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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1日訊】 文學反映生活——這句話早已成了老生常談﹐多年來也被當代中國作家奉為座右銘﹐視作現實主義的真理。然而真理並非牢不可破的定律﹐看似簡單﹐其實複雜﹐因為生活本身就千變萬化﹐可以成為寫作技巧上最大的挑戰。我多年來閱讀不少中外文學作品﹐得到一個自己也意想不到的結論﹕最難寫的反而是看似平淡的日常生活。
有兩位世界級的小說家是此中高手﹕一是法國的普魯斯特﹙MarcelProust﹚﹐一是埃及的馬福士﹙NaguibMahfouz﹚﹐前者的巨著《追憶似水年華》寫的就是他童年以來的日常生活﹔後者的「開羅三部曲」(我只看了其中的半部)﹕《慾望的宮殿》﹐也是寫一個家族的日常生活﹐譯者有云﹕馬福士寫來寫去﹐寫的就是他最熟悉的開羅的一角——那條街﹐那家咖啡店﹐和自己的家屋。馬福士在十年前得到諾貝爾文學獎﹐如果把他和今年的得主高行健相比﹐兩人的作風可謂大異其趣。高行健的小說《靈山》包羅萬有﹐確是一部巨著﹐但它反映的不是日常生活﹐而是大陸文革所加於作者心靈上的巨大創傷﹐使得他上窮碧落下黃泉﹐到各處名山大澤去找人生的意義﹐最後還是沒有答案。我讀後欽佩之餘﹐不禁想到另一個問題﹕如果沒有文革﹐是否就沒有偉大作品﹖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新的文以載道的傳統——文學不但要反映生活還要批判社會﹐後來還要「為人民服務」﹐變成了一個歷史的重擔﹐幾乎把作家壓得喘不過氣來。然而時過境遷以後﹐「大革命」﹑「大躍進」﹑「大串連」和「大批判」都成了過眼雲煙﹐生活本身反而更日常化﹐和這些驚天動地的「大歷史」逐漸脫節﹔當這種大歷史逐漸變成模糊的回憶以後﹐作家又如何面對現實﹖如果今後的日常生活中沒有狂風巨浪而只有每天司空見慣的平凡生活儀式的話﹐又怎麼寫﹖
我不禁想到當代香港文學。也許﹐香港一直存在於近代中國的大歷史和「大敘述」的邊緣﹐所以無「大」可述﹐只有日常生活。香港的作家與大陸相較之下﹐似乎缺乏「大」氣﹐但這並不表示作品的文學價值不高。西西的小說《我城》﹐即是從一個少年敘述者的眼光﹐刻畫香港人的日常生活﹐在平淡中不乏神奇﹐因為這部小說在技巧上雖近似童話﹐卻又在童話的背後蘊藏著作者的成熟視野。較年輕的陳慧﹐在《拾香記》中寫一個家庭﹐像是自傳﹐卻從各個家人的經歷反映一九七四到一九九六年﹙本書的副標題﹚的香港歷史﹐在她短篇集《四季歌》書後﹐有幾句對此書內容恰如其份的介紹﹕
「陳慧的小說都是地道的香港故事﹐香港人隨著這個城市的發展而經歷的變故……。一切生活細節家常物事在陳慧筆下都有別致的情味……世事驚擾﹐百姓的日子仍如流水﹐沒有大悲喜﹐也應珍惜眼前人。」
這一份恬淡的情意﹐似乎也可以代表香港的一份自甘默默無聞的文學雜誌《素葉文學》的文風﹐我每次翻閱﹐都感受到內中的一番清新的「素」意﹐也獨樹一幟﹐久欲為文致敬﹐至今才有機會。如果香港如此﹐新加坡和大馬的華文文學又作何解﹖我因閱讀不深﹐未敢詳論。這些地區的作家和作品﹐距離五四新文學的中心更遠﹐過去曾經苦苦依附這個新文學的傳統﹐對南來的五四文人——如郁達夫——也禮遇有加。然而近年來的情況複雜多了﹐也更多文化和政治上的衝突。我年前初訪新加坡和大馬的吉隆坡﹑馬六甲和檳城﹙最近正在舉辦藝術節﹐可惜我無暇前往觀賞﹚﹐深感當地華人日常生活本身的多元性﹐多種族和多種語言﹐遠非大陸作家所能想像。我當時就開始思索這種多元的生活如何為文學創作提供多彩多姿的題材和文學語言上的挑戰﹐至少﹐五四文學所遺留下來的白話文是不夠用的。記得有一晚在檳城﹐友人請我去夜市吃炸薯條﹐其味雖油膩卻鮮美無比﹐而對我更具吸引力的是那種炎夏夜晚才開張的露天食堂的氣氛﹐可能是南洋地區日常生活的特色之一﹐如果有位作家把它的色香味用一種道地的語言描寫出來﹐而且寫得好的話﹐未嘗不可與馬福士筆下的開羅街頭咖啡店比美﹐甚至相得益彰。
﹙容我作個小廣告﹕那次旅遊的靈感也引起我的創作衝動﹐可惜個人才華不足﹐只寫出了一本「異味」的間諜小說﹕《東方獵手》。坊間有賣。﹚
——原載《亞洲周刊》(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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