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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15日訊】 對九十年代中國右翼自由派經濟學家們的經濟理論進行審視時，不能忽視這些經濟學家們對腐敗的經濟學分析。
開始討論問題之前，我想說明兩點：
其一，本文不打算為“腐敗”下個什么确切的定義。這樣做首先是出于對常識的尊重。因為對于什么是腐敗，中國百姓心目中早已有一杆秤；而如果對這种常識再加以理論化，玩的無非是文字游戲；且此時言語的限度就很容易表現出來：說出來就是錯。當然也是為了避免陷入討論中另一方設就的邏輯陷阱。
其二，像“腐敗是改革的潤滑劑”、“腐敗是次优選擇”這樣“精致”的觀點，并不是中國右翼經濟學家們的發明。西方研究亞洲新興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學家，很早就提出過類似的觀點。但這种觀點也早已遭到了批評与清算。繆爾達爾就說（1968）：“西方學者關于南亞貪污腐化有一种普遍的說法，認為它加快了辦理煩瑣行政手續的速度，這顯然是錯誤的。”“貪污腐化對努力實現現代化這一目標是十分有害的，它對發展构成了極大的障礙，并使發展出現停滯。”1999年“透明國際”南非德班會議后發表的有關述評文章也指出：“直到1997年國際金融危机之前，腐敗有利于亞洲虎的發展這种印象是很普遍的。印度尼西亞、泰國和其它亞洲虎被看成是表明腐敗甚至可以促進發展的例子……但是，持這种看法的人都感到失望。腐敗使東南亞的資金喪?p盡。投資沒有取得成果，國家和投資者都變得沒錢了。”在此情況下，我們的某些經濟學家仍熱衷于論證“腐敗有利”，只能讓人十分奇怪。
公權的存在与腐敗的源起
關于當下中國社會腐敗的源起，少數經濟學家將其全歸因于公權的存在。一位知名經濟學家在為張維迎“腐敗是一种次优選擇”進行辯護時說（1996），中國經濟生活中腐敗現象多，根本原因在于“公權”存在的場合多。公權存在的場合如此之多，使得腐敗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而且“對如此眾多的掌握著某种公權的人進行監督与執法，所需要的費用顯然相當大，防止腐敗、消除腐敗的成本必然很高”。以至于“一個社會把那么多的資源配置在反腐敗這個用途上，也是件很不經濟的事”。
張維迎（1995）盡管沒有明确表達出公權必然產生腐敗，但在論述腐敗是一种次优選擇時，首先設定了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在公有制下”，然后他又區分開了“公共產品的腐敗”与“私人產品的腐敗”，并說“現在管的大量是本該由市場管的經濟學上稱為私人產品的腐敗”。在此，張維迎其實也將本應該屬于私權的公權的存在作為腐敗的源起。
正因為將腐敗的源起全歸因于公權的存在，所以這些經濟學家們認為，“要想把以公權謀私利的腐敗現象減少到最低程度，就要減少公權數目，縮小政府規模；把更多的事情交還給個人与市場去做。”更具體地說就是：“大力推進非國有化改革，大規模地在公開市場上出售國有中小企業，大力發展個體的与私營的企業。”這就是他們推出的治根性反腐敗措施。
在強調縮小公權范圍從根本上反腐敗的同時，張維迎（1995）將政府經常性反腐敗行為稱之為治表性反腐敗。并且認為，因為這些腐敗發生在本來應該是私權但在中國仍屬于公權領域，是一种帕累托改進，所以，反腐敗應該“非常非常适度”。
公共權力的存在是腐敗存在的必要條件，在此一點上，中國學術界其實沒有什么分歧。但這并不能得出下述結論：所有的公權都將導致腐敗。而這一點，這些經濟學家們本人怕都不會同意。從現實中看，將腐敗全歸因于公權的存在更說不過去。盡管不少經濟學家想盡辦法論證計划經濟時代也有很多腐敗，比如張維迎就說（1995）：“改革之前我們的體制同樣受腐敗侵蝕，腐敗并不是改革之后的產物。”但這其實是違背常識的。因為在老百姓心目中，計划經濟時代或者說毛澤東時代腐敗現象就很少，這是不爭的事實。但計划經濟時代或者說毛澤東時代，恰是“公權”無處不在的時代。即使是當下世界，最腐敗的國家也不是公有產權更普遍的國家而是相反。据“透明國際組織”1999年一項統計排名，世界上最腐敗的十個國家無一不是奉行市場制度的國家。所以，公權存在的場合多少，与腐敗并沒有天然的聯系。
