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江澤民》第一章(上)

不道德的人生來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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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2年05月13日訊】江澤民,男,現年八十多歲,中國江蘇省揚州市人。1989年6月4日中國共產黨在北京開槍鎮壓學生運動後,江澤民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該屠殺事件最大的政治受益者,後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2005年以後被迫下台,回到幕後。

凡是同江澤民打過交道的人都非常清楚,幾個極其低下的特點,既矛盾又相得益彰的突顯於江澤民一身。

1.貪婪。欲豁大開,甚麼也無法填滿。在錢、權上「悶聲發大財」是其著名口號。

2.無能。治國的事一竅不通,幹正事的能力不如一個地方單位的小科長。

3.妒嫉。心眼小的不行,妒嫉心大的不行。妒忌使之甚麼都容忍不了,焦灼難耐,幹出瘋狂的事情。凡小人整人,溜鬚拍馬,見風使舵,玩權術均得心應手。

4.瘋狂。政治作秀時,不吝吹拉彈唱;失去理智時,與魔鬼沒甚麼兩樣。

5.鼠膽。膽子小的不行,害怕被清算血債,硬賴在高位若干年不敢下台,至今不敢放權。

第一節 偽造的江澤民

在江澤民執政的十五年中,中國的假冒偽劣氾濫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各類假冒不僅充斥全國,而且走向世界,成為了江治時代的一大特色。引領這個假冒時代的,正是一個精心偽造的江澤民。
偽造家庭背景

中共非常講究出身,江卻絕少提及其父。江上台後,乾脆偽造了一個父親—中共黨員江上青。真實的江澤民之父江世俊出生於1895年,曾在創辦於1917年的南通通明電器公司工作。1938年,江世俊參加了江蘇的漢奸組織「和平救國會」,南京淪陷後又供職於「南京臨時維持會」,為侵華日軍效力。1940年3月,汪偽政府在南京成立後,出於對宣傳的高度重視,在行政院下設立了宣傳部,由林柏生任部長。1940年11月,江世俊被委以宣傳部副部長兼社論委員會主任委員,成為汪偽政府直屬報刊《中華日報》的主筆、當時最著名的漢奸作家之一胡蘭成手下的一員大將。1945年,日本戰敗,胡蘭成被國民政府通緝,逃到日本後,寫了一本小冊子《歷史的漩渦》,書中特別提到與之共事的江世俊,1942年,胡蘭成攜江世俊等到北平與偽自治政府文化部商談「和平救國文化共進大計」。

偽政府宣傳部的工作重點是加強對國人的奴化教育,封殺一切關於日軍侵華和南京大屠殺的內容,嚴禁南京市民收聽「敵台」,對於日偽管轄地的報刊實施嚴格的管理和監視,其所屬報刊,在宣傳方針上和日軍保持一致。1941年,日軍還把控制下的南京廣播電台移交給偽政府,並改名為中央廣播電台。江世俊在宣傳部的出色工作多次受到日本陸軍大本營的嘉獎。

江澤民把自己說成中共黨員江上青的過繼兒子,刻意掩蓋他漢奸父親的真實家庭背景。

出生年代是個問題

按照中共十六大公佈的江澤民簡歷:江出生於1926年8月17日。根據增補修訂過三次的《南京中央大學(1940-1945)校友通訊錄》所載,江於1942年入偽南京中央大學。民國17年(1928年),國民政府公佈「戊辰學制」:小學為初小4年,高小2年,小學入學年齡為6週歲;中學為初中3年,高中3年。如果江出生於1926年,那就是4歲上初小,跟當時規定的6歲入學年齡相差了2歲。江對人生的這段歷史做了很多手腳,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掩蓋他在1942年參加了為日軍培養特務的青年干訓班的歷史。

偽造愛國學生

1939年9月侵華日軍在南京設立「大日本皇軍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1940年起他們在南京、北平、上海、蘇州、杭州、武漢、廣州等七城市挑選忠於日軍的學生送到南京,建立了(偽)中央大學,對學生一律免收學、雜費及住宿費,相當多專業的學生連吃飯也不要錢,此外還有多種獎學金、清寒補助金、工讀辦法等助學措施。偽中央大學成為培養高級漢奸和實施日本皇民化教育的中央最高學府。

