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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6日訊】我一直敬畏那些有信仰的人。也就是說，我覺得自己沒有信仰。我嘗試著努力去信仰點什麽，但都沒有成功。不是說我接觸到的東西都不值得我信仰，而是我根深蒂固的思維習慣妨礙了信仰的形成。我覺得有必要談談這個問題。
我是文學系出身。儘管可能我更熱愛歷史，但無法擺脫文學的思維習慣，就是喜歡用比喻和聯想來表達自己的想法。這可能更適合創作文學作品，但的確不太適合進行深思熟慮。由於比喻和聯想，我慣常會把需要思考的目標進行不斷的遊移，往不好聽了說就是偷換概念。因此，往往在使用了若干的比喻和聯想之後，我發現我現在說的東西已經跟出發點無關。而在此時，我所做的全部工作，不過是運用文字技巧掩蓋目標的遊移。由於這個認識，我曾在比較正規的辯論中提醒對方，不要輕易使用比喻，那不但會削弱邏輯的力量，更可能導致話題的轉向，從而使辯論失去意義。
實際上相當多的人熟練掌握了這種技巧。當感到正面難以應對的時候，往往喜歡用比喻和聯想的方法金蟬脫殼。文學手法是很容易迷惑人的，閱讀者往往在興高彩烈地跟著兜了無數個圈子後，才突然想起來：剛才我們說什麽來著？
這種思維習慣妨害了信仰的形成。充其量，僅止于蘇格拉底所批評的智者派的水平。在這方面，我覺得我是個典型的中國人，而中國人似乎一向被認爲缺乏信仰，或者說缺乏作爲一個有信仰的民族的素質。不妨讀讀莊子的文章，他總在通過比喻和聯想不斷地遊移他的目標，直到把你繞暈了算，最後才問你：是不是這麽回事啊？於是你只能暈頭脹腦地說對對就是這麽回事。至於到底是怎麽回事，麻煩後世注釋家去猜吧。相對而言孟子在這方面更可敬一些，但大家絕對認爲孟子沒莊子智商高，結論也是，人們都認爲孟子更道義一些而莊子更智慧一些。中國人更喜歡莊子這樣的聰明人，因爲這種聰明不累，而且顯得更有境界。莊子放棄了老子思想裏的形而上特徵，轉而使用更多的文學技巧將老子思想世俗化。莊子開闢的思路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人的思維習慣，在需要較真的地方，幾個轉身就輕輕帶過了。人們認爲這是瀟灑，但沒意識到由此也開始成爲信仰的絕緣體。
可以舉一個例子。共産主義與宗教的區別，在於不承認有一個彼岸，因此共産主義信仰與宗教信仰不一樣。不能先驗地說缺乏彼岸的信仰更脆弱，但歷史的確也證明了這一點。由於沒有彼岸，共産主義面臨的難題就是必須在此岸達到自足。於是就有了蘇聯土豆燒牛肉的共産主義，以及中國“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共産主義，最後導致彼此指責爲修正主義或者是離經叛道。爲什麽會這樣？至少在思考方法上我認爲，是由於共産主義作爲一種信仰卻缺乏形而上色彩的緣故。於是造成目標的遊移，爲了讓人民理解，就以土豆燒牛肉或樓上樓下一類的比喻和聯想，來代替它的終極目標。最後等於把信仰變成一種麵包主義，而歷史上的麵包主義實在是在所多有。大概也正是因爲這個緣故，共産主義才把歷代農民領袖拉進來作爲同盟軍。因此就有了《李自成》一類小說的大行其道，而作者簡直是照著毛澤東去寫李自成，寄託了無限的共産主義理想，終於到李自成最後失敗的地方再也寫不下去。由此看來，共産主義作爲一種信仰，本身其實很難自足，因此才有了不斷壯大革命隊伍的需要。我和我的同齡人，一度被指責爲沒有信仰的一代，可是如果認識到共産主義信仰的這種特徵，則我們的信仰又從何而來呢？
我們的確缺少信仰的基因。總的來說，共産主義信仰是取代儒家信仰而起，那麽儒家又是怎樣一種信仰呢？儒家同樣缺乏作爲信仰的彼岸特徵，因此才特別強調自律和修養這方面的東西，但是卻無法回答爲什麽要這樣做的問題。實際上儒家完全跳過了這個問題，或者認爲是先驗的、不需要回答的，而直接告訴你說這樣做對自己對家庭對國家對人民有好處。正是由於邏輯上缺的這一環，使得儒學無法具有作爲信仰的明顯特徵，而變成人間指南一類的實用體系。前邊說的道家，同樣也缺乏信仰的彼岸，如果說長生不老也算是一種信仰的話，那麽就還得再回答一個問題：長生不老爲了什麽？如果說是爲了能和大自然更好地融爲一體，那麽這又是爲了什麽？那些需要不斷追問下去的信仰，其實已經不是信仰。就像悉尼胡克所說：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
這些傳統都不能構成我們的信仰。而我作爲中國人中的一員，自不能例外。
當然我們正在接受一些新的信仰，比如說言論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些信仰由於其可操作性，往往使我們忽略了它們的彼岸特徵。無疑，它們都是從人人生而平等這個大信仰派生出來的“子信仰”。作爲信仰，人人生而平等具有明顯的彼岸特徵，因爲經驗明明告訴我們人人生而不平等。之所以說人人生而平等，在於在人人之上還有一個作爲裁判的上帝。可是我們中國人有上帝嗎？或者說有不受賄賂的上帝嗎？我們傳統上一向認爲神是可以因爲賄賂而改變意志的，由此也發展出一系列的賄賂儀式，因此可以說神是不存在的。在這個背景下，我們所接受的人人生而平等的概念，就是先驗的，如同儒家的聖人學說一樣，中間也存在一個爲什麽的問題無法回答。因此，當我們接受言論自由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類的信念時，往往只把它們當作是操作手段，是技術性的，而與信仰無關。因此，固然我們的憲法裏對這些信念有明確的表述和肯定，但在現實實施中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人們往往把這種扭曲完全歸咎於當政者，卻沒有考慮當政者如此行事的根源在哪里。固然當政者抱的是實用主義哲學，但在根源上未必我們人人沒有一份。也正是因爲這個緣故，我們才看到，即使給你言論自由，你用得好嗎？即使給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你真能平等得了嗎？當然，一般認爲這種觀點是對人民的侮辱，是站在當政者的立場上說話。我既然在這裏說出來，就準備接受指責和斥駡。
作爲一個沒有信仰的人，儘管我個人並非失敗，但還是越來越具有一個悲觀主義者的視角。比如說，我不相信中國人能達到普遍的幸福，而只能越來越分化爲彼此對立的兩個部分；甚至我們的政府，也可能放棄普世的理想，越來越變成只維護一部分人利益的工具。如果說這些都還不能觸動心靈的話，那麽以下的問題就很要命了：我到底應該站在哪兒？這是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但答案卻令我不敢說甚至不敢想：如果說屁股決定腦袋是一個庸俗的真理的話，那麽我只能站在我現在的位置上說話。於是可以想象，在未來我會不斷遭到另一些人的咒駡和指責。這已經跟我所受的教育相去甚遠。
而這一切，都是因爲我沒有信仰的緣故。如果我有所信仰，那麽我就可能超越個人立場。由於信仰而忘我，有大的幸福在裏邊。而沒有信仰也就不能忘我，於是可能永遠掙扎于心靈的責問和糾纏。沒有彼岸，則此岸也永遠無法穿越。
──原載《簽約評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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