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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個清晨，我走到陽台上，面對朝霞映照的波羅的海，舒服地伸展手臂。那一刻，我行使自己對于身體的“主權”，感覺到自由的美好。
然后我去上班。在瑞典北部的一家公司，我臨時接待几位從中國前來購買机械的技術員。那天，我們談到中國大陸正在開展的“打擊法輪功”運動。一位北方漢子气憤地告訴我，他在農村的一位嫂子，因為不理睬政府禁止修煉法輪功的警告，仍然堅持練功，結果被吊在樹上毒打示眾。這位嫂子仍然不肯屈服，最后被強行裝進鐵籠子，押送進監獄。据說，這樣的案例，目前在中國城鄉越來越多。
那個美麗的清晨帶給我的欣悅，就這樣消失了。因為伸伸手彎彎腰練功，行使自己對身體的支配權，一位女性就被當做動物關進鐵籠子，這樣叫人惊駭的事情，對在人權至上的北歐生活多年的我，所引起的心理震撼非同小可。在潛意識里，我以為酷刑折磨是中國歷史快要翻過去的一頁。盡管我本人在小小年紀時，就目睹過文化革命造反派吊打“黑五類”的慘狀；在1989年作為政治犯入獄后，我曾親眼見過中國看守所的可怕刑具，親耳听見過被獄警毆打鞭笞的人犯呼天喊地，但目前越來越多的法輪功學員被殘酷迫害的遭遇，還是出乎于我的想象之外。
當年，從納粹集中營的酷刑中幸存的人們，在二戰胜利出獄后，不少人選擇了自殺，他們覺得生不如死。因為身體的不受侵犯，是一個人能夠維持自我尊嚴的最后領地。當一個人受到慘無人道的、羞辱性的毆打殘虐，盡管生命幸存下來，個人的尊嚴卻被撕得粉碎，他們無法擺脫夢魘般的記憶。
在我們中國，從肅反到文革，多少遭受身心殘害的人也選擇了自殺，因為身體這一塊最后的領地被侵犯了，人格尊嚴不复存在，他們因此失去了繼續做人的信心。今天，酷刑拷打在中國如此猖狂地卷土重來，竟然是在人們迎來二十一世紀的時候。
一些人有權對另一些人施以酷刑，這本身就是社會腐爛的膿瘡，是社會法制不健全、人性不文明的證明。一個國家的人民被酷刑折磨，最根本的原因是，這個國家的制度和統治者不保障他們的身體的尊嚴。為此，從制度上著眼，我們首先要質問簽訂了《人權公約》的中國政府：怎樣承擔保護公民的責任？怎樣切實執行“公民人身權利不受侵犯”的法律？
表面上，中國法律嚴禁肉刑，但在實際上，統治者有法不依。因此，善良的人們要鍥而不舍地過問，要求中國政府進一步立法、切實執法，追究濫施刑罰的凶手的罪行，如刑訊逼供罪、暴力取證罪、虐待被監管人員罪，從而改善人權狀況。
那些濫施酷刑的專制机构工作人員，他們本來和我們一樣，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是什么驅使他們毫不內疚地執行這些喪盡天良的任務？我們可以這樣認為，首先，他們是由專制机器篩選出來的，是相對來說比較惡劣和愚昧的人；然后，在權力的誘惑腐蝕下，他們形成了具有攻擊性的變態心理。
在《死亡營的日記》里，陀思妥也夫斯基分析酷刑說：“暴行是一种習慣，它的本性是發展的，最后它就發展成為一种病態。我認為，哪怕一個最好的人，由于習慣的緣故也可以變得粗野，失去理性到野獸的程度。”執行酷刑的人，他們在統治者的指使和縱容下，在習慣性侵犯他人身體時，感覺到權力的威力与發泄獸欲的甜蜜，人性因此离他們遠去。可悲的是，他們在虐待他人的同時，也侵犯了自身的人格尊嚴。
如果這些人的天性完全是魔鬼，那么，最好的人權教育也毫無意義。然而，絕大多數為統治者效勞的人，既不是天使也不完全是魔鬼，這樣，反對酷刑的人，為人權奮斗的人，才有可能通過監督、抗議、批評乃至懲罰等手段，限制他們暴力的欲望，引導他們的人性复蘇。
對于中國卷土重來的酷刑，無數冷漠的、從不為人類尊嚴站出來說話的人，也應該承擔連帶責任。正是因為他們的沉默、他們的不過問、不抵制，統治者和虐待狂才能夠為所欲為。冷漠的人們，是鋪在專制者腳下的紅地毯。
只有每一個中國人——不管是受害者還是其他尚未受害的人，都堅決拒絕沉默，都堅決拒絕容忍暴力，酷刑才有可能不再在中華文明的土地上發生，
2001年6月
