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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30日訊】 對於中國人來說，活著就是演戲。所謂人生，無非是按著別人寫好的劇本，根据導演的 嚴格而詳細的指示，扮演一個人家強行派給你的角色。沒人問過你是否喜歡那劇本，對 自己扮演的那個角色是愛還是恨。這些都不是你的事。你的責任是認認真真地演到讓所 有的人滿意。有時，掌聲比倒彩還更讓你倒楣，因為那意味著你從此再也下不了台，更 不用說有點偶爾在台上走神出洋相的自由了，就像老蘆現在下不了這個既無益于錢包， 又有害于身心的“一畝三分自留地”，還得迎合各种口味的導演，据此赶制各种訂貨一 樣。
狄更斯有本小說《Great expectations》，譯名是《遠大前程》。從這個翻譯中，似乎 可以看出東西方文化心理的微妙差异。在原作者，那“期望”（expectations）乃是主 角自己的期望，而在中國，“前程”則是社會、家庭和親友對你的期望。期望值越高， 你的前程也就越遠大，喪失自由也就越徹底，活得也就越悲慘。如果你肝腦涂地還是達 不到那個期望值，最后可以做的事便是舉起盧剛的手槍。
《万圣悲歌》早就看過。這次老虫貼出，我也懶得再去看。從我模糊記得的梗概來說， 該文似乎毫未點明悲劇的症結：是社會、家庭和親友聯合玩了“上屋抽梯之計”，把一 個本來可以活得好好的青年逼到了下不來的高度，不得不用一种暴烈殘忍的方法結束悲 劇人生，還帶走了許多無辜冤魂。
老蘆有個朋友的朋友是日進斗金的律師。忽一日，這位仁兄突然覺得他那謀生之道太也 乏味，便辭了事務所partner （那是相當高的職位了）的職，去找了個送比薩餅的活， 有空就閉門造車寫小說。寫了几本，卻一本也賣不出去，只得自己花錢裝訂，廣送親 友。他的巨著我也拜讀過本把，那感覺似乎跟讀法律書也差不多，有催眠奇效。然而截 至我寫此文為止，該同志還是在那儿樂陶陶地每日送餅寫書不止。
類似地，前兩年從報上看到，一位中學校長覺得自己干的活實在太無聊，當下就辭職去 干門房。他仍在該校上班，不過辦公室挪了個地方。
這些事能在中國發生麼？當然不能。如果能，盧剛也就不用死了，當不成物理學家，可 以去守大門，可以送比薩，可以回國謀個小事情做，娶媳婦生子。他有一千條理由不 必死，然而卻不但死了，還犯了不能原諒的大罪。這不是因為他心理變態，而是“一旦 作了過河卒子，便只有拼命向前”。對我們來說，人生就是攀爬無窮無盡的階梯，而這 階梯是能上不能下的單行線。如果誰像盧剛一樣，爬到了相當的高度就再也抓不住上一 個梯級，那就只能“宁為玉碎，不為瓦全”，“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 羽，不肯過江東”。比起親友的失望和熟人的竊笑來，死亡有更大的吸引力，哪怕是那 种無比橫暴的死亡。
中國人的人生，其實是一种類似舊式包辦婚姻的“包辦人生”。從小，父母、親友和師 長就為你深謀遠慮地籌划一切：看什麼讀物有益于開拓智力，玩什麼游戲有益于身心， 和誰來往才能受到良好的影響。到后來則是：該學文還是學理，哪個專業是冷門，沒 人競爭，可以在千軍万馬爭過獨木橋時暗渡陳倉。這其間竟沒人想起來問一聲當事人 喜歡的是什麼，沒人想到過該“新郎”不但可能不喜歡人家為他挑的那個對象，甚至可 能根本就不想“結婚”。誰要敢在中國說一聲：“我不喜歡學習！我一看書就想睡覺 ！”立刻就要引起局部地震，家長、親友、老師就要忙著修理那個反常的家伙，直到他 學會演戲為止。