江澤民小學畢業後考不上揚州中學,只考進江都縣立初中。第二年,他憑藉著父親的關係轉入揚州中學。1942年,江進入偽中央大學工學院電工系。1989年7月幾經核對後複印的《南京中央大學(1940-1945)校友通訊錄》的第42頁上列有江澤民的名字,寫明他「42年肄業」,也即1942年江澤民是該校工學院電工系學生。修訂過三次是不應該有誤的,特別是對江這樣的特殊人物。上述通訊錄的扉頁及其續頁上印有五線譜校歌,歌詞中有「干戈永戢,弦誦是崇」等語,這就是江澤民上大學時所唱的「永遠放下武器,共頌皇道樂土」的歌頌日軍的校歌。

日本在上海基斯菲爾路76號成立「特工總部」,丁默村、李士群分任正、副主任。(網絡圖片)
日本在上海基斯菲爾路76號成立「特工總部」,丁默村、李士群分任正、副主任。(網絡圖片)

侵華日軍陸軍大將土肥原賢二手下有一名得力助手丁默村,是侵華日軍間諜頭目。丁默村早年加入過中共,1932年轉去國民黨,1938年潛入上海,在上海基斯菲爾路76號成立「特工總部」,丁默村、李士群分任正、副主任。李士群於1924年加入中共,1927年4月,受中共指派,前往蘇聯接受「特工」訓練,1928年底返回上海,在中共「特科」工作。1938年,李士群投靠侵華日軍。

丁默村在另選校址重建偽中央大學之前,就想到決不能讓侵華日軍辦的大學培養出抗日分子,因此特務「職業學生」摻雜其中,監視抗日思想和行為,及早發現蛛絲馬跡,逮捕消滅。於是丁創辦了偽中央大學青年幹部培訓班,吸取侵華日軍經驗,從偽政府高級官員子弟中,選拔幼苗,從小培養。

丁默村一共辦了四期青年幹部培訓,每期人數不等。江世俊望子成龍,深知唯有特工人員身份才能得到侵華日軍的信任與重用,所以力薦其子,稱之為特殊材料,極擅於隱藏自己。江澤民參加了第四期培訓。干訓班是以中央大學的名義辦的,請有關專業教授及特工兼課,每期結業,直接送入中央大學。這個青年干訓班的成員,在侵華日軍投降後紛紛逃散。落入中共手中者,都成了保衛部門的業餘教員,定期給保衛幹部上課。

2003年10月,有人公開發出呼籲,希望知情人提供一張照片,其題目為《李士群江澤民合影》,攝製於1942年6月。這張照片的目擊者指出,李士群接見偽中央大學青年秘密干訓班第四期成員,當時一共23人合影。第二排左五即為江澤民。與李士群在青年干訓班的合影成為江澤民漢奸特務出身的鐵證,也是他揮之不去的夢魘。江澤民所受的日偽特工訓練及極擅於隱藏自己的特殊才能,幫助他在日後逃過了國民政府的懲處和中共歷次政治運動的清查。

日軍侵華後,對華實施毒化政策,於1938年4月建立了華中宏濟善堂,負責汪偽轄區內的鴉片業務,其收入情況,南京政府不得過問。1943年,美日在太平洋激戰,日軍遭到一聯串的挫敗,1943年4月18日,日本海軍統帥山本五十六在一次空戰中被擊斃。1943年底,氣焰銷減了很多的日本政府推出所謂「對華外交新政策」,表示要「尊重」中國主權,希望攏住汪偽政府。當時汪偽宣傳部部長林柏生想利用這一契機和民眾仇恨煙毒的心理,收回鴉片公賣權。1943年冬,林通過手下在偽中央大學找到厲恩虞、王嘉謨等學生骨幹,聯繫發動反煙毒運動。厲、王都是中共的秘密團體「青年救國社」的成員,二人隨即向當時中共南京工委書記舒誠做了匯報。舒指示,反煙毒運動既要利用林作為掩護,又不能為林所利用,要注意隱蔽,避免暴露。1943年12月17日晚,厲、王動員了200多名學生到夫子廟打煙館。在打煙館時,王嘉謨被日本憲兵在頭上砍了一刀,後來,學生把林柏生的牌子搬了出來,才避免了更大的衝突。第二天,厲、王二人又發動了更大規模的打煙館活動。江澤民的父親是汪偽宣傳部的高官,配合林柏生的行動,讓其子積極參加與侵華日軍爭奪鴉片公賣權的活動。所以江在這次打煙館的活動中表現的特別活躍。江上台後把這段為偽政府效力的歷史偽造成了積極參加中共地下黨領導的「愛國學生運動」。中共新華網對江的這段生平描述為「1943年起參加地下黨領導的學生運動」。庫恩的《江澤民傳》更是用了幾乎一個章節「我是一個愛國者」來描寫江澤民衝進煙館的種種細節。