應該看到，張曙光先生對中國腐敗的分析要全面得多。即他關照到了以上兩點常識。因此，他在對腐敗的源起的分析時指出：“在公有制經濟中，不僅公共財政之類的決策是公共決策，而且除個人消費之外的一切經濟決策，包括生產、投資、資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產品銷售等，都普通地具有公益決策的性質，因而產生腐敗和賄賂行為的客觀基礎相對廣大。”“然而，腐敗和賄賂的廣泛寬厚与其滋生蔓延的現實終究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張還說，“實現市場化是解決腐敗的一個根本出路，只能從縮小其產生基礎的意義上去理解”。但張在論述為何計划經濟時代沒有出現大范圍的腐敗而改革反倒引發大規模腐敗時，著眼的是制度本身而非他常說的制度變遷，他論證了舊制度如何、改革過程中的制度如何，而忽視了兩种制度銜接過程中的問題；而且在論述反腐敗措施時也仍舊在“如何將公權轉變為私權”上下功夫。這一點上，又与樊綱、張維迎無异。
相比較而言，我更同意香港學者李南雄（1989）的觀點：中國制度變遷過程中的腐敗，并不在于公共權力存在本身，“部分原因在于党—–國家組織結构內部功能的衰變趨勢，部分原因在于國家干預的全面減少以及社會范圍內新的協作模式發展的停滯所造成的制度真空”。也就是說，在由計划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過程中，一方面是公共權力領域的不斷縮小与原來公共權力架构的失效，而另一方面，新的公共權力架构又沒有形成或還沒有發生作用，因此，導致了腐敗。
与這些經濟學家們提出的反腐敗措施不同的是：我必須強調治根性反腐敗与治表性反腐敗并重。我認為從根本上反腐敗必須重視制度建設，但這种制度建設本身在我們看來更應該指一套以權力分設与相互制約為特征的“制衡結构”。如果從制度學派的觀點看，這种制衡結构是一种能夠保證“正式強制”得以有效遵守的“實施特征”（諾斯，1993)。沒有這种制衡結构，公權的范圍再小，腐敗的程度及社會后果照樣會很大；沒有這套“實施特征”，在經濟与政治博弈場上，正式的与非正式的規則再多也是形同虛設。在強調此意義上的治根性反腐敗的同時，必須重視經常的治表性反腐敗，以此來彌補制度變遷過程中出現的“制度真空”。
其實，就腐敗的源起以及如何反腐敗這個問題本身而言，并不能看出更實質性問題。更實質性問題是，少數經濟學家將腐敗的源起全歸因于公權的存在，將矛頭直指公權，有其更深的用意：否定公權存在的合法性，削弱政府對經濟運行的干預能力，推動他們所設計的徹底自由市場化改革。
可惜的是，他們從來不理會，在經濟學家的世界，始終也還有另外一种聲音。比如，海爾布魯納最近就指出（1999）：“要知道，沒有政府，作為一种制度的市場將維持不到兩分鐘。”而同樣作為右翼自由派經濟學家的張五常也強調了政府的權威在制度轉軌時期的重要性。他說（1999）：“國營企業私有化如果不靠一個獨裁的政府，一定會被黑社會搞亂。”可見，在他看來，制度轉軌中政府能力被動的受削弱可能導致腐敗及極度的社會不公，而這會阻礙改革的進一步推進。而目前在中國，改革中政府能力的确已經遭到了這种削弱，腐敗与改革的公正性問題已經越來越突出。難怪張五常嘲笑中國那些崇拜他卻未必真理解其思想的同行們在“瞎說”，是“文字垃圾”。
