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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4日訊】 中國人比較欣賞謹慎行事、老成持重型的靜態性格者，從中小學生選班干部到成人社會的干部晉升，候選人性格是否謹慎、穩重都是被考慮的重要條件。
我曾經在一些幼儿園里搞社會調查，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當一位优秀的幼儿教師在向我介紹一名被教師們公認為相當优秀的幼儿時，使用的形容詞是“特別穩”，這令我很感慨，對于一個本應是充滿稚气、活蹦亂跳的學齡前幼儿，成年人最欣賞的性格居然是“特別穩”，由此不難推知，“穩”對于每個中國的成年人該有多么重要。
中國人好靜，中國人的性格審美觀實質上體現的是對靜態美的欣賞。人們對表情含蓄、說話嚴謹、有節制的人評价普遍較高，而對那些具備与“動”相連的性格特征的人，諸如“活潑”、“豪放”、“熱烈”的人則多評价為“副。
毫無疑問，性格靜態者較性格動態者因其三思而行、處理問題周全而不容易出差錯，包括處理具體工作，也包括處理人際關系。動態性格的人往往開拓性強，對新事物反應靈敏，對變遷的适應能力強，能及時抓住机遇。但是，出各种差錯的可能性也大。中國人做事是講究留有余地的，首先是要求不出問題，其次才是有所成就。于是，靜態性格的人則必然成為干部選拔中的优先考慮對象。
很顯然，崇尚靜態性格的傳統性格審美觀是与當今突變的社會變遷存在著一定的矛盾，在改革的大潮中，傳統的干部選拔觀念受到了沖擊，而在妥善處理人際關系与高效推進工作進度之間的權衡，則使干部的遴選處于兩難困境。
目前我國管理干部的選拔類型還是以擅長人際關系的靜態性格者為主流，譬如，在競聘北京市委工業工委副書記一職時，有考題為：
一位處長思路清晰，觀點亦能得到廣泛認同，但得理不讓人，往往影響別人發言。你如果作為副局主持會議，該如何處理？
据官方透露，北京此次副局競聘的最后獲胜者是那些理論功底和工作實績都相對优秀，同時人際關系良好者。
其實，處理人際關系的能力一直是我國管理干部、管理人才選拔的核心內容。記得十几年前，當中、英兩國聯合在中國大陸第一次招收工業管理碩士研究生時，專業課的專題中占分數最多的一道大題是：“你將赴任某厂新厂長，現任的主管業務的副厂長和總工程師都各有所長，但相互間人際關系緊張，你上任后將如何開展工作？”顯然，在主考官看來，最能體現一個人領導水平的就是處理人際關系的技巧，這也的确非常符合我國的具體國情，即在我國，人際關系是一個管理者、領導者所面臨的最复雜、最難處理的問題。以處理人際關系作為管理者的核心內容的干部選拔，無疑已限定了候選人的性格傾向。
反映在性格審美上的社會傾向性和傳統价值觀，不僅體現出特定的國民性格，而且通過相應的干部選拔、任用的潛在標准無形中限定了各層領導者、管理者的基本性格特征，并由此而決定了我國管理者階層的基本管理風格、工作速率乃至社會效果。
完美与缺陷美
在我曾搞過的一項問卷調查中，有關家長“對孩子做任何事的要求”一問，７１.３８％的家長回答“盡量完美”，還有９.６７％的家長的回答是“好上加好”，即超過８０％的家長在要求孩子方面是追求完美的。可以說，“盡善盡美”是中國人做人的最終目標。
我們不難發現，中國人求“完美”實際上是不給“缺陷”留有任何余地，即認為“錯誤”犯得越少越好。這里涉及到我們對“錯誤”的認識問題，中國人多認為，“錯誤”在一個人的生活中只有坏作用沒有好作用。
其實，在人世間，人們是注定要与“錯誤”相伴而与“完美”相去甚遠的。首先是人們不可能十全十美，因為“錯誤”是貫穿于任何認識過程的必然產物，是限于人的認識能力而無法排除的客觀現實。其次是人們不必十全十美，因為“錯誤”帶給人們的不僅僅是失敗的感受。
俗話說，“失敗是成功之母”，實際上，同樣也可以說，“錯誤是創造之母”。無論在科學研究、各項事業的發展以及具體的生活中，犯錯誤、走彎路都不僅是件坏事同時也是件好事，特別是對激發創造力來說更是如此。因為，人們在出現錯誤、面對失敗時，將不可避免地嘗試各种可行的方法以擺脫困境，這個過程也將必然伴隨著諸多新思緒的迸發，而在許多新想法新意念的激烈競爭中，創造性的思維過程必然得到極大的促進。
