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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7日訊】中共的綱領是不確定的。陳獨秀的綱領據說被瞿秋白否定了。王明的綱領據說和李立三的不一樣。這些事情，年代久遠，我不知道，不懂。
被正式冊封為大宗師的毛澤東和鄧小平兩者的綱領顯然差別很大。
毛澤東自己說，他一輩子只做了兩件事，一叫民主革命，二叫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提出民主綱領是他奪取政權的敲門磚，的確從勝利走向勝利，但政權之門一打間，民主的綱領就被他扔進了垃圾堆，繼續革命好像要受他喜愛，不過這個綱領使他從失敗走向失敗，所以被鄧小平斷然摒棄在毛澤東思想的寶庫之外。
實施綱領不是中共目的
鄧小平自己的綱領是不管白貓黑貓，抓得著老鼠就是妤貓。在文化大革命的一切破壞之中，他知道破壞生產力的可怕；在人間一切事物之中，他懂得生產力的可貴。所以，鄧的綱領，和馬克思的綱領固然存在著巨大的差別，和毛澤束的繼續革命綱領或者民王綱領也不一樣，比較而言，倒是相當接近於亞洲四小龍經濟騰飛時期的綱領。鄧小平認為，不管什麼綱領，能發展生產力就是好綱領，從這個意義上，也許可以把鄧的綱領理解為發展生產力的綱領。
中共各個時期的綱領，包括毛澤東的，以及鄧小平的，都在“馬克思”的名義下互相否定，都可以作為中共指導思想變遷史的一種資料。綱領的不確定性，證明中共不大像一個為實現特定綱領而成立的志同道合者的黨。如果真的把實施綱領看成目的，那麼，不同的人群，本來應該按照不伺的政見，組成不同的黨派。中共則相反，同樣的黨員，一旦在不同的領袖領導下，就無條件地擁護互相矛盾的綱領；雖然存在看相同的鐵的紀律，卻經常在執行不同的任務：此一時敲鑼打鼓組織人民公社，彼一時偃旗息鼓解散人民公社，此一時劍拔弩張進行文化大革命，被一時哀而不怨地否定文化大革命，如此等等。由此可以證明，實施綱領不是中共的目的。
中共的目的在於政權
什麼是中共的目的？政權是它的目的。政權不在自己手裏的時候，它為奪取政權而鬥爭，一切為了奪取政權，提出綱領并不是為了實現綱領，而是為了奪取政權；政權到手之後，它為永遠牢牢抓住政權而鬥爭，丟掉民主口號是因為害怕丟掉政權，發展生產力也是為了害怕丟掉政權。永遠牢牢抓住政權，是它綱領背後的綱領，生命之上的生命，目的之中的目的。
由此發生了中共八十年歷史的分期問題。有一種廣泛流行的說法，認為一九四九以前是中共的民主革命時期，一九四九以後是中共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我認為這種說法站不住腳。因為中國直到現在，既沒有什麼民主，也沒有什麼社會主義。中共在中國進行了什麼民主革命？的確，民主是陳獨秀在組織中共以前的主張。但是，武裝鬥爭不見得有民主內容，抗日戰爭不一定有民主內容，農民起義也不一定有民主內容。中共確實提出過民主綱領，但是沒有認真實施過，特別在中共奪到政權以後，民主綱領就被丟到九霄雲外了。“兩篇文章，上篇與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堅決地領導民主革命，是爭取社會主義膀利的條件。”這是毛澤柬自己的話。
民主綱領沒給中國民主
既然民王這個上篇沒有做好，還有什麼資格做社會主義這個下篇？毛澤東所說的“向社會主義過渡”，不就是合作化、公社化、國有化以及公共貪堂、“五七指示”、上山下鄉、階級鬥爭為綱這幾件事情嗎？兩者心居其一：如果這些東西不是社會，那麼，等於瞎忙了五十年：就算這些東西真是“社會主義”，請問，過渡來，過渡去，進一步，退兩步，現在還剩下什麼“社會主義”可談？的確，現在仍存在著國有制，但讀讀恩格斯的《反社林論》就清楚了，國有制和社會主義到底有什麼相干？所以我認為，實事求是地看看現狀，應該承認兩點：第一點，中共的民主綱領沒有給中國帶來民主；第二點，中共的社會主義綱領沒有使社會主義得到光彩。
因此，如果就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這兩個綱領而言，應該說，八十年來沒有什麼結果。但是，如果就掌握政權這個目的而言，那確實應該肯定，中共非常成功地達到了奪取政權和保住政權的目的。一九四九年確實是中共八十年鬥爭史的分界線：一九二一到一九四九年是中共為了奪取政權而頑強鬥爭的前二十八年，一九四九到二００一年是中共為了水遠牢牢抓住政權而頑強鬥爭的後五十二年。
