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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2日訊】 不止一個人認為中國人缺乏公共的精神。魯迅先生說：“龍門的石佛大半肢體不全。圖書館中的書籍，插圖須謹防撕去，凡公物或無主的東西，倘難于移動，能夠完全的即不很多。”（《魯迅全集》卷1第194頁）。十九世紀，美國傳教士明恩溥通過在中國二十多年的觀察，也發現了几乎相似的現象。他說：“中國人不僅對屬于‘公眾’的東西不感興趣，而且防范不嚴，便垂手可得，很容易成為偷竊的目標。鋪路的石頭搬回家去了，城牆上的磚也一塊一塊的不見了。”（《中國人的素質》學林出版社第95 頁）。林語堂說的更直白：“中國是一個個人主義的民族，他們心系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會。此种只顧效忠家族的心理實即為擴大的自私心理。”（《吾國与吾民》寶義堂書店出版第157頁）
古今中外學者看到的現象，至今我們也能夠看到。我所在的城市里安裝了100余部無人看守的IC卡公用電話，可不到一年，一半以上的都被毀坏不能使用了。8 月25日當地晚報發表記者的文章，呼吁市民愛護市政設施。原因是新建的許多公用市政設施，有的丟失，有的被毀。這樣的現象在其他城市恐怕也不難看到。
這种缺乏公共精神還表現在政治意識形態上。除了對公共的物質的東西漠不關心外，對公共的政治意識也是不聞不問，顯得异常冷漠的。明恩溥在《中國人的素質》中還舉了一個例子。1851年，道光皇帝死了，外國人很關心道光的三個儿子中由誰來繼承皇位，繼位后政策會有什么變化。在小酒館里，几個外國人試圖同酒館里的中國人討論這個問題。但中國人說，干嘛去費精神想那些無聊的推測呢？那是大臣們的事。咱們瞎琢磨政治，那才叫傻呢。平民百姓是如此，百姓中的精英—讀書人也是如此，“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便說明了這點。
這就不能不使人產生疑問，中國人為什么缺乏維護公共事物，關心公共事物的精神呢？
《詩經小雅大田》中有這樣一句詩：“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這句詩的意思，依照我的理解應該是“雨下到公田里，也就惠及我的私田了。”這說明在產生詩經的時代里還是有著公共精神的，對于公与私的關系，有著明确的理解。
然而，這种公共精神是從什么時候消失，又是怎樣消失的呢？
“我們時常想到，中國政府在本質上是一個家長制的政府，要求臣民順從听命。”明恩溥的這個判斷是准确的。自漢朝以來，歷朝政府所依据的文化基礎都是由西漢确立的“王道”—儒家學說，即使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府后也不得不“皈依”儒教。儒教是一門“入世”學說，它提供的“入世”途徑則是“古之欲明明得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身修而后齊家，家齊而后國治，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大學》）。
這种文化的核心是國如家，國只是家的外延和擴大，治國的才能是在治家的過程中學習到的。當儒家學說成為“獨尊”的主流學說之后，就成為知識分子的必修課程，而且變成了影響另人具體生活的主流文化，自然“家”就成了人們根深蒂固的觀念。在這种文化理念上建立起來的政府，由習熟了這种文化的人組成的政府，其家族意識可想而知是極其強烈的。
實際上也正是如此，在共和之前的中國，政府就等于家族，家族就等于國家，三者之間渾然一體，很難區分，“朕即天下，天下即朕。”政府是家長制，最大的家長是“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家長制”的最大特點，正如林語堂所言，“只顧效忠家庭的心理”極其強烈。所以就是政府自己，所有政策的出發點也是“忙于照顧家長自己”，使自己的“江山”傳于后世而不衰，而不是考慮公眾的利益，興辦公益事業，為“臣民”提供一個平等、公正、自由、寬松的生存環境。
當一個政府首先考慮的是自己的“基業万世”，當所有的“臣民”都在修煉“治家”的功夫時，可想而知，家族以外的公共精神也就所剩無几了。政府考慮的是他的江山能擁有多久，而“民眾的態度則与政府的態度十分對應。所有的人都認為，只有自己的個人財產不受損失，就不必去關心或者沒有責任去關心公共財產。”（《中國人的素質》）。
因為政府只關心自己，而且也不提倡民眾去關心別人。相反，這种將一個國家視為一個“家族”，其中又有數不清的“小家族”，而且都將維護和照顧家族視為“修德立身”的根本的民族，不僅人們的觀念上缺乏公共精神，而且還產生了道德的二重性。“一個家族，加以朋友，构成銅牆鐵壁的堡壘。在其內部為最高的結合體，而彼此互助，對于外界則冷漠的消極對抗的態度，其結局，由于自然的發展，家族成為一座堡壘，在它的外面，一切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可掠奪物。”（《吾國与吾民》）
