獲的權利。种地不掙錢，生活艱難，又何談教育。
《南方周末》寫道：1988年的時候，車換生上過掃盲班，至今仍保存著那本掃盲課本，用一層硬硬的黃色塑料布包著。車換生几乎能認識里邊所有的字，還能流利背誦出課本里的不少句子：
“陽光普照，富民政策好；芝麻開花，生活節節高”、
“發展生產，講究吃穿用，告別貧窮，甩掉落後帽”等等。
鄰居家的孩子車情蘭5年級沒畢業就因交不起學費而失學了，只好經常到車換生家讓他教識字。每次車換生都教得异常認真，臉上還洋溢出少有的笑意。
可怜天下父母心，即使在農村。哪個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考上大學？哪怕是高中畢業？可這愈來愈貴的學費從何而來呢？雖說是社會主義中國，但已沒有了免費的學校。希望小學似乎搞得很熱鬧，可誰心里不明白。這又是統治者沽名釣譽的手腕罷了。脂抹粉也罷，杯水車薪也罷，從根本上不改變農民的經濟地位，一切行為都是本末倒置，費盡善良人的錢財建起的希望教學摟終究要空蕩下去。四十歲以上的農民自認倒霉，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正如此，他們對後代子女的文化教育的殷切期望，是城里人遠不能体味到的。
在今天，有多少身為農民的父母心里流著淚水望著失學的儿女卻無可奈何呀！
再看農民的政治權力，村民自治，村民直選，在媒体上也熱鬧了一陣子，很快又悄無聲息。農民的民主權力尤如逢年過節擺出點綴街頭的鮮花盆景，過完節便收回，直選，一万個村里有几個能實施？村民自治，僅是一頂漂亮的高帽子而已。
的确，農民往往搞不清朱熔基，江澤民誰是主席，誰是總理。大多數農民并不知道自己的省長是誰，縣長叫什么名字？村長、村支書、村干部，作為農民的直接上司，農民心里最明晰吧。但他們眼睜睜地看著這些土地爺們胡吃亂花，假公濟私的行為，又能怎樣呢？自古以來的官官相護定律誰人不知，這些村官背後官場之中，上下左右之間的利益紐帶，誰能衝得破呢？
十個村九個告，但贏的真是鳳毛麟角，民告官——難於上青天。
農民逃离土地，奔向城市，試圖選擇其他生存机會，命運又如何？在城市里，挖地溝的是農民，修馬路的是農民，蓋大樓的是農民，運糧賣菜的也是農民，掃馬路搬拉圾的還是農民……，但城市依然強烈排斥農民，將其看作過街老鼠。
王秀芳是一個聰明美麗的農村姑娘，与十几個姐妹一起在中關村一家電子公司打工，她們的工作是完成電子線圈的纏繞，每個計費5分錢，加班加點的干，每天纏繞數以千計的線圈，一個月工資達一千三百多元，但發到手里的只有五六百元。一大半被公司扣下，做為工資發給那些北京的正式職工，而這些正式職工几乎是都不干活的，即所謂外地人養活著北京人。就是這樣一個受盡剝削的工作，王秀芳也已經干了五年，剛二十歲出頭的她已經駝背。她心里還在慶幸———許多打工的人有時還白干一年，一分錢拿不到。
城里的農民經濟上受剝削，政治權利更無從談起。除了政府的种种限制，農民的人權在城里受到肆臆剝奪，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進了城的農民好象都不是合法的中國公民，低人三等。
五十年國慶時，北京警察与聯防隊員一次查暫住証，不久，便抓了一車外地農民，這些沒有暫住証的外地農民象一群綿羊一樣，蹲在警車里發抖，這時，警察又攔住一個農民樣的外地人，此人拿出了暫住証，一恍間，警察將其暫住証撕得粉碎，略帶嘲笑地問：“你還有暫住証嗎？”這個農民目瞪口呆，未醒悟之間，已被象狗一樣拎上了警車。
此農民可怜乎？可悲乎？我身為農民的後代，每每親歷一次次農民遭難的事實，心底深處往往禁不住地生出种种悲愴。
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今天，中國農民都是最受剝削的階層，不但是經濟領域包括政治領域文化領域里，中國農民都是倍受歧視的群体不管是在貧瘠的土地上還是在繁華的城市里，中國農民都是沒有選擇生存權利的余地。
循環的歷史總給人們一個明示：也許是天生的性格軟弱，也許是力量積蓄中的沉默，中國農民只有走逼上梁山的路子。
－－原載《北京之春》，作者為中國大陸民主党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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