前二十八年，中共雖然也幾次提出過排斥中產階級的過激綱領，但主要依靠民主這個口號，穩住了民心，終於把政權奪到手。後五十二年，中共搞了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革命，失敗了，轉而改革，通過改革，重新退到“向社會主義過渡”以前的經濟政策，承認市場經濟，承認私有，承認雇佣勞動，承認資本，才把瀕於崩潰的經濟挽救過來。眼下，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正在和幾條非社會主義的亞洲小龍站在同一個隊伍之中。但是，為了繼續實現永遠牢牢抓住政權的目的，為了表示決不放棄四項基本原則，它至今不允許土地私有，不改變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正在堅決抵制民王政治和多元文化。
我認為，把中共八十年的歷史劃分為這樣兩個階段，好像合乎實際，比較經得起推敲。
綱領對中共奪權作用大
綱領不是中共的目的。這絲毫不意味著綱領沒有作用。看看中共奪取政權的過程，就知道綱領有何等重要了。
中共奪取政權的歷史不愧為一曲凱歌。勝利是各種條件組合的結果。它的基本手段是革命。斯大林把中國革命的特點規定為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種非法的武裝鬥爭，在其他國家很難堅持，更難擴大。在當時的中國可以，因為它可以在軍閥的割據和混戰的縫隙中求生存。它和公元二世紀的五斗米道，和十四世紀的白蓮教，和十七世紀的天地會，和十九世紀的拜上芾教，雖然有明顯的相同之處，但也有明顯的不同之處。中國二十世紀的以農民為主體的非法的武裝鬥爭，不是由血氣之勇的莽漢和流民發動的，而是由通曉軍事韜略和政治謀略的知識分子主持和籌劃的。毛澤東是一位滿腹經綸的秀才；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劉伯承，陳毅，林彪，聶榮臻，葉劍英，任弼時，陳雲，鄧小平，都吃過洋麵包，見過大世面。游擊戰、持久戰和集中力量打殲滅戰固然很重要，但是，民主革命的綱領更重要，對中共奪取政權起了決定性作用。
打看民主旗號爭群眾
陳獨秀的議會鬥爭路線接近於西歐社會黨，也許可以推動中國和平進入現代社會，但不能幫助中共奪取政權，所以被稱為“右傾機會”，淘汰了。“武裝保衛蘇聯”的綱領雖然打看老大哥的旗號，但打不動中國人的心，不能幫助中共奪取政權，因而被稱為“左傾機會主義”，也淘汰了。抗日救亡的綱領，得到了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的支持，實行“二五減租”和“耕者有其日”（註一），得到貧苦農民的擁護；要求民主、反對獨裁、反對官僚資本的綱領，把反對蔣介石的力量團結起來了。
四十年代，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重點是鼓吹民主，揭露獨裁。當時對追求民主的青年學生起了啟蒙作用的，不僅有西方人文主義的經典，而且有中國共產黨人的時論。重慶出版的中共機關報上抨擊蔣介石獨裁的文章，一針見血，淋漓盡致。香港的左翼出版物也發表了許多振聾發礦的好文章。這都吸引了成千上萬的青年傾心於共產黨，把共產黨當作實現民王的希望。那個時期的中共綱領，用中共的術語來說，必須屬於民主革命範疇。可不可以提高一點調門？可不可以唱唱“社會主義好”、“無產階級專政好”？不可以，絕對不可以。非不願也，是不能也。那個時候的共產黨，力量不足，為了和大黨國民黨爭奪中間群眾，必須打民王的旗號，絕對不敢唱社會主義的高調。唱高調便等於自殺。當時中共如果把社會主義的綱領提出來，我敢肯定，一九四九年就沒有那首凱歌了。這個道理，現在的新黨員也許有人不大懂，但老革命如毛澤束、鄧小平，他們都懂。
註一
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以前的口號是“打土豪，分田地”，實際上是古代農民暴動中“打家劫舍”和“劫富濟貧”二者的混合，得到的支持不多，流弊不小。抗日戰爭時期，共產黨轉而實行“二五減租”，把地主向個農征收的地租額減少百分之二十五，這其實是國民黨提出來的主張。解放戰爭中和一九五０年後實施的土地改革，在口號上和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相似。一九五八年的“人民公社化”使全國一切農民重新失去全部土地。至於九十年代火爆的地產市場，則使土地成為各級地方政府的財源和貪官污吏的禁臠。
《透視中共——為中共八十年作》．五之二 原載６月２６日信報
作者為前中共中央委員、前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室主任、前中共中央宣傳理論工作領導小組成員和前中共黨的建設領導小組成員。(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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