如果誰像盧剛那樣通過了重重修理，人生樂趣也就萎縮得差不多了。此類高才生們不會 唱歌、跳舞、玩樂器，不知道欣賞普通生活的种种快樂，沒有起碼的生活技能，更不會 處理复雜的人事關系，被制成一种“來亨雞”，只有一個單一功能—“下蛋”（考 試）。如果他的“蛋”下得出色，下到了國外去，親友們便要眉飛色舞，逢人便夸： “我家某某在美國某名校，導師是諾貝爾獎獲主！”聞者与有榮焉。這其間竟沒有一個 人想得起來，這种夸耀，實際上是絕了該生的退路。竟沒一個人問過自己：万一他抓不 住上一個梯級呢？那時他該怎麼去見江東父老，特別是身旁就有一個成功的同胞在那儿 作對照？ 更嚴重的是，這种社會修理使高才生們的臉皮特別薄，意志特別脆弱，視野是缺乏中間 狀態的兩極。因為下得一手好蛋，他們便給周圍的一切人寵成了只能成功，不能失敗的 弱者：課堂上老師的夸獎，家長看過成績通知單后的喜笑顏開，考上名校后同學的欽佩 与艷羡。從小習慣了掌聲和鮮花，自然就認定“天生我材必有用”。他們的“地平 線”是區分天堂和地獄的，而他們堅信自己屬於天堂。當這信念開始轟毀時，剩下的唯 一選擇自然就只是地獄。
即使盧剛式的悲劇不發生，這樣的戲劇人生也難免是悲劇人生。我當年上大學時，被党 強行分到一個本人深惡痛絕的專業。在大學中，我屢萌退學之念。但我畢竟知道，如果 這麼做就是發瘋：哪有大學生不當回來當工人的？然而日日在智力上被人家“強迫做 愛”，實在是苦不堪言。有天我向一位我最尊重也最知心的親人請教，他卻嗤之以鼻： “興趣？咱們有什麼福气玩這奢侈？再說，沒有興趣，可以培養嘛！” 我深以為然，於是便去奮力培養那興趣，培養得成績煥然。不但成了高才生，也像盧剛 似的下蛋下到國外去。到目前為止，本人還沒失手從梯子上掉下來（不過也快了）。不 幸的是，興趣并不是人工菌，可以大規模地培養出來。我培養出來的，不過是超人的意 志。全靠了它，我才几十年如一日地強壓下那与日俱增的對專業的厭惡。這超人意志的 來源，說穿了一錢不值，乃是那麼一個活思想：“不干，咱丟不起那大人！” 難以想像還有比這活得更卑微的戲劇人生。一個人委屈自己一時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委 屈自己，只敢看人家的眼色行事，不敢隨心所欲地瀟洒走一回，這才是最難最難的啊！ 比起來，盧剛走的，是一條太輕松太輕松的路。
說來也巧，我出國后，那位親人因孩子要考大學，來信問我國外什麼專業吃香。我怒火 騰騰，馬上修書大罵：“你怎麼就沒想過問一聲孩子喜歡學什麼？你有什麼權利代孩子 決定？難道你害了我還不夠，還要把自己的孩子也坑了才甘心？” 如我預期，那信不過是我已忘記國情、墮落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的明證，絲毫沒影響該 發生的事。在中國，孩子們沒有選擇自己人生道路的自由，更沒有失敗的自由。馬克思 說：“人在本質上是社會關系的總和。”這在中國的确是万古不磨的真理。
最令人悲哀的，是這种對孩子的強暴是在愛心下作出的。在中國，愛不是尊重對方的抉 擇自由，卻是越俎代庖，替別人設計規划燦爛的未來，好讓他的才能能在現實條件下得 到最充分的發揮。咱們忘了，只有上帝才有這個權利，而中國現代史上的大悲劇，正是 偉大領袖不辭辛勞地為子民規划未來的幸福生活弄出來的。
在很大程度上，咱們這些海外赤佬們，個個是“我的叔叔于勒”。
轉自《北大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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