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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8日訊】 傳統媒體，包括電視、廣播、報紙，已經漸漸喪失了起自身的獨立性，甚至可以說，現在已經沒有獨立性，被閹割了。喪失獨立性有兩個決定性的因素，一是商品化，在商業社會里，傳統媒體傾向于靠主要滿足受眾的娛樂、消遣需要，從而獲得商業利益，而其他嚴肅的問題，帶有學術性的，則應受者不眾，并沒有成為傳統媒體的主要選材來源。第二個因素就如朱熔基總理所說“媒體是政府的喉舌”（大意），因為這句話我對朱總理的看法有點變化。政府又是誰的？中國共產党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如果政府是中國共產党的，那么政府就是人民的——這种推理對不對？如果第一因素与第二因素沖突，那么起決定作用的就是第二因素。近來中國的形式有所變化，我們這些凡夫俗子也開始在不良，更多是丑惡現象的刺激下，不愿再保持沉默，也想爭奪話語權，發一下心中的怨气，于是傳統媒體抓住了這個良机，成為我們的代言人，主動承擔起部分揭露丑惡現象，為民說話的責任，盡管往往是曖昧的態度，欲言又止的姿態，反話正說的方法。不管主觀上這些少數的傳統媒體是不是沖著經濟利益來的，但客觀上取得了丰厚回報，不僅是報紙或雜志的知名度、銷售量等等。這里不排除運作傳統媒體的企業和公司出于經濟利益追求之外更高的自我要求，而羞羞答答（更應該是“戰戰兢兢”）的主動承擔起代言人的角色的可能性。但無論出于何种因素，傳統媒體一旦超越了權威對傳統媒體職能的界定，放棄“喉舌”而想充當代言人，結局在目前看來都差不多，不是三番兩次的被點名，就是干脆點，被封了——我用不著舉例了。其實在我看來，當“代言人”在經濟上是很有前途的，可是“喉舌”、“代言人”不可兼得。
傳統媒體的局限性就是不具有開放型，而网絡之所以是新媒體，正因其具有開放性。在報紙雜志發篇文章，特別是關于敏感話題（具有中國特色的“敏感”）的，常常是審了又審，改了又改，實在朽木不可雕，就把它槍斃算了。所以傳統“代言人”常是羞答答的，失去了其尖銳性。在网絡上就不同了，你可以暢所欲言的發貼子，然后實在具有反動言論傾向的，被斑竹摘了，但几乎不會被安全局盯上，除非老是發表“危害性質”的言論。因网絡具有開放性，就有与之相隨地自由性。自由——一個令我神往的詞，“神往”因我發現自己的不自由。我認為，中國在“喉舌期望”的壓力下，要實現言論自由，最有可能，也是最先的，應該在网絡上。
說了這么多，還沒扯到西祠，真是“博士買驢,三紙無驢”。西祠可以說在网絡里真正在最大限度內實現了言論自由——因為西祠這里突出了反話語禁忌這個主題。在體制內，繞開話語禁忌，想說什么就說什么不能體現言論自由，自由不是隨便發貼子點點鼠標的身體自由，而是選擇議論、說話對象的自由。反話語禁忌在西祠得到了體現，對文革的討論，對社會制度的議論或建議，對腐敗的尖銳抨擊，自由主義（注1）也來西祠搶攤（老實話，我也是選擇了自由主義），新左派也不想沉默。我不由想起伯里克利的一句話“我們無權制定政策，但我們可以批評政策”，這是古希腊人說的，我不由為中國人羞愧。“不談國事”是中國人的一大不正常的心理定勢，也正是一個中國人的話語禁忌。
實現言論自由應該是中國實現民主化的第一步，而且要想改變中國的現狀，嚴重的點說，在改革生死存亡的關頭，實現言論自由是第一步，也是最艱難的一步。