在當時日軍血腥統治的淪陷區裡,根本沒有甚麼愛國學生運動,因為任何公開的反日活動,都會遭到日偽當局的殘酷鎮壓。更重要的是江的父親是偽政府的高官,偽政府是堅決反共的,其父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容忍他參與共產黨領導的活動。如果這真是江澤民的「光榮」歷史,叛逆漢奸家庭,憑江澤民到處表演的戲子本性,早就吹的不行了。

庫恩的《江澤民傳》中提到江在上海讀書期間,參加了各種上街遊行示威活動。根據上海一位軍隊離休老幹部、當年的中共上海地下黨員胡鎖明見證,在上海交大中共地下黨組織活動時,胡鎖明從來沒有見過江參加的身影。

抗戰勝利後,民國政府懲治了一批漢奸。(網絡圖片)
抗戰勝利後,民國政府懲治了一批漢奸。(網絡圖片)

1945年9月3日,日本戰敗投降,汪偽政府覆滅。1946年3月13日,國民政府修正公佈《懲治漢奸條例》,同日施行,漢奸江世俊受到國民政府的通緝。國民政府在1945年9月收復南京後於當月26日頒布《收復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甄別辦法》,對日侵華期間淪陷區裡由日偽掌握的公立院校專科以上的在校偽學生進行審查,一旦查出某學生參加過漢奸組織或有漢奸罪行的,即以投敵賣國漢奸罪逮捕法辦。同年10月,國民政府教育部把上海交通大學、重慶交通大學和南京中央大學三校合一,校址定在位於上海徐家匯的上海交大,並把南京中央大學、上海交大等六所院校列為漢奸偽學校,對在校的學生進行甄別處理。

江澤民是汪偽政府的高幹子弟,又就讀於漢奸大學並有漢奸嫌疑,也成為國民政府追查懲辦的重點對像。他聞訊後害怕至極,東躲西藏,後來逃到江西永新縣一個偏僻的小村子棉花坪,被當地一位聽信他編造謊言的好心農民收留,讓他在自己家中躲藏了半年。在此期間,國民政府曾經對江澤民發出過通緝令。

中共上海地下黨學委看到廣大學生對國民政府甄別偽學生的不滿情緒,發動市內六所院校的學生成立上海學生聯合會,在1945年10月到1946年3月組織了7次學生上街抗議遊行,8次請願,多次中外記者招待會,南京、北平等地被列為偽學校的學生們也在當地中共地下黨的領導和煽動下,相繼發起遊行抗議,強烈要求國民政府取消對漢奸偽學生的審查甄別。當時,國民政府戰後未穩,忙於日本戰敗後的收復工作,在壓力下同意取消甄審。

在江西避難的江聞訊後,知道大難不死,便離開江西永新棉花坪,前往上海交大。臨走時,江萬分感謝那位收留他的農民,並在這位農民的一本舊醫書上留下誓約,如果日後發達了一定會報答收留解難之恩,並簽名以示決不食言。江澤民回到上海後,就在上海交大繼續學業。

倉惶逃離,事後精心掩蓋,常年揣著謊言,如此種種,使江澤民難於忘記這段避難往事。幾十年後,有一次他在去井岡山的途中,在江西永新縣停留了一天,並特意去棉花坪小村看了看,人們都不知道他為甚麼要到這個不為人知的偏僻小山村來瞻顧,也不知道他與這個小村之間有甚麼特殊關係。此時的江澤民已非當年逃難的漢奸偽學生,而是中共的總書記,也沒有人敢問他這件使他心驚膽顫的往事了。江因為害怕暴露歷史問題,沒有去找那位他日後發達一定給予感恩報答的善良農民,然後在深感遺憾又倍感慶幸的心情中悄然離去。1997年,那位農民的後人發現了那本有江留下感恩報答之言的舊醫書,就想辦法找到也是永新人的尉建行(時任中央紀委書記)之妻的一位親戚,想通過尉建行去和江取得聯繫,圖其兌現報答諾言。但那位尉妻親戚很可能知道江是因國民黨通緝而來此避難的內情,生怕因此抖漏出江澤民的漢奸底細而招來災禍,於是就把這位農民的後人給勸住了。