不妨稍說點題外話。從經濟學家們對于反腐敗的態度上的分歧，也可以導出中國思想界在更大問題上的分歧。右翼自由派經濟學家們，從他們對自由的理解出發，完全忘記了新自由主義的老祖宗奈特曾警告過的“最大的謬誤莫過于將自由和自由競爭混為一談”（甘陽，1999)，認為他們倡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就是自由主義，并以為一旦中國經濟完全市場化后，產權完全私有化后，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所以，他們認為包括解決腐敗在內的所有問題都可以訴諸于“自由”二字是很自然的；甚至為了他們所謂的“自由”，他們不惜反對“民主”，認為“民主”是一种“建构理性”，破坏了市場的“自發秩序”，還可能導致“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暴政”；另一些被“自由主義者”稱之為“新左派”的學者，則認為中國的當務之急是要實行民主。而美國學者霍伯特（1991)：“民主是一种最有效的制衡結构”，“民主制度的力量主要不在于鑒別領導者的個人素質，而在于通過言論自由、信息交流的自由、适當程序、定期選舉的方式使領導者必須對其權勢負責。”這恰与“新左派”主張的建立起以權力分設与相互制約為特征的“制衡結构”才可以根治腐敗在學理上是統一的。由此不難看出，在反腐敗問題上的分野，已經包含了是“自由”（新自由主義者言說的自由）還是“民主”問題上的分野的种子。
腐敗出一套新體制？
少數經濟學家們不僅認為任何形式的公權的存在必然導致腐敗，所以，治根性反腐敗必須使公權徹底私有化，而且還提出了他們的一套使公權徹底私有化的方案。這种方案說到底也就一句話：用腐敗“購買”公權，這种理論也可以稱之為“腐敗出一套新體制”。
這一點，張曙光（1993，1994）表達得最清楚：張在其文章中對一位社會學家鄭也夫的文章《腐敗的正負功能》進行了評价，說該文雖然介紹了腐敗的正面功能，“但作者對其作了一個很大的限制，認為腐敗能夠瓦解一個舊制度，而在創建新制度中卻毫無作為，似乎不大符合該文的邏輯。正因為如此，作者在對改革易于誘發腐敗而又必須抑制腐敗的關系作精彩分析的同時，卻沒有提出利用腐敗問題。”張自己認為：“從腐敗的正面功能中提出利用腐敗問題似乎有悖常理，但卻符合邏輯。這一點也許在改革中更有意義，”其原因就在于，“改革是一個權利和利益轉移或再分配的過程，”而“在人類歷史上，自愿讓出權力的事情是很少的。權力的轉移或再分配通過只有兩個途徑：一是強奪，二是購買。既然掌握公共權力和進行公益決策的人不肯輕易放棄和交出他們的權力，改革又不能從其手中強奪，就只能通過腐敗与賄賂的權錢交易的方法進行購買”。所以，“改革要利用腐敗和賄賂，以便減少權力轉移和再分配的障礙”。
值得指出的是，張五常也持張曙光同樣的觀點。張五常曾在一篇文章中力荐他的“以資產換特權，促進私有化”方案（1995）；最近在武大一次講演中，張先生仍忘不了他的那套方案。他說（2000）：“我曾經對中央政府說，最好干脆一次給這些人一大筆錢，把這些權力買下來，叫他們以后再也不要用這些權力了。”
但張五常与張曙光之間在觀點上也有區別：這种區別在于，張曙光不反對甚至支持用腐敗這种私下、個別卻是普通的交易達到用金錢收買權力，而張五常則主張公開進行交易，并由政府出面一攬子解決。
最絕的一招也許算某位著名的少壯派經濟學家。這位經濟學家不知有多少次聲稱“公有制”的低效率与短命，并推出了种种私有化方案。但因其方案用學術包裝得十分嚴密，除經濟學家們心知肚明外，普通人根本不知道他葫蘆里裝的是什么藥。而在一個私人場合，這位經濟學家倒通過舉例很通俗地說明了他的主張：通過腐敗搞垮公有制來促進私有化。他所舉的例子是：公有制是一個大飯碗，需要有人往里面吐唾沫；有人吐唾沫后，其他人因認為這碗飯不能吃都走開了，這碗飯也就屬于吐唾沫的人私有了。
撇開私有化不論，因為這很容易造成一种政治上的因緣。僅說用腐敗“購買”公權使公權私有化這一點，我想有兩點請教于他們：
一是既然權力者可以以公權換到金錢，他會一次性讓渡手中的權力嗎？繆爾達爾（1968）在論述南亞國家的腐敗時曾提出過腐敗的“因果關系循環圈”。其意思是說，官員憑借手中的權力貪污，會進一步強化官員的權力意識，因為“貪污的蔓延反過來又使官員對保持這种權力有直接的利益。特別是那些中下級官員薪俸很低，貪污對他們極有誘惑力。于是，貪污腐化進入一個有因果關系的循環圈”。中國社會已經出現了這种情況。為什么市場取向的改革如此之難？其中某些權力者嘗到了權力可以換來金錢的甜頭，所以更加珍視手中的權力。于是，公權的出賣在中國變成了長時間愈演愈烈，由局部個別現象演變為全社會彌漫性的腐敗。
