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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10日訊】 (中央社記者任紋儀特稿)中共實施嚴密的戶口制度限制大陸民眾遷徙自由，藉以掌控人口流動並實現農村為城市發展服務，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大陸經濟發展導致農村與城鎮差距不斷擴大，不合時宜的戶口制度已經阻撓不了農村外地人口湧入城市謀求更好的生活條件，卻也衍生出「黑戶」居民及「外嫁京」婦女等社會問題。
去年十一月中共舉行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期望確實掌握大陸人口總數。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據中共有關部門保守估計，目前大陸人戶分離的城鎮黑戶居民高達一億零五百萬人，單只北京市就有八十二萬人，其中相當多的一部分是嫁給城市男性的農村婦女，北京人稱她們為「外嫁京」。
大多數「外嫁京」是嚮往都市生活而從農村湧入城市的打工妹。根據一九九四年的一項調查發現，北京外來打工人口中有一百十二萬是女性，廣東省則有四百多萬，女性打工人數分別佔這兩個城市流動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左右。這群外出打工的農家女，年齡一般在十六歲至二十五歲，平均年齡只有二十一點二歲。
對於渴望改變貧困的命運，並過著與城裡人一樣的生活，幾乎是每個打工妹進城的最大願望，但現實環境卻經常令她們失望。
「外嫁京」無論從文化程度還是長相，都是打工妹中條件較好者，而與她們結婚的男性大多是北京婚姻市場中的弱勢族群，這些女性願意委屈求嫁只是為了能在北京尋求一個穩定的落腳處。由於是沒有北京市戶口的黑戶，許多人婚後不能就業，而她們的丈夫下崗與失業的比例遠高於全市平均水平，導致這些家庭半數以上處於絕對貧困狀態。然而，為了怕家鄉親友知道後笑話她們「嫁給北京郎，袋中沒有隔夜糧」的窘境，「外嫁京」只能默默忍受生活的困苦，期待早日轉移戶口。
中共的戶籍管理制度始於一九五八年一月，把全民區分為農村戶口和城市戶口，並限制農業人口轉為非農業人口，簡稱「農轉非」，中共並將城市戶口與配糧、上學、就業、醫療、分房等十幾項生活條件結合在一起，一紙城市戶口成為維持生活不可或缺的要件。
事實上，戶口制度以法律的形式限制了農民湧入城市，保證了農村有足夠的勞力向城市提供低價的工業原料，也保證了城市減輕人口負荷，達到低成本高效率的運轉，但改革開放前大陸農村與城市的人口流動非常稀少，導致農村青年的結婚對象平均在方圓二十五公里之內，人口素質陷入惡性循環。
戶口制度也影響了子女就學問題，沒有城市戶口的子女上學就需繳納一筆為數不小的「贊助費」，但有更多的孩子連借讀的機會都沒有。大陸目前約有七百二十萬家庭遷徙，伴隨而來的是兩百萬流動兒童問題，二十一世紀初有可能超過四百萬，這些兒童普遍面臨著入學困難的問題，北京十三萬適齡流動兒童中，入學率僅百分之十二點五。
戶口制度甚至違反了人民遷徙自由。中共在一九五四年的憲法，曾經規定遷徙自由是每個公民基本的人身自由，但以後的幾部憲法則不再明文規定遷徙自由。一些城市政府藉此提出各種不合時宜的政策限制人口流入，一九九九年北京市確定將全市外來務工人員總量控制在九十五萬以內，北京市勞動局也公佈一百零三種職業限制外來務工人員。實際上，近年來到北京務工人員一直保持在兩百六十萬人以上，這意味著至少有一百多萬人沒有就業證，形成大批非法務工人員，甚至引發民工潮及盲流等問題。
大陸中國社科院學者、農村勞動力流動調查課題組負責人庾德昌說，計劃生育政策導致大陸城市人口出現負的自然增長，因此城市化必須依靠人口的機械增長，即依靠農村人口進城成為城市居民。從歷史上看，上海市一八四三年的人口是二十三萬人，一八六五年增加到七十萬，一八九五年接近一百萬，一九一五年超過兩百萬，一九四九年達到五百四十六萬，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遷入人口及其後裔。
大陸的戶口制度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為當時大陸工農業穩步發展起到重要作用，但改革開放至今，大陸已經邁入以人、財、物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為基本條件的市場經濟，落後的戶口制度不僅阻礙大陸城市與農村現代化發展，其所衍生的社會問題已經是大陸民眾最切身之痛，如果中共再不妥善解決以紓解民怨，人民的不滿情緒終將爆發。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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