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9日訊】商業文明是工商業社會的產物，中國工商業文明的起點在哪裡？
1979年嗎？肯定不是。我們的起點在19世紀，從洋務運動算起，有150多年；從1895年甲午戰爭後算起，也有110多年了。
我認為，中國從農業文明的社會進入工商業文明的時代，不應該用「鴉片戰爭」等政治事件做標誌，用幾樣具有象徵意義的具體事物可能更為準確，由這一角度出發，可以總結出五個標誌性東西：第一是銀行的出現，第二是大學的出現，第三是出版社的出現，第四是報紙的出現，第五是用新式機器生產的工廠的出現。
這五樣東西對傳統的農業社會來說絕對是新生事物，它們的出現意味著中國不再是傳統的農業社會，一個新的時代來臨了。
商業文明的核心到底是什麼？如果從整個世界普世的標準來看，商業文明的核心就是一個詞——契約。
契約是商業文明的根，商業就是從契約這個詞為原點向四面八方伸展出來的。那麼它的背後是什麼？商業文明的背後是政治文明。反過來，從西方來說政治文明也是從商業文明裡生長出來的，這個馬克斯·韋伯已經講清楚了，是商業文明中生長出了政治文明。
西方的商業文明是從宗教裡來的，是從基督教新教裡來的，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對此有深刻的論述。可中國沒有宗教，嚴格意義上中國的儒家、道家都算不上是宗教，那就是一種學說，中國是一個並不敬畏神的民族，缺乏契約精神，它沒有自行發展出一套商業文明乃是很正常的，所以我們只能向外看，借助外力來發展我們自己的商業文明。
我們會發現，標誌中國工商業文明社會到來的這五樣東西，嚴格地說都不是我們本土自行創造出來的，是我們看到人家有學過來的，但從一開始我們的起點就不低。
北京大學1898年才誕生，但到上世紀20年代，短短20多年的時間，就已經被國際承認是一座高標準的大學。從廣義上來說，我們所說的「商業」應該涵蓋：工業企業、商業企業、金融企業、印刷出版企業、報業，這五個子項目都屬於商業文明的分支，在這些領域，我們的先輩都曾達到很高的高度。
中國企業家的精神背景
從1895年狀元辦廠的張謇到1938年指揮完成宜昌大撤退的盧作孚，這是一段可以歌、可以哭的歷史，幾代企業家幾乎都是白手起家，聚沙成塔，平地起高樓，每一個工廠、每一個報館、每一個出版社、每一個銀行，幾乎都是一個奇蹟，在中國的南北東西，他們所能憑藉的甚少，所能依靠的只是自己的誠實、勇氣和努力。不幸的是，這個延續了半個多世紀的進程因制度變遷的剛性因素被迫中斷，但是在那麼短的時間裡，幾代企業家篳路藍縷，開創了一個個具有示範性的良好傳統，足以成為今天企業家們的精神背景。
不斷求新、求大，追求新工藝、新技術、新機器，把企業一個變二個、變三個，從榮家兄弟、劉鴻生、盧作孚等人身上我們都可以看到這一特點。「造廠力求其快，設備力求其新，開工力求其足，擴展力求其多」，榮宗敬的這四項基本原則就是一個經典性的範例。這是企業家之所以成為企業家的內在動力，只有把辦企業本身看作是終極追求，而不是跳板、敲門磚，把辦企業看作是一種獨立的行為，自身即擁有最高價值，才有可能會有不竭的動力，推動著自己往前走，而不是在已有的成就上停下來享受。
制度建設，這是任何一家成功的近代企業能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以商務印書館為例，它真正發揚光大是從張元濟進入開始的，他的抱負是扶助教育，同時他又有一個願望，就是要「為中國實業造一模範」。親手為商務制定了大量的制度，從企業運作、財務管理、人事進退、獎懲到職工福利甚至包括困難職工子弟的教育補助等，都有一系列完善的規定。穆藕初在他創辦的紗廠最早引入了科學管理法，盧作孚對民生公司也強調科學管理，而且落實到每個細節上面。
陳光甫在1915年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之初就設定了「服務社會」的宗旨，他認為，服務是銀行的生命線，普通的商店是賣貨物的，銀行能賣的只有服務，他說：「凡私人所有的工業、金融機關、大企業等等，請牢牢記著『我是來服務的』這句話，否則，它們的滅亡，無論如何，是逃避不了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取決於它的服務意識，為此他確立了六條原則：不辭煩碎、不避勞苦、不圖厚利、為人所不屑為、從小處做起、時時想新辦法。不僅陳光甫如此，其他企業家也多如此。榮德生曾經對錢穆說起了兄弟倆辦廠是最初動機，就是救助社會失業，也就是為百姓解決就業問題。
