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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6日訊】時序已到初夏﹐但中國四週的政治氣候似乎剛剛進入隆冬。
四面楚歌
美國先進的防衛武器正在美國裝箱﹐貨運清單上的目的地是台灣基隆﹔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布萊爾也許正在夏威夷進行沙盤演習﹐以便在必要的時候落實布什總統保衛台灣的決心﹔而布什﹐正忙於會見歐盟領導人﹐說服他們支持美國主要針對中俄兩國的NMD計劃。
台灣前領導人李登輝還在日本治他的“政治病”﹐他的西服口袋裡還裝前往美國的簽証﹔陳水扁的夫人或許已在輪椅上為丈夫打點行裝﹐準備他的美國之行。
日本通過了美化歷史的教科書﹐對中國的抗議置若惘聞﹐這還不過癮﹐右翼新首相更毫不含糊地表達對抗中國的決心﹕在美國介入亞洲戰事時﹐日本決不袖手﹔日本還要修改憲法﹐把自衛隊改成正規軍。
印度國防部長辛格剛剛在白宮巧遇布什﹐連澳大利亞的三艘小軍艦也公然不顧中國抗議﹐在最敏感的時期駛過最敏感的台灣海峽。甚至還有越南﹐有親中嫌疑的阮可漂下臺之後﹐又有一艘中國漁船在南中國海被越南海軍帶走﹐至今下落不明。
放眼望去﹐美國在亞洲“圍堵”和“嚇阻”中國的戰略態勢似乎已基本形成。
“大國外交”自釀苦果
中共上臺執政以來﹐似乎很少在國際上陷入如此孤立的局面。毛澤東與美國對抗時﹐與蘇聯東歐結盟﹔與蘇聯對抗時﹐與美國結盟。鄧小平則更是與東西方全面和解﹐裁軍百萬﹐壓縮軍費﹐讓改革中的中國經濟休養生息。無論是毛澤東﹐還是鄧小平﹐從未與美國和日本同時對抗﹐胡耀邦和趙紫陽更是從防止美日和俄日聯合對付中國的戰略高度﹐小心呵護中日友好關係。現在倒好﹐同時與美日對抗。中國傳統的外交智慧“遠交近攻”或“唇齒相依”被統統拋棄﹐取而代之的﹐是遠也攻﹐近也攻﹕遠攻美國﹐近攻日本﹔大也抗﹐小也抗﹕大抗日美﹐小抗臺灣。
使中國陷入這種外交危局的﹐是江澤民政權的所謂“大國外交”的“鷹派”政策。這種政策要求中國在國際上要享有與其綜合國力相稱的發言權和國際威望﹐以亞洲老大自居﹐要在亞洲發揮超過美國的影響力﹐甚至還要與美國到歐洲角力。科索沃戰爭期間﹐江澤民正在歐洲訪問﹐公開譴責北約的科索沃政策﹐結果導致大使館被炸事件﹐使中國的國際形像受辱。
這種外交政策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嗎﹖非也。象蘇聯和東歐那樣強大的華沙集團﹐都在與美國和西方的爭霸中耗盡實力﹐至今一蹶不振﹐何況中國﹖剛剛喂飽了幾天肚子﹐就要和美國爭霸﹖然則這項外交政策符合前兩代中共領導人的遺願麼﹖非也。毛澤東說﹐中國永遠不稱霸。鄧小平則要求江澤民韜光養晦。
“暴發戶心態”誤國害民
那麼﹐所謂“大國外交”是否只符合中共一黨專政私利﹖也不見得。與美國對抗固然可以動員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但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對於非民主的統治者從來都是雙韌劍。義和團式的民族主義最終埋葬了它的動員者清王朝﹔俄國的民族主義最終也推翻了沙皇統治。只要專制政府不能戰勝它製造的敵人﹐它就會被當做賣國政府被打倒。
只有一個人能從這一外交政策中獲益而不付代價﹐那就是江澤民本人。江在六四中連升數級﹐從一方諸侯﹐變成一代帝王﹐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政治暴發戶。他把自己的暴發戶心態變成了中國的國家心理﹐要讓中國象一個經濟暴發戶那樣﹐瓜分世界勢力範圍。而他本人﹐不僅要成為中國國內政治的暴發戶﹐還要成為國際政治的暴發戶﹐成為“大國領袖”和世界領導人﹐在美國演講﹐在土耳其搶勛章。自己風光無限﹐而國家的遭遇﹐則如本文開頭所描繪的那樣。
鴿哨又起
中國所面臨的國際緊張局勢宣告了所謂“大國外交”政策的徹底失敗。但令人欣慰的是中國政府這次對美國強硬政策的反應﹐卻是一反常態地低調﹑冷靜和克制﹐不僅沒有採取非理性報復﹐反而允許美國專家赴海南檢查被迫降在那兒的美國偵察機。
這可能是中國受國力限制﹐可供當局選擇的反應措施和有效性十分有限﹔另一種可能是﹐大國外交政策的鼓吹者和鷹派在中國決策中心失勢﹐鄧小平所開創的務實外交和韜光外交路線的信奉者重新開始左右中國外交政策的制訂﹐他們應當包括朱容基﹑胡錦濤﹑溫家寶﹑曾慶紅和錢其琛等人。
看起來十分有趣。當美國制訂中國政策的“紅軍”和鴿派在克林頓政府裡設立辦公室時﹐在中國得勢的卻是鷹派﹔當美國的“藍軍”和鷹派從白宮裡收復失地時﹐中國的鴿派反而送來橄欖枝。
這是一種平衡效應﹐沒有這種平衡﹐這個世界就只會有衝突﹐而沒有和平﹐或者﹐只有屈服﹐沒有抗爭。
2001年5月1日于美國麻省康橋。
－－轉自《信報》(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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