其實張曙光先生也曾區分了兩种情況：即腐敗和賄賂具有收斂性与發散性兩种結果。他還指出，“在一定的條件下，腐敗和賄賂還會不斷從這一權力產生出來，并且具有發散的性質，于是，公益決策就無法最大限度地變成私人決策，市場化改革也無法推進。改革如果走上這條道路，那將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胡同，最終將被腐敗和賄賂所吞噬。我們稱此為改革‘陷阱’”。但可惜他的理論沒有貫徹到底：首先，他認為腐敗也可以購買公權，而實際上，通過腐敗這种私下的、個別的卻是普通的權錢交易，恰會使腐敗出現發散性；其次，他對腐敗可能使改革陷入“陷阱”的看法，与何清漣后來在《現代化的陷阱》一書基本立論有相似之處。但在何清漣警告中國已經出現了陷入改革“陷阱”的現實危險時，不知道張曙光先生及其他經濟學家為何要橫加責難。
二是誰可以購買公權？購買以后權力落到了誰手中？俄羅斯歷史學博士西蒙尼亞曾指出（1996），一個國家在具備了以下前提后，通過腐敗促進自發私有化，最終將走上官僚資本主義与裙帶資本主義的道路。“在這些前提中有：１、歷史上有過一個亞細亞生產方式時期；２、這种生產方式的一些實質性成分至今還保存著，雖然已經改頭換面；３、社會經濟總體上的落后；４、經濟管理的廣泛官僚化；５、保持獨裁政治；６、為大規模的賄賂行為大開方便之門。”在此情勢下，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有能力与財力通過腐敗購買公權，而公權被購買后，并沒有由權力者手中落到市場的手中，而更多地由權力者單獨擁有變成了當權者与既得利益階層共同擁有。
平心而論，相比較而言，張五常先生建議的一次性公開購買的方案可能會達到促進新體制建构的目的。所以，張五常先生一再說“中國的改革走得越快越好”，因為走得慢，這种一次性公開購買就變成了慢慢的私下的腐敗，社會可能走向他所擔心的第三种體制：“根据其貪污腐化的權力排列”。但中國的情境其實決不會發生張五常先生所建議的由中央政府出面一次性公開購買權力的事情，相反，卻正出現朝張先生所言的“第三种體制”過渡的危險。從這個意義上講，盡管張先生說得很對，道出了“終極真理”，但我仍不得不說得很刻薄：張先生終究是“他們的世界”中人，不過到“我們的世界”又一次上演了他的那番“屠龍術”而已（余世存，2000）：無論張五常先生如何標榜自己，實際情況是，鼓吹腐敗的經濟學家們以為中國可以按他們設計的路徑建构出一個“自由市場體制”，最終將被證明，他們在反對搞“計划烏托邦”的同時，也不過是在為中國設計另一個“市場烏托邦”。
腐敗与改革的“路徑依賴”
正因為右翼經濟學家們認為可以“腐敗出一套新體制”，所以，他們將腐敗視作改革的動力之一。
張曙光撰文稱（1993，1994），“改革中的許多變通措施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往往是由腐敗和賄賂行為涉足，再由正式的安排加以确認，腐敗和賄賂成為權力和利益轉移和再分配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和橋梁，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在這方面的花費，實際上是走向市場經濟的買路錢，构成了改革的成本費”。張維迎（1995）則“曾在數學上嚴格證明，在公有制下，官員索取剩余可能是一個帕累托改進：因為它有利于降低監督成本，調動官員的積極性。私人產品腐敗的存在，對社會、經濟發展來說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
