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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31日訊】 自從”盲流”這一歧視性稱呼出現在中國媒體上，除了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宁先生和盛洪先生等少數有識之士對它有過异議，就几乎沒有被認真質疑過。今天，當我們看到《南方周末》7月28日關于廣州輪奸案的報道，我們再不能僅僅停留在義憤的譴責中。蘇萍被輪奸，是制度的惡果，可是如此邪惡的制度其背后的觀念支撐是什么？是”盲流”這個概念！
据說，公安部門對盲流有專門的定義，所謂三無人員—無固定工作，無固定收入，無固定住所的人就被定為盲流。前面兩個無只說明了一個人沒有就業，不能說明其他任何問題，最后一個無即無固定住所在現實只有一种情況，就是沒有身份證的人如從監獄中竄逃出來的罪犯，沒有隨身攜帶身份證以及丟失身份證的人則不能被認為是沒有固定住所。三無規定把人最基本的人身自由權寄托在一個證件上，如果證件与人身分离，人身的基本權利就可以不受保障，證件在此居然比人的生命本身還要重要！這里的核心問題是國家行政部門對待公民使用了有罪推定—你三無了，不能證明自己是誰，那就有可能是罪犯或有犯罪的可能，所以先把你羈押起來，”防患于未然”。因此，許多地方的公安部門才會將沒有攜帶身份證的人視為盲流收容看押，收容是一种行政強制措施，沒有相應的證据和程序是不應該使用的—可是，它一直被相當隨意地使用著，這种隨意性与三無規定背后的有罪推定完全一脈相承。所以在有些地方，有證件的外地人如果看上去像農民也會被警察收繳證件，關到看守所里，蘇萍的證件不就是這樣被扔掉的嗎？她的遭遇絕非特例，在有罪推定的思路下，以前的蘇萍們最起碼的人權—人身自由就這樣被踐踏了；不改變這樣的思路，更多更悲慘的蘇萍悲劇就會絡繹不絕—而且，不知道哪一天，那些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遭到厄運的人也會變成蘇萍們！
可是，盲流這詞一日不死，蘇萍們的悲劇就一日不絕。
所謂的盲流不過是在改革大潮中，從農村”流”到城市找活干的農民們。他們做那些城市本身必不可少而城市人又不愿做的工作，常常一開始還找不到活，這時他們被稱為盲流，一旦有了活干，他們就被人稱為民工、打工仔、打工妹。他們承擔了城市里最繁重最肮臟最勞累的體力活，他們的薪水最低，住宿條件最差，穿著最襤褸，他們的基本權利最得不到保障，不知有多少人在炎炎夏日、凜凜寒冬中病倒了，死去了，他們的生死象小數點后面第100位數，被忽略不計，沒有人會想到他們，即便被人格外開恩想到了，那也是跟罪犯聯系在一起。人們說，他們沒有文化—因為往往是農民，缺乏受教育的机會，這成了他們受鄙視的理由；人們說，他們沒有人格—因為窮，所以不需要，這成了他們受侮辱的理由；人們說，他們沒有道德—因為他們中有罪犯，這成了他們受到犯罪怀疑的理由。可是，人們是否想過城市里的高樓是他們造的，寬敞的道路是他們鋪的，垃圾是他們清理的，搬家需要他們的幫助，煤气瓶需要他們扛送，你訂的牛奶是他們拉過來的，許多人家里的飯是他們做的，衣服是他們洗的，許多孩子是他們照顧的可是這一切都像空气，盡管离開了它人不能活，可是沒有多少人會想到，仿佛他們不存在。這就是所謂的”盲流”！然而，他們是人！是跟每一個使用這個詞的人一樣的人！是：會哭、會笑、會悲傷、會快樂，有七情六欲，打他會疼；欺負他會痛苦；餓了需要吃飯；渴了也要喝水的：人！像我們每一個人，他們需要被關怀，被重視，需要最基本的尊嚴，他們原本應該受到最大多數人的尊重，可是他們沒有，不但沒有，反而被全社會拋棄，其他任何階層的人都不与他們接触，他們成了名副其實的賤民。
如果人們繼續鄙視這個社會中最勤勞的人群，社會的良心將枯竭；
如果人們繼續憎恨給社會創造財富的同胞，社會公正將不复存在；
如果人們繼續不關心最貧寒的社會弱勢群體，他們將從財富的創造者變成社會的破坏者、財富的毀滅者；
為了蘇萍們的悲劇不再重演，我們不要再口吐”盲流”；為了你我不會變成蘇萍們，我們不要再口吐”盲流”。只有每一個人堅持不懈、不菲點滴的努力，我們的社會才不會走到咎由自取的那一天。
轉自 中評網(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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