1992年,江澤民到江蘇視察,特地訪問了南京大學。南大校方在安排他的行程時,有意把江澤民過去住過的宿舍樓放在他的參觀路線上。當江澤民走到這裡時,不由自主的停下來,遙望當年宿舍,若有所思。當時,所有的陪同者都停了下來,四周鴉雀無聲。南大的領導只差沒有上前說一聲,「這就是你當年在此求學的住處,現在仍完好無損」。江澤民也一改喜歡作秀的習慣,只是出奇的沉默著。

偽造大學學歷

江澤民對在偽中央大學讀書的歷史從來避而不提,他在填寫履歷時,都是說1943年至1947年就讀於上海交通大學。根據增補修訂過三次的《南京中央大學(1940-1945)校友通訊錄》所載,江於1942年入偽南京中央大學。中共新華網關於江的簡歷,只提到「1947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新華網關於其他中共領導人的學歷都是提供很具體的年代,如胡錦濤「1959—1964年: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學習」。其實江在上海交大只上過一年的學。中共的宣傳把當時的南京偽中央大學說成是民國時期的最高學府。抗日戰爭爆發後,在1937年11月,國民政府把在南京的國立中央大學西遷重慶沙坪壩,稱重慶中央大學,抗戰勝利後才遷回南京。1940年4月,在南京的汪精衛政府為顯示其中央地位,在南京設立了中央大學,稱南京(偽)中央大學,在1945年抗戰結束後被解散。

江澤民在僞中央大學的借書證。(網絡圖片)
江澤民在僞中央大學的借書證。(網絡圖片)

2002年是南京大學百年校慶,校慶前,校方找到了江當年在偽中央大學的成績單和貼有照片的借書證,喜出望外,即向中央組織部匯報,希望江能前來參加母校百年大慶活動。不料他們的尋親邀請立即遭到中組部領導的制止,勒令他們不要再提此事,更不要請江出席南大校慶。南大校方接此指示後不解其因,不知所措,後來才知道原來江當年就讀的是被國民黨定性為漢奸偽大學的偽南京中央大學,而不是國民黨、共產黨辦的金陵大學和南京大學。南大校方在上級的指令下不敢再擴散江是日偽漢奸的惡劣影響。雖然沒有邀請江前來南大,卻在校慶後所出的紀念文集中專門刊登了江的一篇自述文章,讓他大肆吹噓渲染自己在偽中央大學時是如何奔上南京街頭參加示威遊行、衝入煙館賭場禁鴉片禁賭的「愛國」學生運動的。

偽造烈士遺孤

江澤民之父本是日偽大漢奸,江本人也因為漢奸偽學生而被國民政府通緝過。可在1982年之後,江突然成了中共的烈士子弟,江自稱在中共建政之前,就過繼給了六叔江上青。江上青於1929年加入中共,於1939年8月抗戰爆發初期,被日偽地方武裝組織亂槍打死。江上青曾經和中共的張愛萍上將有過交往。在1982年一次全國性會議上,出席會議的江在散會時有意在會場門口守候張愛萍,當張出來時,江上前問張是否認識江上青。張聽後一驚,然後說,他不僅認識江上青,而且江上青是他的好戰友。接著問江是江上青的甚麼人,江立刻回答說他是江上青的兒子,但又馬上改口說江上青是他的養父,他在江上青死後被生父母過繼給江上青做兒子。張聽後非常高興和激動。於是,江就拿著張愛萍這個親口的公開認同當作金口玉言,到處宣稱江上青是其父親,他是中共烈士出生。此後,江是江上青養子之說就流傳開了。

1982年江上青的墓址從埋葬地安徽東北部的泗縣管鎮遷到毗鄰江蘇西北部泗洪縣。

1985年張愛萍親自為江上青寫墓碑,江立即於當年4月與其妻王治坪率江上青的兩個女兒江澤慧、江澤玲夫婦和江氏家族的一些親屬第一次到泗縣祭奠,這樣一來,江也就從一個漢奸高幹子弟並且自己也是漢奸的身份,冠冕堂皇、名正言順的搖身一變,正式成了中共的烈士子弟。