為什么公共的東西難以保存，就是城牆的磚頭也會一塊又一塊拿回家去？拆掉城牆的磚，顯然是一种不道德的行為，但他拿回家去，壘建自己的住宅，他在內心中覺得很自然，他的家族內的成員也不會覺得有什么不妥，因為他是在維護“家族”的利益，是在“齊家”。
由此，我們想到貪官，那些大大小小的貪官，在將“外面”的錢（即公共的東西）“拿”回家時，大概也有同樣的心理，其家人也因他搞能到額外的收入而認為他是“有力的”，絲毫不感到其貪污受賄的可恥，相反還會用這筆外財來炫耀其家族的富有。
同樣，相對這個家族外的人看來，雖然感到了不公平，但多半是因為“自己不能”的嫉妒，而當他也有了那樣的机會和權力時，自然就想得到超額的回報—更加貪婪的掠取。這也就是一些貪官雖然在公共道德上受到譴責，而在另一种道德上卻被視為“能人”的根源之一，這是不是中國几千年來貪污腐敗不絕的道德倫理基礎呢？
中國人公共精神的缺乏，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孔子曾經在《論語》中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表達了人們對公共事物的態度：‘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在我們看來，這句話在一定程度上是結果，而在極大程度上是中國人對不屬于自己責任的事情不感興趣的原因。”（《中國人的素質》）回想一下，几乎所有的中國人都深受“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影響。在這种文化熏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又一代人，缺乏公共精神是絲毫也不奇怪的。
也許，在這种文化构架的設計者看來，只要人們像治理自己的家那樣治理國家，國家就會長久地“國泰民安”，只要所有的“小家”都治理得井井有條，那么“大家”也就會“安穩平和”。可是這种文化顯然忽視了家与家之間的關系，和由這個關系构成的公共環境。試想，當所有的小家和大家都去追求自身的利益和利益擴張時，那么還有大家的安穩平和嗎？何況大家和某些小家借助了公共權力（這個公共權力，也像公共的東西那樣，被權力的持有者，視為城牆的磚頭，一塊一塊地搬回家中了）來“治家”時，沒有權力的其他小家，別說“齊家”，恐怕連維護和保持的“家”存在也變得不可能了。當越來越多的小家破產以后，“大家”也就到了難以維繼的時候了。接下來的就是打破原有的平衡和秩序重新組織大家和小家，“朝代”進入了一個新的輪回。從一定意義上說，中國的歷史只是這种“小家”与“大家”重組、輪回的過程描述而已。
由此可見，中國人公共精神的喪失，是文化培養的結果。在一种缺乏公共精神的文化中，是長不出公共精神的。在當代中國，我們曾經試圖來培養中國人的公共精神。但采用的是經濟手段和文化的絕對化。在經濟上施行的是“一大二公：，甚至走到了吃“公社食堂”的極端。而在政治觀念上，与這种絕對公共經濟相伴，提出了“集體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的觀念，甚至造就出一批新的道德典型—為了撈取被洪水沖走的一根木頭而“英勇”獻身的英雄。事實證明，這种抹殺和無視民眾個性的方法同無限擴大民眾私心的做法，同樣造就不出真正的公共精神來。真正的公共精神的培養，首先是要使民眾樹立起良好的公共環境下發展個性的意識，使民眾“不在其位，也謀其政”，并將其視為真正的，不是口頭上的主流文化。
走筆至此，記起了一位留美中國人發在网上的一篇談愛國的文章。愛國也是一种共公精神的表現。現摘錄片段于此，“記得少年時候，我還常常責備我的一些長輩親人：‘你們怎么這么沒有用呢？怎么會讓中國受日本人欺負呢？’每每這個時候，有的長輩就沉默下來，有的則說：‘這是政府的問題，我們這些老百姓個人有什么辦法呢？’听見這樣的回答，我覺得無言以對，但心里又感到似是而非。抵御侵略的行動，一定由政府承擔嗎？強國的責任一定由政府承擔嗎？不能使自己的國家強大，不能以自己的行為抵抗侵略，而是完全推卸給政府，這樣的個人怎么成立愛國呢？假設政府腐敗、軟弱、不抵抗甚至投降怎么辦呢？假設政府殘暴、獨裁、貪婪怎么辦呢？在一個無能或者殘暴的政府統治下，怎樣愛國呢？”
歷史發展到了今天，在一個缺乏公共精神的民族中，是很難建立起現代文明的。這是歷史的結論，更是文明的走向。
轉自<<貓論天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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