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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20日訊】歐美的國家觀經歷了三次大的否定。一是文藝復興時期對神權的否定；一是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對君權的否定；一是十九世紀對國家至上主義的否定。在第二次否定期間，盧梭的人民主權論廣泛流行。在一般人看來，盧梭的政治思想就是民主思想、自由思想。這是失之偏頗的。其實，盧梭批判的只是君主權力、君主專制，而不是政治權力本身。盧梭認爲：社會是從契約中産生的，社會的每個成員通過契約把自己的人格和權利讓給社會全體，自己則受社會的“公共意志”的支配。這種“公共意志”是絕對正確、絕對服從“共同利益”、絕對不可假借。一言以蔽之，是擁有絕對權威的。“公共意志”的代表即“公我”，因而也擁有絕對權威。這樣，盧梭就通過給政治權力賦予集體人格的方法，把政治權力神化了，使政治權力依舊至高無上。這就使盧梭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他的出發點是民主，而他的結論卻是極權政治。
對盧梭人民主權論的專制主義傾向的剖析，在歐美早已不是什麽新鮮的話題了。聖西門就講過：“由人民意志構成主權的說法，除了和上帝恩寵的主權對立之外，說不出任何意義。”孔德也曾講過：“我從事哲學著作的三十多年來，始終把人民的主權想象爲一種壓迫的欺罔，並把平等想象爲一種卑劣的謊言，……總之，這種法律（實在的政治的法律）以同樣的效力排斥神學上的霸道或國王的神權，以及形而上學的霸道或人民的主權。”換言之，人們不再象盧梭那樣，認爲肯定了一切權力來自人民的原則、創立了一個由多數人民所同意的政權之後，就可以高枕無憂了。人們所警惕的不再只是神權、君權而是政治權力本身了。這就導致了歐美國家觀的第三次大否定——對國家至上的否定。潘恩曾批評把社會和政府相混淆的觀念，在他看來，政府“即使在其最好的情況下，也不過是一件免不了的禍害。”托馬斯·傑弗遜則認爲：“最少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政治家索羅的《不服從論》更乾脆：“最好的政府是根本不管事的政府。”他們對政治權力都抱有高度的防範心理，進而要求確定政治權力干預的限度，保障國家和社會的二元化。這些思想，都是以深刻的人道主義原則爲出發點。他們看到了政治權力的統治與人道主義之間的巨大矛盾。索羅曾這樣寫道：“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政府的權威必須要得到被統治者的制約和允諾。除了我同意的東西之外，政府不能對我的人身和財産擁有絕對權力。從極權制到有限的專制制度，從有限的專制制度到民主制度，是一大進步，是朝著真正尊重個人的方向的一大進步。……然而，一種民主制的出現難道就是政治改革的最後一步了嗎？難道不可能再跨前一步，做到能夠充分尊重和發揮人的權力嗎？”索羅進而提出：“政府只是一種權宜之計”；“我們首先要做人，然後才是臣民。”他並且忠告讀者：“如果政府要你們對別人施行暴政，那麽，我覺得，你們就應該不服從。就要違法。”至高無上的是人的權力而不是政治權力，這與盧梭的政治思想顯然背道而馳。
潘恩、傑弗遜、索羅的思想一度廣爲流行；之後，出現了無政府主義、無政府工團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等等思潮，這些思潮固然含有空想成分，但它們對國家至上的否定卻是很有價值的。正因爲如此，這些思潮並非過眼眼，直到今天在歐美還有市場。
──原載《強國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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