保持獨立性，這是近代企業家階層留下的一個不能忽略的傳統之一。從晚清商會的誕生，到民國時的勃興，以企業家為主體的商會在中國社會一直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晚清立憲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曹錕賄選，「九一八」事變後呼籲憲政、「一二八事變」、抗日戰爭……在許多重大歷史事件中，多數時候商會都是站在時代前面的，最重要的是商會具有相當的自主性，其領導機構都是選舉產生的，當選者基本上都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即使是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商會、工業會之類的社會組織也沒有完全失去這種獨立性。1948年11月22日，全國工業總會在上海開會，劉鴻生當選為理事長，憑的是實力和資望，因為當時國民黨當局屬意的人選是陳藹士。在當選的15位常務理事中，包括了天津「永久黃」團體的李燭塵，榮氏企業的李國偉、榮爾仁，以及胡西園等人。
承擔社會責任，從造橋修路到捐資助學，或興辦學校，近代企業家對公益事業始終充滿熱忱。張謇自述辦實業的動機是為了教育，他從辦第一家大生紗廠到二廠、三廠，到鐵廠、油廠、麵粉廠、印刷廠、輪船公司、墾牧公司，把實業作為支點，以實業為母，教育為父，辦師範、辦普通中小學、辦幼稚園甚至辦大學，然後建博物苑、圖書館、氣象台、劇場、公共體育場，以及育嬰堂、養老院、濟良所、殘廢院、醫院、公園大量的慈善和公益事業，幾乎是以企業辦社會，南通成為他建設「新新世界」的試驗田，也成了那個時代中國的模範城，他不僅奠定了南通一隅的現代化基礎，而且他創造的這個「南通模式」直接影響了榮氏兄弟、范旭東、盧作孚、穆藕初等人，間接影響的人更是不計其數。
盧作孚主持的重慶北碚建設幾乎就是對「南通模式」的一個翻版，他在建設北碚之初，一方面修公園，整頓匪患，訓練人，一方面辦工廠、開礦，然後辦學校、辦圖書館、辦電影院，甚至建起了中國西部科學院。
在尋訪近代企業家遺蹟的過程中，我發現有許多地方都是「因廠成鎮」，比如大生一廠所在的南通唐閘鎮，大生二廠所在的啟東九隆鎮，大生三廠所在的海門三廠鎮乾脆地名都叫「三廠」。他們辦企業的行為因而也成了國家工業化進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其實，他們的作為早已超越一般做善事、關心公益的層面，而是體現了近代企業家群體在推動工業化的同時推動城市化和整個國家現代化的用意。張謇以三十年的時間致力於實業、教育、憲政和地方自治，被人稱為中國的現代化之父。盧作孚曾直截了當地提出現代化的目標，榮德生到晚年仍耿耿在念：「中國要富強，非急速變成一個工業化國家不可」。
追尋他們所開創的本土企業傳統，我們不僅能找到中國企業家真正的精神源頭，而且可以看到一個古老民族在近代曾經達到過的高度，這應該是一個起點，而決不是終點。
制度是商業文明的基礎
企業家左右著企業的興衰，但制度變遷是決定企業命運的根本原因，左右著企業的生存、發展和死亡，這幾乎是一種不可抗力。制度是剛性的，與此相比，其他的障礙都微不足道，因為那些障礙總有辦法可以克服，可以超越。因此，企業的發展有賴於環境的不斷改善，特別是制度的保證。
對於企業家推動的歷史進程，我們還有很多認識的盲區，倒是一位法國學者白吉爾很早就寫了《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認為中國近代歷史的進程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中國企業家書寫的，其中有一種看法是推動近代中國文明進程的兩個車輪一邊是知識分子，一邊是企業家。
很可惜，上世紀50年代這兩個階層都是被連根被拔起了，這兩個階層在中國消失了30年，到改革開放才開始慢慢恢復。
遭此巨大斷裂，中國商業文明的修復，道路異常艱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