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日訊】（大紀元記者施明綜合編譯）《華盛頓郵報》五月三十日刊載了「圖書世界」（Book World）編輯史蒂芬‧利文斯頓(Steven Levingston)對三本新書的書評，利文斯頓認為這三本新書不約而同地論證了中共的獨裁資本主義如何對抗著西方的民主及人權價值觀。
利文斯頓寫道，在20年前出版的一本書中，弗朗西斯‧福庫雅馬（Francis Fukuyama）斷言，民主制度與共產主義兩種意識形態之間的鬥爭隨著冷戰結束而結束，擁有自由市場的民主制度，已經開始成為「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
但結果是（冷戰）歷史依舊在延續。三本新書令人信服的表明，與20年前預測的西方價值將成主流的說法相去甚遠，西方價值觀念在世界許多地區受到威脅。這些書都說明了世界最近的走勢：中共獨裁資本主義的影響力，金融危機後對自由市場產生的懷疑，以及數百萬人願意放棄個人權利，以換取中產階級生活。
第一本書是由斯特凡‧哈爾帕（Stefan Halper ）所著的《北京共識》(THE BEIJING CONSENSUS)，描寫了中共的獨裁模式將如何主導二十一世紀。
哈爾帕是一名前政府職員，現在是英國劍橋大學高級研究員，他把這一困境總結為「西方作為政治經濟品牌正在縮水。」在《北京共識》中，他列舉了中共部署的各種計謀，用以推動其國家資本主義，從而取代西方混亂的市場驅動的資本主義。例如，從非洲到亞洲再到南美洲，中共向許多國家表明，強勁的經濟增長，可以通過國家的控制之手得以實現。與被稱作「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的援助結構不同，「華盛頓共識」的援助結構要求新興國家滿足繁瑣的自由市場條件以換取援助，而中共為這些國家提供了另一種選擇，它提供慷慨的債務減免、基礎設施投資和其他援助，但是要求甚少。用哈爾帕的叫法，「北京共識」，削弱了西方的金融和意識形態的規導作用，而這長期以來一直是國際發展的指導。
在《自由市場的終結》一書中，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的總裁伊恩‧佈雷默（Ian Bremmer）詳實的介紹了國家資本主義的出現，以及在一些國家，如阿爾及利亞、烏克蘭和印度的政府制度，以及（國家資本主義）「如何威脅自由市場和全球經濟的未來」。
佈雷默在書中說明，中共、俄羅斯和波斯灣國家是如何建立龐大的國營公司的，這些公司現在控制四分之三的世界原油儲量，並廣泛涉足從航空到電信的工業領域。他們的成功，在一些國家政權，特別是非洲的國家政權中，受強勁的經濟增長和有限的民主前景所吸引，催生了國家效仿。佈雷默指出，國營資本主義和其自由市場的目標明顯不同：「(國營資本主義)最終的動機不是經濟（使增長最大化），而是政治（使國家權力和統治者的生存機會最大化）。」
佈雷默補充道，但是當市場為政治利益所利用時，就會導致生產效率低下，因而造成全球經濟的價格扭曲和失衡。更重要的是，以國家為主導而建立的商業關係，使其它基於自由市場的競爭對手，如美國的跨國公司，被凍結出局。佈雷默引證伊朗和委內瑞拉之間的能源合作夥伴關係，「更多的是政治舞台藝術，而不是商業合作。」如果這種類型的業務關係累積多了，他寫道：他們「將對美國的全球政治影響和美國經濟的長期健康產生重要影響。」
但是，國家資本主義有其弱點。儘管佈雷默用了可怕的書名 「自由市場的終結 」，但佈雷默有信心，經過更長時期，官僚資本模式最終將會輸給自由資本主義。例如北京承認受壓，每年要提供1千萬至1千2百萬個新就業機會，以維持目前的就業率。佈雷默說，太多的中國人沒有工作，社會動亂的威脅也在升級。
約翰‧肯普夫納（John Kampfner）在《出賣自由》(Freedom for Sale)一書中寫道：「民主和獨裁之間的差距在縮小」。他論說，出現了大批致力於積累財富和物質享受的人群，甚至以付出他們的個人自由為代價。用肯普夫納的話說，現在消費者追求相同的目標，無論他們是生活在新加坡、中國、俄羅斯或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獨裁政權下，還是生活在美國、英國或意大利的民主社會中。他認為，在所有情況下，這些消費性的社會製造出了一批溫順而又與社會事務相脫離的公民，他們與其政府形成了一種協定：人們將忽略其自由權利被侵犯，只要還允許他們有追求名牌服裝、運動汽車和渡假旅遊的生活方式的自由。在極權國家，自由的喪失是顯而易見的。
在過去20年，自由市場的支持者的假設一直是，財富的全球化將激發一個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從而帶領世界走向無處不在的民主。通過引人入勝的第一人稱記述的旅行，以及豐富的對各地民眾的採訪，肯普夫納帶著讀者與他一起環遊世界，並從中發現，這種樂觀的假設是非常錯誤的。 他寫道，「這在理論上聽起來不錯，但結果並非如此。」
阿里克斯‧斯畢列斯（Alex Spillius）在《英國電訊報》為斯特凡‧哈爾帕的新書《北京共識》作書評時警告說，中共的全球影響力在不斷增長。
哈爾帕在《北京共識》中論述道：當許多國家在以提供鐵礦石、天然氣和原油來換取醫院、公路和鐵路的合同上落筆時，美國和歐洲只有撓頭的份。但確保能源，僅僅是北京策略的一部份，《北京共識》一書向我們對新的中國所抱的期望提出了挑戰。中共更大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國家集團的全球網絡，他們不是在軍事或經濟上挑戰西方，而是在意識形態上和政治上對抗西方。
哈爾帕說，這是西方國家政府和政策專家，迄今或多或少忽視了的一個挑戰。它的目的在於成功促進獨裁資本主義，微妙的與戰後美國領導的自由理念相抗衡，並使美國、國際金融資本以及西方主導的國際基礎設施受損。
北京不是尋求與華盛頓和布魯塞爾對抗，而是避開西方，創建一個新的國際集團。肯定的，中共在本國面臨維持統治的巨大壓力。但至今，它反駁了在20世紀後期，在西方國家流行的假設：經濟自由化將不可避免地帶來政治改革。中共已經向「那些小的流氓獨裁國家」表明，國家獨裁控制的資本主義照樣可行。
那些在中共不斷擴大的國際盟友名單上的國家，擁有的廉價政治交換是：支持它在台灣和西藏問題上的政策，不提人權問題。這些是為一些新的發電廠支付的一小筆價錢。北京把其重商主義的外交政策，從小國擴大到地區性政權，如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南非，這些國家在2009年，都拒絕了達賴喇嘛的簽證，擔心惹惱這個主要貿易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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