茉 莉，本名莫莉花，湖南邵東縣人。少年時代曾下鄉務農多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教師進修班。1989年在湖南邵陽師專中文系任教，因為在學生舉辦的“追悼六四死難者”的追悼會上發表譴責李鵬政府的演說，被中國政府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的罪名，判取有期徒刑三年，附加剝奪政治權利一年。出獄后流亡香港，任雜志社編輯。現居瑞典，為自由撰稿人、國際人權組織義工。出版個人專集《人權之旅》，主編漢藏協會專集《達蘭薩拉紀行》。二00一年七月獲得“美國万人杰文化新聞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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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是人們互相關愛的地方 ——大紀元征文獎獲獎感言
茉莉
大紀元“2001年國際反酷刑日”征文，触發了我對于酷刑的一點感受，我把它寫下來与大紀元的讀者朋友們探討。我覺得，對于這种有關人權保護的討論，我們都有義務參加。感謝評委們的厚愛，給予我二等獎的鼓勵。
六月底交上這篇征文——《身體是自我尊嚴的最后領地》之后，我就去了美國。在華盛頓，我參加了二十一世紀基金會舉辦的有關全球化問題的會議，我在會上發言的題目是《人的尊嚴需要新的保障—–全球化与國際人權運動》。我認為，盡管全球化趨勢帶來不少諸如經濟不公平的問題，但是，從人權角度看，全球化可以被視為被欺凌者的福音、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的拯救者。
信息的全球化把世界各國人民的命運緊緊聯系起來，今天，很少有政府能夠“關起門來打自己的孩子”–—迫害政治犯良心犯、施行酷刑和死刑，而不遭到國際社會的抗議了。從這一點看，今天在專制政權下承受酷刑的人們，他們有了更多的机會——例如利用大紀元网絡，向世界申訴自己的苦難，從而呼吁制止權勢者的暴行。
然后我去了紐約。在“万人杰新聞文化獎”頒獎期間，我有幸結識了和我一起獲獎的芝加哥大學教師王友琴。我們倆一談就非常知心，原來我們都出身于中國五十年代的教師家庭，我們的父母都在那“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整得半死。 我對建立了“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的王友琴說，我從來沒有寫出自己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當年身為中學教師的父親被毆打，母親自殺未逐，但我覺得自己一家總算活過來了，比較許多家庭遭受的更大苦難，我們家算不得什么。文革后，中國政府也一再號召人們“向前看”，不要計較“母親打孩子”的罪過，我們也就真的把文革的苦難忘記了。
王友琴給我上了一課。她說，那場浩劫過后，只有被殘害的名流權貴才被報導与提及，普通百姓受害者的事例卻沒有獲得公平的報導与對待。她建議像我這樣的人都把自己家在文革的苦難寫下來，否則，被人遺忘的歷史將會重演。 我因此想到，在今天的中國，酷刑拷打又卷土重來，正是因為我們對過去暴政肆虐的罪行清算得不夠，正是因為我們對他人遭受的苦難關注得不夠。一個人們互不關心的世界如同地獄，而天堂，卻是一個人們互相關愛的地方。正如中國的一個佛教故事所說的： “在地獄里，飢寒交迫的餓鬼們圍坐在餐桌旁，桌上是最美味的佳肴，但大家都不能享用，因為每當他們拿起筷子時，筷子就變得比他們的手臂還長，所以他們就使不上筷子。生活在天堂里的人們也坐在同樣的桌子上，并使用同樣的筷子，然而，他們能夠很順利地用餐，因為他們用這种長長的筷子彼此給對方夾送食物。”
今天，我們呼吁制止酷刑，保護身體這塊自我尊嚴的最后領地。但身體不是人的尊嚴的全部領域。為了捍衛人的全部尊嚴，我們還要進一步爭取信仰自由、言論自由等一切基本人權。只有我們每一個人都為他人的尊嚴而抗爭，這個世界才不會恐怖如同地獄。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