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國英：中國鄉村萌動著什麼？

与一位農民朋友的書信來往与思考

党國英

更新 2001-03-10 9:19 PM 人氣 3

中國鄉村萌動著什麼？中國農民在思索著什麼？面對鄉村社會的種種衝突，中國農民正在作出什麼樣的反應？在一些地方，農民面對鄉村幹部的巧取豪奪而奮起斗爭，他們是自發的，還是有組織的？如果農民是有組織的，他們又擁戴什麼樣的人做領袖？關心中國命運的人不能不思考這些問題。讓我們認識一位農民，讀一讀他的文字，或許我們從中可以悟到一點什麼（本文所涉及他的文字，已經他同意公開發表）。

農民鄒傳舜

〔下面的文字摘自鄒傳舜給我２０００年５月１日來信的附件，除刪節外未作其他文字改動。全篇約８０００字。〕
我叫鄒傳舜，今年３１歲，曾在村小學教過５年書，也干過其他許多事情。……我現在是一個農民，我願意永遠是一個農民，一個最好的農民！特別是現在，我更加深深地感到，我們這個組的村民需要我，我們這個村的群眾需要我，甚至可以自信地說，如果全國農民朋友知道了我已經做的那些事和正在做的那些事情以後，他們也一定覺得是需要我的！
現在３０出頭的我，內心愈來愈鐵成一個偉大的奮斗目標：為維護我們農民的合法權益，為農村的發展繁榮，為我們這個社會清除腐敗作永遠不懈的斗爭，為此，我將永遠站在斗爭的最前列而決不退縮！
……
在我念初一時，我就在內心不斷地思考：為什麼我們農民這麼窮？父母以及鄉親們總是一年又一年在辛苦與貧窮中過日子？我那時多麼想知道這其中的原因在哪，特別是我在學校食堂連飯都不敢吃飽的時候，那種想探究農村農民落後貧窮的慾望就更強烈了。
……
１９９７年，我滿懷信心，決定認真開始學習科學種田技術，把自己當作一個科技示範戶……我辛苦了一年，卻無法完成村幹部下發的各種交款，我陷入了苦悶。一直以來耳聞目睹的農民生活的艱辛終於在我身上得到了驗証。……為了了解有關農村政策，我跑遍了許多的書店都一無所獲。終於我與一家科技報社聯系討要了一本厚厚的《農村政策法規選編》……。
……從此，我開始當面頂撞前來收款的鄉村幹部，並表示堅決拒絕交納違規之款。不僅如此，我還向其他農民宣講，動員大家拒絕交款。見此，村幹部竟悄悄對我說：「你不交可以，怎麼也叫別人都不交呢？」９８年秋征中，鄉村兩級幹部用車抓人關到管理區。凡被村幹部提供名單抓到管理區的人，每關一天，在交清所欠款之後，還要交２０元的管理費。……我立即開始著手整理材料，決定對鄉村兩級嚴重違反減負政策，侵犯農民合理權益等其他方面的問題進行舉報。〔按：刪去有關在縣裡上訪的文字〕……現在我們的上訪件已在省裡呆了五個多月了仍杳無音信，看來我們只有上北京了。
〔按：此處刪去的內容是：因組織上訪，本人和家庭成員受打擊；競選村民組長成功，但受到撤職威脅，工作困難；競選村委會主任一職時被選舉權被取消；進一步上訪受挫等。〕
……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是，盡管我們上訪使新華社記者前來采訪兩次，內參上刊發了我們的上訪情況，使我們的上訪造成了極大的聲勢，然而我們的問題到現在根本沒有得到絲毫的解決！我們拒交的那些違規之款仍然被鄉村幹部記在我們的帳目上。鄉村幹部仍然那樣一副洋洋得意的樣子，他們依然步步高升，依然被照常評為先進單位和個人！他們還揚言著：「看他們斗得過政府！」顯然，在一級又一級政府的公開庇護下，我們的上訪更不能有絲毫的鬆懈。只要我們的上訪還沒有得到政府名正言順的肯定與徹底解決，我們就不能停！
〔按：此處對中央政府的工作報告提出批評，認為報告涉及農村和農民問題的內容不到５００字，占整個報告的１∕２２弱的篇幅（真是一個細心人！）。但同時贊揚朱總理是一個體諒人民疾苦的「清官」。〕

