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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4日訊】 從本星期開始，海外媒體又開始報道一份有關[六四]的材料，那就是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鮑彤有關[六四]事件的交代材料。鮑彤對美國之音證實了這份材料的真實性。
一月，英文版的[天安門文件]在海外出版。四月上旬，中文版的[天安門真相]也在海外以及香港等地上市發行。從本星期開始，因六四事件而坐牢的中共最高級別官員原政治局常委會秘書鮑彤，在六四後被關押時所寫的“交代”材料，不知從何種渠道流到海外，並被美國歐洲香港臺灣的重要中英文媒體刊登播出。有報道說，鮑彤的這份交代材料，從另外的角度，不同的側面，證實了‘天安門文件’的真實性。
這份交代材料是鮑彤在秦城監獄被關押期間寫的，按照時間循序，鮑彤寫了十六件‘大事’，落款時間是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五號。鮑彤在材料中承認他在政治上沒有同中央保持一致，犯了錯誤。但他不滿意中央常委批評趙紫陽，對他自己的批評，他感到委屈。
美國之音記者向鮑彤求證，鮑彤證實，這份材料是他寫出來的：“好幾個媒體記者說到過這件事情，我看很象。因爲八九年九月國慶前，我確實寫過這麽一個東西，而且他們跟我講的那些題目，我也是記得的。記得特別清楚的第一個題目是：趙紫陽從北朝鮮回來後，第一個向他反映“四二六”社論有問題的人，是我。這些情況，我跟記者們核對後認爲，這個東西是我寫的。當然不排除其中有個別的字，有的內容有增加減少或者變動，這種情況我不清楚，但我聽了以後感到，肯定這是以我在八九年九月所寫的交代作爲基礎而寫出來的，這點沒有問題。”
鮑彤在‘交代材料’中承認，趙紫陽的一些重要講話或材料，都是他起草的。比如，當年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訪華，趙紫陽在同戈巴契夫談話的時候，說出了鄧小平才是中共真正的掌舵人。事後被當時的中共領導說成是“泄露了國家機密”。鮑彤在這份材料中說，當時趙的有關講話，是他在起草的時候主動加上的。
鮑彤的‘交代材料’說，當年的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號的社論，激化了學生和政府的矛盾。而最先向趙紫陽反映這個問題的，正是鮑彤。鮑彤說，五月中旬，他曾經同政治局常委胡啓立談到四二六社論的缺點。胡啓立表示，社論是他主持起草的，責任在他。
一九八九年五月四號，當時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曾在北京召開的亞洲開發銀行年會上發表講話，後來被中共高層批評爲同中央不一致。鮑彤說，那篇講話也是他替趙紫陽起草的。五月十七號，中共政治局常委在鄧小平家中開會，決定要用戒嚴的辦法把學運壓下去。趙紫陽在會上處於下風，決定辭去總書記職務。鮑彤說，趙紫陽的這封辭職信也是他起草的。後來，因爲楊尚昆等人的勸說，趙紫陽收回了這封辭職信。五月二十四號，鮑彤最後替趙紫陽做了一件事情—幫趙紫陽在政治局會議上發言，寫了一份發言稿。
五月十二日，北京大學生開始絕食前後，鮑彤親自給當時人民日報負責人錢李仁送過一篇稿子，呼籲學生冷靜理智，採取合作態度。後來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登了這篇文章。
鮑彤當時是政治局秘書，可以列席常委會議。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號，中共政治局召開常委會議，解決學運問題。六四後，當局指責鮑彤把會議的情況，泄露出去，造成對中央的不利。但是，鮑彤在‘交代’材料中說，這次開會，他不在名單上，因此，無法參與，會後也沒有對任何人講過。
鮑彤在材料中，多次提到他和李鵬的關係，認爲李鵬是使他遭到逮捕和判刑的主要人物。鮑彤因爲六四事件，被判刑七年。
鮑彤的這篇“交代”，前面的一段話，談到了胡耀邦逝世，然後把整個過程敍述了一遍，然後得出的結論是：“中央常委集體批評趙紫陽同志，我感到不平。中央領導同志點名批評我泄密，我感到委屈。我的這些思想先後影響以致支配了我的言行，使我犯了在政治上與中央不保持一致的嚴重錯誤。”如今，十二年過去了，鮑彤是否還是堅持這種看法？鮑彤說：“你說的這幾個字，還沒有人跟我這麽詳細說過。現在我聽你這麽一說，我覺得，這是我寫的，沒錯。這段序言是我寫的。我記得在這個“交代”材料中，我沒有在哪個 問題上承認是我錯了。但有一點我可以承認，那就是，我確實沒有跟做出鎮壓學生決定來的這個中央保持一致，我沒有。如果說這是個錯誤，那我確實犯了錯誤。如果這是嚴重錯誤，那我確實犯了嚴重錯誤。除了這一點，我記得通篇我沒有說過犯了什麽錯誤，什麽罪行。他們審查我，說我犯了錯誤，但我必須說清楚，要把我的觀點向他們交代清楚，也要說明，如果說我沒有同中央保持一致的話，那麽就是這樣，我不能同這樣的中央保持一致。我不能同站在學生，市民對立面而且動用軍隊鎮壓他們的中央，保持一致。對我來說，這不可能！如果這叫錯誤，那這就是錯誤。我所犯的，就是這個錯誤。除此之外，我認爲，那是跟他們的觀點分歧，是原則分歧，是如何處理學運問題上的方針和原則分歧。”
鮑彤說，他這些觀點是正確錯誤，都可以商量。但他認爲，他的觀點，比當權者所持的觀點，要更接近事實，更接近真理：“這點，到現在我都是這樣認爲的。至於說，所有這些問題即便我看錯了，我也有權堅持我的觀點，發表我的觀點。就這一點來說，我想是非常清楚的，我跟以鄧爲首爲核心的他們的觀點是不同的，這是個事實。即使到現在，仍然不同。至於他們採取的觀點，我有權表示不同的意見。我有權保留我發表意見的權利。這一點，我到現在也沒有改變。至於對整個事情的看法，反思，這些問題，當然，現在的情況和過去的情況，有所不同。現在我又進一步瞭解到了一些的情況。這十幾年來，斷斷續續，我偶然聽到一些情況，這些情況又能印證了我原來的觀點，等等，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如果不能達到真理而只能接近真理，無論如何，我感到我比他們要接近得多。”
海濤：最後一個問題：你當時是把材料交給專案組的。作爲這樣一份材料，不是絕密，也是機密。你能否來設想分析一下，它是如何流到海外的？
鮑：這我就不知道了。我是交給專案組的。我想，專案組絕對不會把這樣一份材料，放在自己手裏。而且，專案組親口跟我說，他們交到中央去了。最後，這份材料是如何處理的，我不知道。至於如何流出來，我也不清楚。我估計，很可能有人保留了這樣一份材料。但我不清楚，爲什麽要在這個時間流出來。是否因爲[天安門文件][六四真相]出來後，可能對他也有所啓發？他覺得，他過去保留了這麽個“古董”，是否有點用處？比如說，現在正是“考古”熱，大家都在發掘“古物”。他手裏也有這麽個東西，他覺得需要拿出來。當然，真實情況是否這樣，我就不知道了。
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海濤針對海外發表的‘鮑彤交代材料’而對鮑彤所做的專訪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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