江上青的職位是中共安徽省委工委宣傳部的要員兼國民黨盛子瑾部第五戰區保安副司令和第五游擊區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其兄江世俊是賣國反共的日偽高級官員,兩人分屬兩個敵對陣營。江世俊如果有通共的嫌疑,會被日偽清算,所以江世俊一定會想方設法與江上青劃清界限,怎麼可能會把其子過繼給日偽所痛恨的江上青呢?1939年正是蘇皖蘇豫華中地區以梁鴻志為頭目的偽南京維新政府助日侵華反共的高潮時期,日偽在該地區進行了五次大掃蕩,日偽政府當然會知道江上青是江世俊之弟。後來江上青遭到埋伏被亂槍打死,半年之後的1940年11月,江世俊因對日偽立有大功而被委以宣傳部副部長的高位。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江世俊把其子江澤民過繼給被日偽打死的共黨之弟江上青做養子,這等於告訴日偽自己不僅同情共黨之弟,而且還可能與共黨有甚麼溝通關係,等於是主動把反日通共的「紅帽子」公開的往自己頭上戴,由此招來日偽上司對自己的懷疑,他是不可能這麼做的。

在2003年時,關於江是否真的過繼給江上青做養子的問題已經有不少人產生懷疑,有人專門去問過時任中國林業科研院黨委書記的江澤慧,她回答說沒有聽說過這件事,江沒有過繼給她父親江上青做養子,她的幾個叔伯家也不知道江在中共建政之前被大伯父江世俊過繼給六叔江上青的事,過繼之事是江自己編造的。江有很多親屬,江根本不和他們有甚麼來往。唯獨江上青成了比他親爹還親的親人,江對江上青的家人也是關心的無微不至。

多年後,張愛萍將軍瞭解到了江的精心騙局後,對江的欺騙愚弄極為氣憤,也對自己上當受騙而不慎助江假冒偽裝深感後悔。可是當時的江已經三權在握,張想對自己的失誤加以糾正也已無能為力、為時已晚,據說張將軍看電視凡是電視屏幕上出現江的鏡頭時他就覺得非常噁心而轉台另看,或關掉電視乾脆不看,並罵江是不要臉的無恥騙子、卑鄙小人。

江編造出中共烈士子弟之後,開始苦心為其假烈士子弟的故事添枝加葉。2002年10月,在江的授意下,由其親信、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李長春在省委組織部管轄的刊物《廣東支部生活》上刊出了篇文章,大談江澤民的「過繼」問題。令人捧腹的是文章的第三部份:「烈士夫人誓育遺孤」。把江澤民說的好可憐。當時江可是偽政府宣傳部副部長的公子,怎麼成了「遺孤」。可見江澤民光天化日之下做欺詐秀,手底下的人也毫不掩飾的盡情發揮。別小看這期雜誌,發行量竟高達近兩百萬冊,遠遠超過當時發行量最紅火的《南方都市報》的兩倍。一個月後,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上,為江澤民漂白出身有功的李長春就被提拔進了政治局常委會。江不僅在國內大作假烈士子弟秀,還請洋人幫其寫傳記,為其作證他是烈士子弟。

美國人庫恩所作《江澤民傳》中寫道:「江世俊沒有猶豫。他和他的妻子吳月卿,把他們的兒子江澤民過繼給了江上青的遺孀王者蘭。『我希望這個孩子能夠繼承他父親的遺志,』

江世俊在過繼儀式上說道,『向萬惡的敵人復仇。』」書中所指「敵人」應該是日偽,因為江上青是被日偽所殺。而當時江澤民的父親卻正在全力為日偽效力而不是「復仇」。

2009年9月22日,江上青的親生女兒江澤慧在人民日報要聞版上發表《紀念江上青烈士七十週年》一文中又談到過繼之事。江澤慧文中描述「大伯父江世俊和大伯母吳月卿手足情深,將次子澤民繼承上青為子,按傳統習俗戴孝祭奠,大伯母吳月卿陪伴母親王者蘭由管鎮郵差歐陽甫帶路到安葬地崔集掃墓。」即江世俊並沒有到場。可能是庫恩版的「過繼」說法太離譜,把江世俊快說成共產黨了。

