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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7日訊】 中國的父老鄉親都知道，自古以來平民百姓遇到咽不下的不公不平，情急無奈之下，可以採用兩種不算犯上作亂的方式在體制內最後一搏：攔轎喊冤，擊鼓鳴冤。這是戲曲和評書教給他們的生活常識，而戲文與說書腳本的編撰者並非憑空杜撰。 攔轎（官轎流行之前，攔的應是牛車、馬車、馬，如今的官轎則是轎車即小汽車）喊冤，由於對官員和喊冤人都不安全，從來是不提倡的，所以從前的官員出巡有衙役手執“肅靜”、“回避”的牌子並鳴鑼開道，如今則用警車開道。但是擊鼓鳴冤自晉朝到明清，一直都是官方認可的下情上達方式之一，被列爲朝廷定制，這便是設置“登聞鼓”。
關於登聞鼓的歷史沿革，限於篇幅不能詳談，這裏不妨抄錄《辭源》上提綱挈領的概述：“古代帝王爲了表示聽取臣下諫議或冤情，懸鼓於朝堂外，許擊鼓上聞，謂之登聞鼓。其事起于晉，唐時（西京）長安和（東都）洛陽並置登聞鼓。宋真宗景德四年置登聞鼓院，掌收臣民章奏。明以後置於通政院。”封建社會等級森嚴，不是每個人都有資格上書皇帝的，中下級官員和老百姓有話要說怎麽辦？ 歷史的經驗教訓了以奉天承運自命的帝王們，水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民猶水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必須給臣民們表達意見和申訴不平的渠道，才能政通人和，江山永固，坐穩龍庭。設立登聞鼓，正是出於這種需要和目的。古代的登聞鼓院——通政院（明代的正式名稱叫通政使司，簡稱通政司，別稱“銀台”），如果要找當代的餘脈，大約相當於今日的信訪辦公室和新聞媒體。“信訪辦”的職能不也是將來自中下級官員和老百姓的諫言、陳情和申訴等錄送所司（有關部門和機構）辦理嗎？而說“登聞鼓”即今之新聞媒體，絕非望見共有的“聞”字而牽強附會。 試想，古時候臣民請大官或有司衙門轉陳書狀，若沒有這個登聞鼓擊它一通，便極有可能被拒收或收起來後投諸竈門、茅廁；而登聞鼓當街那麽一敲，聲播朝野，事情便有了一定的公開性和透明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暗箱操作，便多了一分公正處理的希望。現在，連許多窮鄉僻壤的農民，遇到不公申訴無門，都知道往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節目組打電話，請求曝光，希望因此引起中央領導人注意而出面干預，這不是把《焦點訪談》當新式登聞鼓在敲嗎？
當然，這樣比擬不盡貼切。古代的登聞鼓院只在京城設置一處兩處衙署，今日信訪辦公室由縣政府到中央幾大部門普遍建制，至於新聞媒介從縣報縣台到國家級單位更是多於過江之鯽。但是，這只是社會發展帶來的與時俱進的變化：總人口增多了，一省即相當於明代一國之衆；物質技術進步了，有了無遠不屆的大衆傳播工具；特別是從主權在君到主權在民，人民不再是被役使的臣民而是當家做主的公民，他們的意見和權利理應得到充分的表達和尊重。而古今“登聞鼓”的目的與作用即其“神韻”是一脈相承的：求通民情，穩定社會。
並無考證癖的我，之所以要在這裏談什麽古今“登聞鼓”，實是有感于當下有些官員思想之僵化、作風之專橫，連開明一點的封建帝王和官僚都不如。他們根本無視治下老百姓的喜怒哀樂，動輒以“破壞安定團結”的大帽子壓人，企圖堵住群衆向上級反映問題和向新聞傳媒求助的嘴巴，讓他們對一切胡作非爲逆來順受。有些地方的官員邪門地制定了個什麽“一票否決制”堵塞上訪渠道，要求下級官員不分青紅皂白“治理”上訪。 於是，下級或派耳目重點監視群衆，或出動警力強行追截上訪者。北京一位朋友最近告訴我，他出差某省，竟見國道旁的牆壁刷上了“嚴禁上訪鬧事”之類的標語口號。百姓上訪如此艱難，難怪新年一過，朱總理就來到了中辦國辦信訪局調查瞭解情況，強調要確保信訪渠道暢通。
對這樣一些“忘記”了爲人民服務宗旨的官員講憲法和公民民主權利，肯定是對牛彈琴；與之講點封建帝王與權臣都得耐著性子聽登聞鼓之類典故，他們或許不會完全無動於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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