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纪元8月20日讯】欧美的国家观经历了三次大的否定。一是文艺复兴时期对神权的否定；一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对君权的否定；一是十九世纪对国家至上主义的否定。在第二次否定期间，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广泛流行。在一般人看来，卢梭的政治思想就是民主思想、自由思想。这是失之偏颇的。其实，卢梭批判的只是君主权力、君主专制，而不是政治权力本身。卢梭认为：社会是从契约中产生的，社会的每个成员通过契约把自己的人格和权利让给社会全体，自己则受社会的“公共意志”的支配。这种“公共意志”是绝对正确、绝对服从“共同利益”、绝对不可假借。一言以蔽之，是拥有绝对权威的。“公共意志”的代表即“公我”，因而也拥有绝对权威。这样，卢梭就通过给政治权力赋予集体人格的方法，把政治权力神化了，使政治权力依旧至高无上。这就使卢梭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他的出发点是民主，而他的结论却是极权政治。
对卢梭人民主权论的专制主义倾向的剖析，在欧美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了。圣西门就讲过：“由人民意志构成主权的说法，除了和上帝恩宠的主权对立之外，说不出任何意义。”孔德也曾讲过：“我从事哲学著作的三十多年来，始终把人民的主权想象为一种压迫的欺罔，并把平等想象为一种卑劣的谎言，……总之，这种法律（实在的政治的法律）以同样的效力排斥神学上的霸道或国王的神权，以及形而上学的霸道或人民的主权。”换言之，人们不再象卢梭那样，认为肯定了一切权力来自人民的原则、创立了一个由多数人民所同意的政权之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人们所警惕的不再只是神权、君权而是政治权力本身了。这就导致了欧美国家观的第三次大否定——对国家至上的否定。潘恩曾批评把社会和政府相混淆的观念，在他看来，政府“即使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托马斯·杰弗逊则认为：“最少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政治家索罗的《不服从论》更干脆：“最好的政府是根本不管事的政府。”他们对政治权力都抱有高度的防范心理，进而要求确定政治权力干预的限度，保障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这些思想，都是以深刻的人道主义原则为出发点。他们看到了政治权力的统治与人道主义之间的巨大矛盾。索罗曾这样写道：“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政府的权威必须要得到被统治者的制约和允诺。除了我同意的东西之外，政府不能对我的人身和财产拥有绝对权力。从极权制到有限的专制制度，从有限的专制制度到民主制度，是一大进步，是朝着真正尊重个人的方向的一大进步。……然而，一种民主制的出现难道就是政治改革的最后一步了吗？难道不可能再跨前一步，做到能够充分尊重和发挥人的权力吗？”索罗进而提出：“政府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我们首先要做人，然后才是臣民。”他并且忠告读者：“如果政府要你们对别人施行暴政，那麽，我觉得，你们就应该不服从。就要违法。”至高无上的是人的权力而不是政治权力，这与卢梭的政治思想显然背道而驰。
潘恩、杰弗逊、索罗的思想一度广为流行；之后，出现了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思潮，这些思潮固然含有空想成分，但它们对国家至上的否定却是很有价值的。正因为如此，这些思潮并非过眼眼，直到今天在欧美还有市场。
──原载《强国论坛》
(http://www.dajiyuan.com)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