從我們今天的教育來看，求完美的教育就是一种不許犯錯誤的教育。從孩子上小學一年級起，無論是家長還是教師就要求所有的孩子都要考試得“百分”，甚至是“雙百分”，在學習以外的其它方面則要听大人的話，不能有自己的想法。特別是，要守紀律，不許淘气。在如此“規矩”的規范下培養出來的孩子，思維的廣度、靈活性、創造欲以及求新求异的能力都很難有正常的發展。
“不犯錯誤”似乎是意味著沒走彎路而有可能直達成功，然而，“沒走彎路”也意味著失去了接触更廣泛的事物、開拓更多條道路的机會。也就是說，“不犯錯誤”本身倒成了一种缺陷，即謹小慎微地防范錯誤將使個體深陷于狹小的固定框架里而缺乏拓展思路、廣闊認識新世界的可能。
如果我們要求一個孩子完美而不犯錯誤，那么這個孩子的成長過程本身就是一种缺陷，顯然不利于孩子開發自身的全部潛能。如果要求一個科技工作者只許成功不許失敗，那么他的科研項目很難有所突破与創新。如果要求每一個人都完美無缺，那么這個世界肯定會顯得非常單調、乏味。
在實際生活中我們也不難發現，有的人長得一表人才，舉止得體，說話有分寸，但你和他在一起就是覺得沒意思，連聊天都沒絲毫興致。這些人往往從小接受了不出“格”的規范訓練，身上所有不整齊的“枝杈”都給修剪掉了，于是便失去了個性所獨具的風采和神韻，變得干巴、枯燥，沒有生机，沒有活力，所以很不吸引人。客觀地說，在人物性格上的确存在著“缺陷美”，即在實際生活中，那些性格有“缺陷”而絕對不屬于十全十美的人反而顯得更具有內在的魅力，對別人也更具有吸引力。
自我是個多面體
某日，有位外地來京出差的小伙子，一個電話打進我的家中，說是看了某學術刊物上所載的我的某篇論文，想与我切磋一番，并提出希望能面見。我當即表示，非常歡迎共同探討學術問題，只是如今大家都很忙，如果電話里能說清就不必見面了。不料小伙子大為不滿，情緒激憤地對我說：“你會后悔的，因為你錯過了結識一位偉大人物的机會”他用了很多華而不實卻宏大惊人的語言來形容自己的偉大之處，但又沒什么具體內容。仔細想想，周圍的人里也不乏此類人。
中國人的精力都集中在理解他人和猜度他人，于是對“自我”便難免缺乏了解，結果有的人很自卑，而有的人卻很自負，有的人表現很自信，喜歡自吹，自我感覺似乎很好，但對別人的評語卻非常敏感，稍有不佳評价就感到難以承受。這种人實際上還是缺乏自信，也正是因為不自信才特別在意別人的評价，而其內心深處卻是十分自卑的，即以表面的自信來掩飾深層的自卑。
從總體來看，我們中國人是非常注重人際關系的，故對別人的評价就不可能不重視， 結果是，我們常常在有意無意中依賴他人的評价來認識自己乃至評价自己，而自我認識能力差的人則完全用別人的評价來勾畫自我形象。由于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階段，從不同的人那儿會得到不同的評价，所以我們往往會因此而處于對“自我”的困惑之中并難以构成穩定的自我評价。
從評价他人來看，盡管中國人把絕大多數精力都放在處理人際關系上，但在看待別人、分析別人和判斷別人時准确率卻也并不很高，主要是因為缺乏評判的客觀性，而且在主觀化之外，還非常的定型化，即習慣于以固定的框架來認識他人、評价他人，不注意變遷因素，更不注意相互矛盾、相互對立的內容在同一個人身上共存的可能性。
人的自我是個多面體，對立面的共存是常見現象，如有的人平時很馬虎，但在某些場合、某些條件下卻异常認真仔細；又如有的人看上去很樂觀，在眾人面前總是歡聲笑語，但內心深處卻非常懮郁，并很悲觀地看待生活中的一切。
然而，多數中國人還是習慣于把個體看成是一個沒有沖突的、和諧的統一體，即基本特征始終如一地、無斷裂地發展，一旦發現人物的基本特征出現斷裂或反向發展，人們就會覺得不可思議。譬如，一個人一向很大方，突然有一次很小气，或一直很和善的人，突然惡語傷人，都會使周圍的人產生震惊感、意外感乃至陌生感，并把這一切解釋為是這個人以往的刻意掩飾而今日終于真相畢露，于是便從一种定型轉向了另一种定型。