呂加平分析了這篇文章,指出江澤慧文中故意模糊過繼的時間概念,混淆過繼的禮儀規矩,特意抽掉江家兄弟一個漢奸賣國與一個抗日偽戰士之間尖銳敵我矛盾的背景內容,也故意掩蓋江世俊的漢奸身份和被國民黨懲處的情況,而大肆渲染所謂江家傷痛和俊、青兄弟「手足情深」的悲情。這顯然是在做悲情過繼秀,給人以江澤民是江上青犧牲後不久或解放以前其生父母過繼給江上青的假象,以這種公然的撒謊來騙取人們相信江是江上青養子的烈士子弟身份,繼續掩蓋自己是漢奸、假烈士子弟的真情,繼續撈取政治資本,騙取廣大干群和黨內的信任。

江澤慧文中說是按照傳統習俗由江澤民戴孝到江上青墳上掃墓祭典,就算是把江正式過繼給其小叔做養子了。文中說法顯然缺乏過繼規矩的起碼常識,因為在進行過繼禮儀時被過繼者的男性長輩或本宗族族長必須在場主持儀式,也必須當著本家族宗族履行包括立據簽字在內的過繼手續並得其認同。

過繼的目的是為了使本家族或同宗族無子嗣兄弟獲有養子代親子去傳宗接代,使被過繼之家的血脈香火和家業家產得到繼承延續。此時王者蘭一家根本負擔不起江的生活和學業費用,因此江世俊沒有必要再把江過繼給已很困難的寡婦弟媳王者蘭而加重她家的負擔。江世俊要真幫忙,可以給一定的經濟援助。按江澤慧對庫恩所說,江澤慧一家是「無盡的貧窮飢餓」,可見他並沒有做。

江世俊是老大,原名江世候的江上青是老六,按照中國歷來厚長薄幼的傳統嗣承世俗,長子之子是不能過繼給其弟的。江上青也沒有任何遺願要這樣做。

呂加平甚至懷疑江世俊在殺害江上青這件陰謀活動中與日偽有甚麼直接或間接的關係。有可能是為了消除因有共黨之弟而使日偽對他有通共的懷疑,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向日偽主子表示自己的效忠之心,打探和提供其弟的消息,為敵偽對其進行暗害所用。江上青被害僅半年之後的1940年3月汪偽中央政府在南京成立時,江世俊因對日偽立有大功而被委以宣傳部副部長的高位。是甚麼樣的大功?

中共中央曾經成立了專門寫作班子為江澤民寫傳記。但是這個寫作班子費盡心機,不辭辛苦卻找不到多少江澤民的能服人的政績,反而瞭解到江澤民大量很不光彩的一面,包括他篡改出身歷史的真相。江澤民對這個寫作班子很不滿意,將其解散。

偽造加入中共歷史

江澤民加入中共的時間一直不確定,一種說法是1944年參加中共,1943年江澤民就讀南京偽中央大學時,曾參加過中共地下黨領導的學生運動,後來經由同校的高年級同學王嘉猷介紹,於1944年加入中共地下黨。

另一種說法是1946年,出自2002年11月中旬中共十六大結束後的大會權威公報,公報在介紹江的履歷時稱,江是1946年入的黨。2003年3月第十屆全國人大結束後大會公報更具體的公佈說,江是1946年4月入黨。1946年3月,國民黨被迫收回對偽學生甄審的命令,改為「一面接收、一面上課」的政策,江澤民也剛從避難的江西回到上海。其父為漢奸要犯,他本人也有漢奸問題,上海市中共的地下黨組織不可能不經考驗就立刻吸收這樣一個有漢奸背景的人進入其組織。

第三種說法是,江是1956年8000名留蘇人員回國後集體辦理入黨手續時才加入的中共,當時江在鞍山某企業工作。

上海一位軍隊離休老幹部胡鎖明已經確證中共所謂江是1946年4月加入中共地下黨之說是假的。胡鎖明生於1925年,1942年加入中共上海地下黨,同年考入上海交大機械系,於1946年畢業。胡鎖明說,江是在1946年隨南京偽中央大學合併到上海交大時轉學來滬的,在上海交大就讀機電系,他讀的是機械系,江只比他低一級。在上海交大中共地下黨組織活動時,胡鎖明從來沒有見過江參加的身影,也沒有任何人向他說起過江的事情和告訴他江也是中共地下黨員的情況,所以他不知道也從不認為江在中共建政之前是中共地下黨員。江為了證明他是一個真的中共地下黨員,到處宣傳說他是1946年從南京轉學上海交大後在交大入的黨,其入黨介紹人是也在南京偽中央大學讀書的中共地下黨員王嘉猷。胡鎖明揭露稱,其實王嘉猷在南京偽中央大學時入黨手續並沒有辦好,還不能算是正式的中共黨員,因此王沒有資格也沒有可能給江當入黨介紹人。