現在普遍關心的問題主要有兩個：政府腐敗与下崗職工問題。如果認為下崗職工的大批量出現只是因為引入了市場競爭机制，是优胜劣汰的正常現象，那就把問題簡單化了。國有資產流失，沒有被用于進一步的發展，國有企業因為腐敗力量的滲透喪?﹞O等等因素才是導致下崗的一大主要原因。所以說，下崗問題是一個反映种种改革缺陷的綜合問題，簡單化問題要么是認識不清，要么是故意掩蓋（在何清漣參加的一次關于下崗職工的電視討論中，几位國企“老板”就心安理得的提出“优胜劣汰”，殊不知他們自己的要報有多鼓）。下崗問題与腐敗問題。及腐敗引起的种种惡果，比如政府效率底下（不送紅包辦不了事，快辦事就要多送紅包），決策是暗箱操作，損害國家利益肥了自己有這密不可分的聯系。
現在討論如何解決腐敗問題。腐敗分子就是政府行政官員的一部分，從中央到地方都有，改革中的反貪主力（明的，衣冠楚楚地作報告）与阻力（暗的，設置重重關卡阻礙檢查人員）正是他們。陳希同、王寶森的出現使中國人有多少相信推行上級壓下級式的反腐敗運動的上層建筑是干淨的。至于貪污的基層普遍性，我不敢下結論，總之不是“少部分人”，我們縣和周邊几個縣不久前，一把手二把手三把手全部換了，可以想象會有多少“下梁歪”。所以靠政府推行的自身淨化式的改革，好比一個人拎著自己的頭想把自己拉起來。
徹底解決腐敗問題，并且保證能夠長期維持政府的廉洁，必須引入群眾參政，引入輿論監督，單靠政府行為什不夠的，武斷地說，是不會反腐成功的。希望靠政府自身淨化解決腐敗問題，低估了腐敗分子和反腐的困難。即時反腐一時取得成效，要想長期維持政府廉洁在缺少群眾參政，缺少輿論監督的情況下也是一個問題——政府是由大大小小的人构成的，在沒有良好監督、嚴厲、細致打擊腐敗的情況下，他們是選擇廉洁奉公，還是選擇個人的享受、自己的別墅？如果是我，我也可能經不起誘惑，選擇別墅。
反腐敗要通過引入群眾力量，使群眾參政和監督普及，所以根本上是一個政治體制改革問題。自由主義要求代議制和憲政制度（“憲政”重要一點就是“限政”，權利制衡），我沒有看到當今國內的自由主義人士明确提出兩党制或多党制的要求，倒是在顧准那里找到了關于兩党制和多党制的种种好處。
中國要實現民主，使人權不落為空談，我提出了几個主要須面對的問題：
首先是慎談暴力，或者說是革命。以暴力為手段能否實現暴力的目標，在這里目標是民主憲政？這牽掣到自由主義的一個古老問題：社會發展中，手段的不正義能否導致結果的正義。這里我不打算對這個問題長篇大論，因為已有定論，并且得出一個關于更好的（相對革命發展論）社會發展模式——社會零星工程。針對中國的歷史上的封建時代和近代的暴力運動，無論是為了崇高的理想（此時，我們稱之為“革命”），還是為了一個皇位，我計划論證一個問題，在中國的文化的影響，大眾的心理定勢之下，暴力式、毀滅式的運動，包括革命，不能通向民主憲政，特別針對近代民主主義革命，及我認為因其具有了暴力、毀滅、大規模等形式特征而稱之為“革命的延續”的文化大革命。
其次，在确立了對待暴力革命的態度后，我對中國的漸進改良式民主化進程設想了一個步驟：首先是放開輿論。放開輿論事一個漸進的過程。反對開放輿論的“條件論”者認為：如果不具備政治認同這一至關重要的條件下的開放政治參与，只能使反對政權者如虎添翼，使矛盾火上加油，這對于解決問題，比緣木求魚還要更糟。所以“穩定”成了壓倒一切的理由，只要開放輿論、開放政治參与可能導致任何不穩定，或者是不穩定的可能，那么開放輿論与政治參与將是被否定的。