既然腐敗能促進改革，因此，他們也就理所當然地將民眾的反腐敗情緒和政府的反腐敗舉措与改革對立起來，認為二者是一對矛盾。這一點，張維迎在正式發表的文字中還有些遮掩：“反腐敗力度要把握适當”、“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當，間接帶來的負效應也非常大”。但在《經濟學消息報》1996年3月15日署名王宏遠的一篇為張維迎辯護的文章中，其意思則表達得十分充分。文章說：既然現在無法達到“根除腐敗与改革順利推進”這一帕累托最优狀態，那么從經濟學角度看，只能追求“改革進一步推進，腐敗适度存在”這一次优狀態。“次优狀態的存在，最大的优點在于能使改革進一步推進，使市場化趨勢進一步增強，通過經濟基礎上的變化反過來促使治本性反腐敗措施的出台，從而最終達到帕累托最优狀態的出現。”“与此相比，反腐敗如果既起不到實效，又影響了改革的進程，那就是一項非理性的選擇了。不反腐敗，改革難以順利推行，人民群眾也會群起反對，影響到安定團結的大局；但反腐敗也不能嚴厲到使政府官員個個岌岌可危，徹底失去參与改革的動力。從這個意義上講，反腐敗要适度只是兩權取其輕。”
中國社會腐敗的蔓延，賬不能全算在這些經濟學家頭上，但這些經濟學家們這套理論無疑為轉軌時期的腐敗行為提供了學理上的合法性解釋，對腐敗無疑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他們的理論在民間傳播很快，人們不一定了解其真實含義，更不一定有興趣去讀他們的原文，但都知道“腐敗是一個次优選擇”、“腐敗是改革的潤滑劑”這樣的結論。因此，對于人們由厭惡腐敗到接受腐敗再到習慣腐敗再到适應腐敗，這些經濟學家們的文章可謂“功不可沒”。而繆爾達爾卻警告過：民眾對腐敗已經習以為常，“那种憤懣情緒慢慢就會演變成對那种有机會通過不正當手段謀取私利的人產生嫉羡的心理”，并更使那些沒有机會腐敗的人們“相信采取憤世嫉俗態度的社會行為便是正常的”，這正是“南亞病”（或“印度病”）的特征。反觀當下中國社會，不已經出現了這种苗頭嗎？
腐敗對于局中人——行賄者与受賄者——來說，是一种帕累托改進，其實是無需“嚴格的數學證明的”。一方面，行賄者通過行賄得到合同，最終收益肯定會超過其行賄花費；而另一方面，受賄者也得到了本來可能得不到的好處。所以，在行賄者与受賄者都在暗地里心滿意足地數著大把大把的鈔票時，沒有人會怀疑他們都同時是腐敗行為的受益者，腐敗行為并沒有損坏他們兩人中任何一方的福利，相反還增進了他們的福利，這正是經濟學上所謂的“帕累托改進”。
但右翼經濟學家們僅看到此，正顯示出他們視野的不夠寬廣。他們缺乏對于腐敗影響的整體性把握：即腐敗在增進局中人福利的同時，對全社會來說，卻產生了“外部性”。在透明國際班德會議上（1999），經濟學家們就指出了腐敗的整體性危害：“第一，偷稅漏稅嚴重。政府收入少和開支多，因為其官員沒有選擇好的合同，但是那些合同卻給他們個人帶來好處。更糟糕的是，剩下用于社會投資的錢很少。第二，市場經濟不能運轉。處于有利地位的企業并不一定是生產率很高的企業和生產質优价廉產品的企業，但是這些企業懂得如何同當局打交道和向什么人送禮。第三，外國投資減少。因為賄賂實際上是加重了企業的稅收：這是公司結算中增加的一种費用。”
撇開此不論。這些經濟學家們鼓吹過他們深諳的制度學派理論，并以中國制度學派自居過。他們尤其對諾斯的關于改革遵從“路徑依賴”規律的說法很是推崇。而真以新制度學派的理論觀之，我很怀疑“腐敗出”的一套新體制能步入良性循環的軌道。
按新制度學派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諾斯的說法（1993），制度的功能在于形成一個社會的激勵結构。當一种制度結构能對“生產性努力”形成激勵時，亦即經濟人的收入增加与其所付出的邊際生產性努力對全社會的邊際貢獻成正比時，經濟增長就具備可能性，社會進步也才能成為現實；相反，當一個制度結构不是鼓勵“生產性努力”，而是鼓勵“分配性努力”，亦即，社會財富的分配不是以“生產性努力”作為參照系，而是以經濟人在分配過程中盡量“多吃多占”的能力大小為參照系，經濟增長就會處于長期停滯的狀態，社會進步也只能是一個美好的夢想。而完全可以說，一個制度對腐敗問題的容忍，是對“分配性努力”最大的偏袒。因為腐敗是最典型的“分配性努力”。即腐敗者決不是通過“生產性努力”來增加收益，而是通過濫用手中的權利來增加收益。制度容忍腐敗，實質就是這种制度結构是一种激勵腐敗的結构。而且，腐敗者往往是社會強勢集團的成員，我們又知道，社會強勢集團對于制度演進的方向起重大作用。所以，一個不斷靠鼓勵“分配性努力”產生的制度，步入的更可能是低效率的被動鎖定狀態，而非良性循環。