對于我們自己來說，來自他人的定型化評价常常使我們有意無意地調整自己在与他人交往中的自我形象，即我們會下意識地使自己在對方眼中的形象盡量符合其原有的評价，而不管這一形象是否与我們自己的真實形象相符。于是，我們會發現，當我們每天面對著互不相同的眾多他人時，我們都是在自然而然地展現著互有差异的眾多的“自我”形象。
人的自我同時具有分裂性与綜合性，有的人綜合性傾向強一些，主要的性格特征就比較明顯，在此，有些与主要性格特征相矛盾的內容或被掩飾、或被壓抑而顯現不出來，于是在外表上看就顯得富有整體性和統一性。然而，有的人是把各种相互矛盾、相互對立的特征都展現出來，于是，自我的分裂性就顯得很突出，結果就易于給旁人以怪异感。另外，有的人有意無意地將自己的不同性格特征，特別是相互對立的特征有選擇地展現給不同類型的人，其基點是以讓別人易于接受自己的方式來展現自己。于是，必然導致一個結果，即不同的人會對同一個人得出不同的評价，甚至是天壤之別的相反評价。
人的性格是具有二重性的，即兩种對立性格特征的共存，這使人的自我形象也呈多重性的并充滿矛盾。然而，在實際生活中，這种現象在相當多的人身上很不明顯，其原因主要包括：個體有意無意地維護自我的主流形象；受到他人評价的影響而有框架地限定了自我認識的范圍。
我們中國人在認識自我方面遠沒有在理解、評价他人方面下功夫，但恰恰是因為自我認識的水平有限而限定了理解他人的准确性以及評价他人的正确性。
“忍”与生存
前不久，我因遷新居需置几件家具，為了保險起見，選擇了一家很有信譽的老資格家具店。不料，在拖期半月之后到來的家具全然不似店里擺的模樣，居然比用了十几年的家具還舊，還沒用就開裂的木頭更是令人气惱。然而權衡了一下利弊，考慮到与厂方聯系總是千呼不著万喚不到，以及自己沒有足夠的時間、精力去扯皮，又不可能讓滿地長期堆著書籍、雜物，更何況，我意識到，購貨之前的選擇過程、定貨之后的催貨過程，到貨之后為質量問題的扯皮過程等等，這全部過程中的時間、精力等精神損耗都不會在退貨中予以考慮。所以，即使是原价退貨，消費者仍然是利益的損失者。于是，我最后還是以“修補”而不是退貨“忍”了過去。
面對生活中的困苦与不公，中國人的能“忍”善“耐”是舉世聞名的，人們一論中國人就總要提及“忍”字當頭這一特點并認為此乃一大弱點。實際上，“忍”是中國人在無奈中應對不良環境的一种生存技能。
有些記者、律師為了喚起人們的法律意識，不惜為几元錢大戰公堂，而普通的百姓們卻常常在損失了几百、几千甚至上万元后仍“忍”而不發，其根本原因是在于“不忍”往往比“忍”付出的代价更大。“依靠法律”是百姓們得到的忠告，可法律的不健全、人治的盛行使法律成了一堵經常靠不住的牆。
是不良的環境造成了人們的不得不“忍”，還是人們的“忍”繼續惡化了環境，應當說，這是一個互為因果的問題。
在一個需要“忍”字當頭的社會里，如果一個人不想“忍”或不會“忍”，那么他注定要陷入到各种各樣的生存困境之中。
有口難吐真言
有位美國教授在中國某大學教英語，某天他出了一道問題要求學生們回答：“你為什么要上這所大學？”待答卷收上來一看，全班二十多名學生居然都一致回答：“為社會做貢獻”。對此，這位外教感到不可思議，他非常奇怪地問：難道大家都沒有什么具體的想法嗎？
中國人在回答別人問題時，類似于此的答非所問、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情形是相當普遍的，因而有外國人說中國人很虛偽。不管中國人是否能用虛偽來形容，“口是心非”和“表里不一”卻是千真万确的。
問卷調查多是采取匿名方式，人們不會因說真話而遇到任何麻煩。但是中國人在答問卷時，還是下意識地用一些冠冕堂皇的詞語而不是真實的內心感受來表達自己的觀點。譬如，我在一份問卷中問到生育的目的，有不少被調查者答：“生孩子是為國家盡義務”。誰都知道，我們國家一直是人口過剩，人口問題是令國家最頭疼的問題，國家巴不得大家都不生孩子，因而所謂個人生孩子是為國家盡義務明顯是句言不由衷的假話。人們出口不說真話的原因當然很复雜，也包括一些正常的情景，如不便于說真話，于是以假話、套話、大話、空話加以搪塞。然而，如果作為一种普遍現象時時處處存在于廣大人群之中，這种行為特征就值得深究其社會根源。