胡鎖明稱,抗戰勝利南京光復後,在國民黨的壓迫下,中共南京地下黨一些在日偽部門、學校工作和學習的黨員處境困難,又因為南京偽中央大學要遷到上海與上海交大合併,因此紛紛轉移到上海或避難、或遷移。於是時任中共南京地下黨市委書記的陳修良和市委領導們與上海地下黨市委聯繫協商,決定將這些中共黨員的黨組織關係正式轉到上海地下黨市委,其中包括在原南京偽中央大學工作和學習而來滬的中共地下黨員。但這次南京一些地下黨由寧移滬工作由於種種原因一直沒有及時辦理,一直拖到1947年時陳修良才將他們的黨員組織關係轉交到中共上海市委手中,上海市委負責接收的就是胡的入黨介紹人賀崇寅。而在這些被移交給上海地下黨的人員中,陳修良回憶稱,她不知道江是中共南京地下黨員。賀崇寅回憶稱,他在1947年接手這些從南京轉來的中共黨員中並沒有江這個人,所以他也就不可能把江作為南京地下黨員交給上海交大地下黨負責人吳增亮。而吳增亮更是表示,他的上海交大地下黨組織中沒有江這個黨員,而江也從未向他表示過要入黨。因為江是不是中共地下黨員這件事與他們都有著直接的關係且又事關重大,於是後來吳、賀、陳三人為這個問題專門聚到一起碰面核對過,得出的結論是:江在1946年不論在南京偽中央大學還是在上海交大,都不是中共地下黨員,而且一直到中共佔領上海時,他都沒有加入過中共地下黨。

江在當上總書記後為了證明自己確是1946年就已加入中共地下黨,不僅把當時還不是中共正式黨員的王嘉猷拉出來說他是上海交大的入黨介紹人,而且還無中生有的捏造賀崇寅也是他在上海交大的入黨介紹人,賀崇寅得知後對江的這種無恥做法大感吃驚和氣憤,並加以駁斥,但因為這時江已是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了,擔心江為掩飾他的假地下黨員的事實真相而對這些知情人士殺人滅口,所以不好從正面加以批駁,只好寫文章委婉表示他沒有介紹江入黨。

1989年六四事件前的天安門。(網絡圖片)
1989年六四事件前的天安門。(網絡圖片)

第二節 不光彩的上台

1989年是江澤民政治生涯中最關鍵的一年。毫無疑問,江是「六四」屠殺中最大的受益者。其實,江也在「六四」事件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這使得原準備退休的江澤民從上海市委書記一躍而被任命為手握黨、政、軍最高權力的「核心」。

山雨欲來

1989年初,鄧小平主持的經濟改革給中國帶來新的生機,同時也帶來不安的躁動。雖然國民經濟不斷增長,市場供應花色漸多,但中央政府在各省的稅收收入卻減少了三分之一。新的通貨膨脹率已逼近20%。物價飛漲,恐慌的採購成了大城市生活的一個內容。「屋漏偏遇連天雨」,越來越多的國有企業出現了虧損和倒閉,成千上萬的國有企業工人被送進待業市場。新經濟體制的既得利益者與舊經濟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之間的矛盾已日漸明顯。一部份做生意的人已經富起來了,而大量原國有企業的工人、技術人員卻失掉了他們已享有的各種福利和退休保障。他們人數之眾,也形成了社會中的一個新階層。社會貧富差距在迅速擴大。

當時中國民眾最痛恨的就是「官倒」。中國從1985年開始對農產品收購價格、主要工業產品出廠價格和緊缺商品實行「雙軌制」,也就是國家計劃內的生產部份按照計劃內價格採購,超出計劃的部份按照遠遠高於計劃內的市場價格採購。「雙軌制」的目的是為了解決生產資料的需求大於供給的矛盾,並保證國家指令性計劃能夠以低成本完成。而所謂「官倒」就是用批文按照計劃內的價格購買緊俏產品,如鋼材,轉手再以計劃外的價格賣出,其中的差價可能有數倍之高。