与能否通過腐敗推進改革這個問題相比較，更現實的一個問題是：當前中國改革的新的動力源在哪里？1984年以前，中國改革實現了帕累托改進，所以，民眾本身就构成了改革的動力源。而改革進入城市后，正如楊瑞龍(1999)所指出的，地方政府開始在改革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為在中央放權讓利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是當地改革的獲利者，所以它們也有積極性利用其政治功能實現經濟功能。但在改革步入攻堅階段后，一方面，增量改革的某些獲益者往往成為新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因為不愿意改變現有利益分配格局而不愿意繼續改革，而另一方面某些普通民眾有相對剝奪感，又因為看不到改革到底給自己帶來什么好處也不愿意改革。而此時很多地方的政府，因為公權被市場或被腐敗所削弱、且其影響力与號召力也因腐敗而不斷下降，也沒有能力繼續推進改革，改革很容易陷入停滯的境地。新的動力源在哪里？或翼經濟學家希望通過加入ＷＴＯ借助外部力量推動改革，其緣由大概在此吧？但不知他們想過沒有，外部力量推動的改革更是行之弗遠的。
現實更能說明問題。號稱自由派的經濟學家們都承認，中國二十年改革中，政治風波的諸多成因之一常常是人們對于腐敗的極度不滿，可以斷言，腐敗已經构成了威脅中國社會穩定的最嚴重因素。而一旦憲法秩序遭到破坏，中國的改革還能繼續進行嗎？
由以上分析，我們不難發現，自認為深諳新制度學派理論的這些經濟學家們，恰恰缺乏西方新制度學派所具有的整體主義素養与歷史主義情怀。
經濟學家的世界与普通人的世界
腐敗本身并不是個很复雜的問題。普通百姓都痛恨腐敗。經驗表明，西方現代性國家政府的更替，一個經常的理由并不在于誰在台上更有能力發展經濟，而在于誰在台上時能确保沒有腐敗的丑聞。因此，執政党都以反腐敗确證其執政的合法性，以反腐敗來贏得選民的支持；對于在野党來說，欲將執政党赶下台，并由自己取而代之，一個很奏效的手段就是千方百計尋找證据攻擊執政党的腐敗。現代性國家如此，現代化過程中的國家更是如此。繆爾達爾在論述南亞國家的腐敗時就指出（1968）：“對于南亞各國政府來說，貪污腐敗是一個致命的問題…..貪污腐敗的程度同該地區的政府是否穩定有直接的聯系。”中國政治家鄧小平說，腐敗可以亡党亡國，其理由也就在此。
但就這么一個簡單的問題，中國部分經濟學家們卻搞得如此复雜，且在看法上与普通人迥异，這不能不令人深思。
行文至此，我不能不想到何清漣（2000)在一篇文章中對常識理性与理論理性的區分。
按理說，經濟學家在進行經濟研究時，首先不應該違背常識理性，這种常識理性，其實就是對一般的存在的一般是与非的標准，甚至都不涉及到更复雜一些的事件。打個最簡單的比方，就九八大洪水，造成三江流域眾多普通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至今仍有許多災民的生計未能恢复到洪水前的水平而言，如果經濟學家一定要說出一套“洪水能促進經濟增長”之類的“破窗理論”，則無論你是將這套理論論證得如何天衣無縫、天花亂墜，都是“是非顛倒、指鹿為馬的蒙昧与謊言”。而我們這些經濟學家們的确這么做了。在腐敗問題上，我們一些經濟學家又一次這么做了。