我與鄒傳舜的通信

鄒傳舜是偶爾讀了《南方週末》所刊載的我的文章以後開始給我寫信的。今年中國新年後，他給我寄來一封信，又談及他上訪告狀所遇到的種種困境，隨信寄來一份他所起草的關於鄉村工作的建議書。這是一份出自農民手裡的農村基層工作大綱，內容非常充實細致，可讀性很強。我拿給我的同事看，他們都給予很好的評價。我給他作了簡短的覆信，信中勸他在與地方政府的抗爭中該慎之又慎。５月１日收到他的覆信，並附有前面那個附件。他在信中寫道：

「我的那份『建議』本來只想勾畫出一個村級工作的大致框架，沒有準備把其中的各個問題都深入具體地談下去。……作為專門從事農村發展研究的您們是否也可以制訂出適合全國各地的村莊具體開展工作的一個框架？……現在的農村工作不能再總是停步不前了，哪怕僅僅只是向前蠕動都是可以的呵！

「僅我現在了解到的有關農村政策法規都是比較多的。特別是我現在從別處無意中發現的１９９１年中發２１號文件《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決定》，這是一個多麼全面實際的好文件。然而就我地農村的情況而言，在距文件發出到現在為止已過去十年了，根本沒有哪一方面得到任何加強與發展，因為他們就根本沒有採取過什麼發展的行動！……減輕農民負擔的法規和村委會組織法怎樣認真嚴格執行的問題，這兩個問題是當前農村最突出的主要問題。比如像我這樣的農民就很難讓當地執政者對付！

「關於農民成立自己的組織問題，我總覺得實在是太有必要了。這也完全合法合理，任何拒絕阻止都是極端錯誤的！……誇誇其談已使人感到厭惡……最大的毛病是形式主義，是怕人揭短，這對其本身對國家和人民上多麼有害呵！

「謝謝您為我擔憂著。我與政府與村幹部的矛盾我想是難以用改良的方式進行的。我們不會妥協，但我們也不會失去抗爭的理智。如果有什麼萬不得已，代價總是要付出的，我早已隨時准備著。」

收到這封信，我很快作復（２０００年５月初），信的部分內容如下：

「你的信及自訴材料我已經拜讀。你的一些話說得很有見地。

「誠如你所說，關於治理一個國家或一個鄉村的技術性問題，不是人們想不到，而是既定的利益關系所形成的強大的力量在制約人們的行動。我們尚不是一個法制國家，而是一個『官治國家』，因此，官官相護就是必然的了。你想一想，那些書記、局長在遇到麻煩的時候，是惹你還是惹同僚？所以，你所面對的不是一兩個官員，而是一個集團，一個體制，因此，從一開始，就註定了你的悲劇命運，也就是說，你個人的勝利幾乎是不可能的。……你所要付出
的代價，可能是大半生的，甚至是終生的！

「解決問題的力量，最終是經濟力量。這說起來話就長了，今天就不談了。

「你可以換一種生活方式。先掌握一種致富本領，同時系統地學習政治理論，在大約４０歲時候，通過合法的方式，逐步進入政治領域。憑你的智慧和毅力，或許這個辦法更會使你有所作為。

「依據目前的情形，我估計，反對你的力量，遲早會把你送進監獄。此類事情太平常了（當然對你是不平常的）。」

這樣寫回信在一定程度上是出於憐才之心。像鄒傳舜這樣的農民是有條件「先富起來」的，而他與地方政府這樣的正面衝突，十有八九要給他惹麻煩。信裡的話是我的心裡話。但是，鄒傳舜並不同意我的一些看法。以下是他覆信（５．１５）的內容。

「我常想，在這個社會裡，那些立志為社會做些有益的事情的人們一定也和我一樣，產生過本質上完全相同的想法。也許他們在付諸行動的過程中因為種種原因而退卻了，而我是決不會退卻的。……如果中共真是『三個代表』的化身，真正覺悟到發展是硬道理的話，已經假設出的我的悲劇就決不會發生！……我的悲劇產生的那一天必將是社會動亂即將爆發的日子……。
「我不會換一種生活方式。不管是行動上還是思想上，我現在把我當成是農民當中的一面旗幟。我的生活方式的變換無疑是一種退卻的信號，我不能讓或近或遠的朋友們失望……。我仍然要做好一個農民，我會力圖在我的幾畝地上動腦筋使自己改善經濟條件，以便更有利於我去做一些更重要的工作。
「現在我們的農民負擔卡又已經發下來了。負擔卡中的『據實徵收』欄依然嚴重違反減負政策，根本沒有據實徵收。『三提』和『共同生產』也沒有按規定程序收取和使用。針對這些情況，我在發給農戶監督卡的同時，也發給（我組農民）一張小紙片，提示農民依法合理拒交不合理負擔。隨信將此寄來給您了解，希望您提供更多的減負政策依據，以便我們參照執行。
「……現在我最大的心願就是渴望如我一樣的水珠廣泛分布在全國每一個鄉村角落發揮著與我一樣的作用，讓普天下農民真正安居樂業（也許您怎麼也無法感受到，農民即使想安安逸逸地種好自己的責任田，過點平靜如水的日子都不能如願這一殘酷現實！）」