為了回應“條件論”者，這里我現闡述一個問題：什么是真正的問題，或者這個問題可以這樣問：我們現在的“穩定”是不是穩定？有人說中國的穩定是壓制了种种矛盾，并沒有把各种問題引出水面，進行解決，是一种犧牲人民群眾知情權的粉飾太平 疑酋w，我稱之為“封閉的穩定”。這樣說有道理。我認為，言論自由，人民以各种方式表達民意的行為應該納入穩定的范疇之內，而不應為了謀求一种沉默地穩定，而敵視輿論、言論，壓制不同的聲音。我認為的真正穩定，“開放的穩定”，應該是各种矛盾有平等机會進行協商、謀求解決的一個動態平衡過程。
具體的實踐中，如何在現有的“穩定”之下，融入新的元素，就是輿論、言論自由，開放政治參与，使一潭死水式的穩定過渡到一個各种矛盾互相謀求平衡的動態穩定，只是一個技術問題。我要先論證這個問題只能是一個技術問題，因為我所認為的穩 w在實際中不是不可能，而是完全可能的。輿論的不斷開放，導致的結果就是大眾對一些問題有了清醒的、更深刻的認識，而認識一旦丰富起來，就能基于一些比較正确、符合國情的認識產生足夠的力量對一些只具有簡單鼓動性，卻缺少理性的認識進行抵抗。簡單舉例，自由主義就是對暴力、革命報怀疑態度，是自我標榜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一种學說，針對民族主義，及其他更激進（當然不利于“穩定”了，呵呵）的理論，有的夠不上理論，自由主義是有足夠力量進行批駁的。輿論開放給大家提供 F更多的思想素材可以選擇，潛移默化之中我們的思考、判斷能力就提高了。思考、判斷能力的提高，會產生全民性的理性（我的期望會不會太高？不能實現全民性的理性，總能提高大部分人的理性判斷力吧），而理性与穩定是不矛盾的，更是一致的；相反，非理性相對于理性，更可能，且本身就有極大可能產生不穩定。
封閉式的穩定是不穩定的，自身沒有求得平衡的能力，一旦矛盾的不斷加深導致表面化的穩定被沖破，則會有很強的破坏力，表現在社會的動蕩，不排除暴力的產生的可能；開放的穩定有足夠的能力在其內部協調各种矛盾，不斷建立新的平衡，從而形成長期的穩定。簡言之，封閉的穩定是靠壓制与強力取得的表面上的平衡，開放的穩定是靠提出、協調、解決矛盾獲得的平衡。如果目標是建立動態式的穩定，則在建立這种穩定的過程中，會不斷獲得開放所帶來的協調矛盾的力量。從技術上講，如何建立開放式穩定，我認為漸進很重要，已有的開放輿論所帶來的協調矛盾的能力是進一步開放的必要。
但我要強調一點，漸進不等于不行動，或消極的延緩，更不等于變本加厲的壓制！
我提出了民主化的第一步，再說后几步,我怕會被人指責為西化。我就藏著吧，呵呵。
遵循開放穩定下的漸進式的民主化要求，開放輿論是第一步，這第一步里的的第一步，就是默認网絡已存在的開放性。接下來，由新媒體過渡到傳統媒體，實現全面的輿論開放、言論自由。如果稀少的一點自由得种子還要去把它給捏了，還妄談什么自 恁I真不知捏种子的人是何居心！
西祠是一粒自由的种子，我們應該保護他，讓他成長下去。
（注1）什么是自由主義？自由主義首先是一种學理，然后是一种現實要求。它的哲學觀是經驗主義，与先驗主義相對而立；它的歷史觀是試錯演進理論，与各种形式的歷史決定論相對而立；它的變革觀是漸進主義的擴展演化，求代議制民主和憲政法治，既反對個人或少數人專制，也反對多數人以”公意”的名義實行群眾專政；在倫理上它要求保障個人价值，認為各种价值化約到最后，個人不能化約，不能被犧牲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朱學勤《一九九八自由主義學理的言說》）
(轉自中國某網站)(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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