更可怕的是，右翼經濟學家們違背常識理性的這种行徑，中國學術界要么視而不見，要么即使有人出來講話也很快被壓制与扼殺。為什么會出現這种情形？我在這里想放言几句。因為這些經濟學家們聲稱他們是真正的學術，是真正的經濟學家，且利用他們手中的話語權力為整個中國經濟學界制規定矩。誰如果不遵從他們的“學術規范”与“交往理性”，他們就宣布誰不是經濟學家，誰的著作不是經濟學著作。這就如同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衣》中的騙子。行騙之前先預設一個“前提”：說誰能看見他們織的布做的衣服就是聰明人，誰看不見就是愚蠢。在此情勢下，中國學術界還有多少人有勇气喊出“皇帝其實沒有穿衣服”這樣的常識呢？
接下來的一個問題是：這些經濟學家為何要違背常識理性？我想大概有兩個理由。從學術研究的立場上看，他們近年來特別強調經濟研究的“現代化”与“規范化”，其實就是“西方化”。他們關注的是他們的成果能否被西方同行接受与認可，而并不關心他們的成果對中國社會到底有沒有作用。而且他們還以為，目前西方最得勢的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此情勢下，他們也就力圖使他們的觀點具備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特征。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得勢之時，經濟學的确使得這個世界區分成兩部分：一個是普通人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遵從的是常識理性。人們關注的是這個世界是否和諧与公正，人們期盼由他們自己選舉出的政府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另一個是經濟學家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正如海爾布魯納所言（1999），“政府永遠處于守勢，而市場卻始終被認為一切都是美好的。當然，經濟學家們都知道…..為市場辯護比較對人胃口，而為政府辯護則不討人喜歡。為此，他們就大談自由”。在海爾布魯納話之外其實完全可以再加上一句：“在當代經濟學面前，社會公正永遠處于守勢，而效率卻被始終認為是最重要的東西。經濟學家們都知道，講效率比較對經濟學家們胃口，而講社會公正則被視為外行。”所以，他們的言論違背常識理性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從階層立場上看，正如某位經濟學家不久前坦認的，經濟學家都是為利益集團服務的。他們還有另外一句話：經濟學家也講個人收益最大化。而眾所周知，中國當下各利益集團中，資本集團与權力集團處于強勢集團的位置，也最有能力最大限度地滿足這些經濟學家們的個人效用；而普通百姓，只是“在時代的怀抱中跳舞”，即使在利益遭到損失時，也“只是循自己的本性生活”，与強勢集團連平等對話的机會都沒有。所以，在某些經濟學家眼里，這個世界只有“三個活動領域和三類人”：“一是政府机构及官員，二是科研教育單位及學者，三是企業組織和企業家”，“三類人各顯其能，各取其利，是分工和交易的要求，也是最有利和最有效的安排”。（張曙光，1999）因此，他們設計出這樣一副完全不理會“官員、學者与企業家”之外的普通人世界的改革圖景：在新的資本階層崛起成為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同時，通過金錢進一步收買權力者，以鞏固并加強自身的地位；而權力者通過出讓權力也富了，成為另一個既得利益集團。“學者”則為兩個集團攫取其利益提供學理上的合法性辯護。三個集團結盟，就達到了“自由秩序”之境。至于普通百姓在這個圖景中的位置，則不是這些經濟學家們所要討論的事。
但中國的大變動沒有如這些經濟學家以及他們服務的既得利益階層所愿就此“保守”下來，而仍在繼續進行之中。換言之，中國几千年未有的大變局才剛扯開序幕。所以，中國經濟學界以及中國學術界好戲還在后頭，我們不妨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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