收到鄒傳舜的這封信，說實話我心裡不是滋味。我想起魯迅先生的《一件小事》，也以為自己與農民鄒傳舜比較起來，顯出了一個「小」字。也許是年齡的緣故，又或許是農民告狀遭受打擊的事例聽的太多，更或許是我做學問總是避免價值觀的干擾而主張實証分析，這使我給他回了一封有這樣內容的信（００．５．２３）：
「我前幾年在一家雜志上發表過關於農會問題的文章，你有興趣，寄給你，供參考。
「我仍是欽佩你的精神。但你的覆信裡的一些話在邏輯上是有問題的。在一個社會裡，弱勢集團作為一個集團是不會最終犧牲的，但這個集團的某個成員是完全可能犧牲的……。
「關於你自己組織農會的想法，最好打消掉。」

思考

像鄒傳舜這樣的農民在全國並不少。全國數萬鄉鎮，每個鄉鎮出一個，加起來不是一個小數。「農民領袖現象」已經引起不少人士注意，《中國社會導刊》今年第四期開辟專欄討論了這個問題。像鄒傳舜這樣的農民，其水平在一般鄉鎮幹部之上，但遺憾的是，他們不僅游離於社會主流之外，甚至還與地方政府抗爭著。這當然怨不得他們，只能怨我們的體制存在嚴重弊端。農村的現實已經威脅到全社會的穩定，這是不爭的事實，而主流社會的學者與官員的判斷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切合實際，我十分懷疑。對於我國農村的現實境況與發展出路，我不揣淺陋提出以下看法。

一、農民收入水平低下，直接刺激鄉村幹部隊伍的膨脹，形成加重農民負擔的禍根，產生惡性循環。

任何社會的絕對收入水平都不能解釋社會衝突，只有相對收入差距以及這種差距形成的原因才能解釋社會衝突。我國主流社會的現代化步伐引起農民的攀比，而在目前體制之下，在農村一切能夠致富的資源中，最有效的是權力資源。我們還沒有現代農業讓農民致富並保障農民進入主流社會。現代農業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依靠土地規模經營和現代科學技術的農業，中國農業的主體還遠未達到這個水平。在傳統農業條件下種田談不上賺錢，充其量只能混一個溫飽。中國歷史上農民日子最好過的時候，是維持一個「五口百畝之家」的生產條件，現如今中國大多數農民連這個條件也不具備了。於是，攫取權力資源，與權力連為姻親，成為一些人的最有效的致富手段。雖然農民人數眾多，但他們過於分散，面對高度組織化的政府力量，他們整體上微不足道。正如鄒傳舜村裡的幹部所說「看他們斗得過政府！」。我確信，如果沒有大的政策環境的支持，任鄒傳舜這樣的農民有多大決心，也只能落一個丟盔卸甲的結局。

二、近年我國農村變化的另一個趨勢是鄉鎮農場化，鄉鎮政府直接組織經濟的動力和措施都在大大加強。

在「調整農村經濟結構」的口號下，政府開始推行自己的「小計劃經濟」，強力要求農民種植某種經濟作物的事情已經十分普遍，中央三令五申的作用微乎其微。所謂「據實徵收」等稅費項目在最大限度地索取農民的剩餘，農民的那點收入變成了給鄉村官員打工的微不足道的工資。這種「農場」是權力關系畸變的農場，因為風險完全在農民方面，鄉鎮政府幾乎是旱澇保收。我接觸鄉村幹部，他們也是一肚子怨氣，諸如工作辛苦，財政吃緊發不了工資等等。但
是，若查一查帳，他們的財政虧空有多少可以擺到桌面上？鄒傳舜們不正是因此而忿忿不平麼？