在中國，表里不一的訓練始于儿童期，孩子們從小就被要求學會靈活應對，包括在什么場合說什么話，以及見什么人說什么話。對于中國人來說，不便于說真話的場合太多了，而造成不便的主要因素是“內外有別”。譬如，家里的某些事，同家庭以外的人就不能說，若逢人問就說些掩飾性的假話；學校里的某些事，遇到校外來參觀的人就不能說；國家里的某些事，遇到外賓是不能說的；同樣，自己的某些事不能對別人說，心里想的內容不能傳出口。
其實，很多被掩飾的內容既不是什么机密，也不是什么短處，僅僅是不“理想”而已。譬如，來了參觀的客人或外賓，教師會囑咐孩子們穿自己最好最漂亮的衣服，還會安排比平時要丰富得多的活動，期望給來人留下最佳印象。中國的教師在有人來听自己的課時，總要事先對班里的學生進行一番安排，包括讓几個表達能力強的孩子准備課堂提問，至于問什么和怎樣答都事先定好了，也包括警告紀律不好的孩子不許在這一天給老師臉上抹黑等等。這一切當然都是為了獲得盡可能好的評价，而孩子們恰恰是在諸如此類的情景訓練中，逐步學會了分清內外、表里分离及适當掩飾等社會技能。
在中國，“表里不一”之所以司空見慣，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表里一致”易于帶來麻煩，正所謂“禍從口出”，這一句俗語道破了把裝口”關的重要性。在某些情況下，如果回答別人的提問時是按照自己的真實想法，其結果也許不僅是容易給別人留下不好的印象，而且還易于給自己日后留下容易遭受他人攻擊的把柄。所以，“表里不一”、“口是心非”常常是中國人為了保護自己不受傷害的一种防護措施。
可笑的僵化
一個年輕朋友去某校考博士，沒考上，于是他想要回自己交的碩士畢業論文，可是卻被校方告之：不行，因為所有交上來的論文已被存檔，按照學校的規章管理條例，存檔的論文一律不許拿走。年輕人覺得這規定實在沒道理，既然論文是用于報考，而考完了且沒考上，這論文對學校已沒有用途，為何不能物歸原主呢？于是便問，學校要這論文有何用？有關的管理者也沒想出有何用，只得開句玩笑：一旦你將來出名了，查查檔案，知道你曾報考過本校。听來很是滑稽。就我所知，同是這所高校，某年曾因庫房爆滿而不得不以超低价甩賣了大批中外圖書，其中不乏珍品。想不到，如此有限的庫房空間居然還要存放大量無人問津的東西。
一些規章管理制度、條例，當初制訂時必然是有具體道理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其中的很多意義將會成為歷史而消失。對此，人們或者是覺察不到，僅是出于慣性而繼續原有的操作程序，并視其為理所當然的而不去考慮這樣做是不是有道理；或者是出于某种原因，明知毫無實際意義還要保持原有的形式。譬如，到了９０年代，我在填各种表格時，還經常看到有“家庭出身”、“本人成分”等填寫內容，這在“文革”中是每表必有的內容，作為那個特殊時代的產物，“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無疑是個人身份鑒別的重要標志。可是到了今天，特別是對于年輕一代，真不知道填寫這樣的表格項目還有什么意義。其實，審理表格的人也不會去注意這些內容，即表格的印制只是一种形式。人們不去考慮有用沒用、合理不合理，只是延續以往的形式而已。實事求是地說，形式主義在中國是一种處處可見的、非常普遍的現象。
類似的例子在實際生活中到處都可以找到，面對于一些不合情、不合理、不合實際、沒有實效的現狀，我們總是或缺乏動力、或缺乏理性思維而不思變革。以往的規章、制度、工作程序不管是多么不合理，只要繼續貫徹執行就會認為是順理成章的事，而稍微有所變動，無論變得多么有理，也要惊動上下領導，千研究、万考慮，難以定奪。對“變”的過度敏感，對穩固不變的習以為常，使任何方面的變革都會遇到很大的阻力。
中國人從國民習性來看是不大喜歡置疑的，對于已實行的規章制度一般缺乏批判意識，只要沒有大的妨礙，即使是沒什么道理也習慣于將其保持下去，這不能不說是一种保守性，是一种缺乏革新意識的思維傾向，同時也是一种天然的惰性。
轉自《天府評論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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