三、社會穩定無疑是中央政府的根本利益所在，但社會穩定不是鄉村政府的施政目標。

這種目標差異在任何國家都會存在，不值得驚奇。問題在於我們對社會穩定的規律還沒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據我研究觀察，社會集團的組織程度越高，社會集團之間對話成本就越低，妥協的可能性就越大。高度離散的社會群體最容易受到謠言和邪教的蠱惑，並很容易成為立場極端的領袖人物的基礎。這種規律也在各種農民事變中得到了証實。據著名農村社會問題學者米格代爾的分析，分散的農民可能是「革命者」的社會基礎，而有組織的農民則可能是改良主義者甚至是保守主義者的社會基礎。如果通過農會把分散的農民組織起來，政府與農民對話成本就可以大大降低，農民的願望就容易通過秩序化的組織渠道得到表達，一些突發事件也可以得到緩衝和調解。朱　容基總理在去年四月訪問美國時說，中國有工會，但沒有農會。他會見了美國農場局主席，並邀請他訪華，向中國介紹經驗，以便中國研究一下是否應該成立一個農會，來代表農民的利益。朱總理提出了一個對中國農村發展有重要意義的問題。

四、中央政府用傳統手段控制地方政府的能力已經減弱，否認這一點算不上實事求是。

鄒傳舜這樣的農民仍然把希望寄託在中央政府身上，但他有「天高皇帝遠」之感。從地方信息的掌握到政令的落實，中央政府都在付出極大的成本。一個農民朋友告訴我，他們在全國人大信訪辦告狀時，地方政府的警察竟然身著便衣守候在信訪辦門外，聽說他們來自家鄉，立刻團團圍住，使他們不得近前。在目前農村，因為撫育和教育子女的成本日益提高，鄉村幹部又有罰款的激勵，使農村計劃生育的目標還落實的差強人意，其他諸如土地承包政策、減負政策都極難落實。只要一項政策會削弱鄉村幹部的利益，就難以落實。

五、通盤考慮我國城鄉關系問題已迫在眉睫。

如果一家農戶幾畝地的狀況繼續保持下去，任誰也不可能把農民領入主流社會。現在中央政府正在推動農村經濟結構調整的調整，但在一家農戶幾畝地的基礎上是調不出農村勞動生產率進步的；調整的結果是釋放更多的農村剩餘勞動力，而城市部門不向農民開放，剩餘勞動力到那裡去？所以，農村經濟結構調整一定要與城市部門的開放結合起來。不僅小城鎮要開放，大中城市也要開放。農民進城會不會影響全社會的穩定？與農民不進城相比，結果要好得多。城市部門的開放當然會對城市社會形成一定的壓力，但從總體上說更有利於全社會的穩定。工業社會或市民社會有一種天然的穩定性。英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相比，前者和風細雨，後者急風暴雨，那是因為前者在當時更接近市民社會。中央政府該下大力氣促使鄉村社會向市民社會轉變。

六、誰是今後農村制度創新的主力？

權衡幾種力量，只能由中央政府充當農村制度創新的主體力量。如果沒有中央政府的強力干預，鄉村幹部傾向於把農村資源權力化，而不是市場化，他們不會成為農村制度創新的積極推動者。而農民，也已經很難再充當土地制度創新的主體，原因有三：第一，８０年代農民幾乎處於斷炊的境地，冒風險進行制度創新的收益很大，農民願意冒風險。而現在農民生活水平畢竟有了提高，冒風險的機會成本增大了。第二，農村土地制度的自發性創新如果沒有農村精英階層領導，分散、弱小的普通農民是很難有所作為的，在目前精英階層高度分離的情況下，普通農民在制度安排中處於無助的地位。從鄒傳舜的信中可以看出，甚至向他這樣的農民，也會成為鄉村幹部收買的對象。第三，新一輪的制度創新已經超出了中國農民的經驗范圍。如果要等到農民實在不能忍受現實，而由新的農民領袖組織起來向整個合法秩序挑戰，後果將極為嚴重。中央政府出於維護全社會穩定和國家的國際形象，最具有制度創新的願望；中央政府在農村的利益相對超脫，也最具有推動農村制度創新的可能性。前景取決於中央政府的行動魄力，至於如何操作主要是一個技術性問題（當然涉及利益集團）。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經驗，世界貿易組織的章程都是我們可以借鑒的。

－－原載「思想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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