越來越多的中共官僚在自己無需下海經商的情況下,利用手中權力大肆攫取社會財富、貪污腐敗,把訂單、配額等穩賺錢的項目統統給了自己的親屬和朋友。在形形色色的駐京辦事處和高級飯店裡,住著一個特殊的人群,他們揣著數百萬元的錢,盯著各大部委的京官兒們,目的就是要在他們身上花掉這幾百萬,換來的是進口指標和各種配額。有了一紙批文或配額,他們就可以賺回數千萬甚至數億元的錢。中共的跛足改革造成的畸形體制,為無數的官商勾結營造了最佳環境。這些骯髒的交易肥了官商卻犧牲了民眾,因為差價的最後承擔者就是普通的百姓。1988年,國家控制的價格雙軌制差價在3569億元以上,約占當年國民收入的30%。太子黨們利用權力倒賣批文而一夜暴富。

「官倒」這個名詞充分反映出中共的官僚腐敗。人們要求全面改革的情緒如激盪的暗流在社會上湧動,這時一個火星兒就能引起連鎖爆炸。

4月8日,被視為黨內良心派的胡耀邦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突發心臟病,一週後去世。他的去世,激發了民眾多年積存的對中共大老政治的不滿和民間憤怒的社會公開化,對中共改革的前途充滿了悲哀與失望。

著名高校北大、清華、人大、北師大、政法大學等院校內均出現大量關於悼念胡耀邦的大字報和輓聯。幾千名學生離開校園走向天安門廣場,將花圈放在人民英雄紀念碑腳下。學生打出了「悼念胡耀邦」,以及「剷除腐敗」、「依法治國」、「打倒官僚主義」等標語。同時全國各地學生紛紛響應,舉行大規模集會、遊行、請願等。

4月25日晚上起,中央電視台在全國電視新聞節目上多次播放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社論稱:「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等等。

4月17日遊行的時候,清華大學的隊伍最前面的是幾位白髮老教授,他們舉著一個白色條幅,上面寫著,「跪久了,站起來遛遛」。許多老人回想中國在這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中,中國知識份子實際上就是跪著的,給黨跪著,只能為黨唱頌歌,絕無機會挺起脊樑作為社會良知發出獨立的聲音。老教授們公開走上街頭抗議當權者,這是中共當政後從來沒有過的事情,也被視為一個危險信號。

與此同時,成千上萬的北京市民、機關幹部、新聞記者們紛紛湧上街頭支持學生。中央各報的記者還打出「我們要講真話」的橫幅。

1989年學運《人民日報》社記者上街聲援學生。(網絡圖片)
1989年學運《人民日報》社記者上街聲援學生。(網絡圖片)

整肅「導報」

與《人民日報》「4.26」社論並行的,促使整個事件發生惡性變化的另一個導火索是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對《世界經濟導報》的整肅。它促使黨內大老中的幾個人決心用武力屠城,換取所謂「穩定」。

中共的政權缺乏合法性,不像民選政府每一屆都可以依法平穩地在完成權力交接,如何維持獨裁統治始終是中共的心病。尤其胡耀邦、趙紫陽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都不能令中共核心層滿意,因此尋找合格的總書記就成了重要課題。江澤民對《導報》事件的整個處理過程使黨內大老們感到這才是「接班人」。

1989年的學潮一開始僅僅有學生的參與,而從學生運動到全民運動的轉折點則是江澤民在上海整肅《世界經濟導報》事件。

胡耀邦去世後的第四天(4月19日),《世界經濟導報》的編輯們舉辦了一個研討會。4月20日,上海市委宣傳部得知,《世界經濟導報》將開闢專欄悼念胡耀邦。宣傳部長陳至立隨即告訴了江澤民。21日下午,江派市委副書記曾慶紅、市委宣傳部長陳至立找《導報》總編輯欽本立談話。欽本立說,《導報》確實將在新的一期中用幾版篇幅刊載該報與《新觀察》雜誌社4月19日在北京舉辦的悼念胡耀邦的座談會內容。曾慶紅和陳至立要他將這期《導報》的清樣儘快送審。第二天晚上八時半,曾慶紅與欽本立討論第439期《導報》清樣問題時,要欽本立刪節五百字,主要是中國社科院工作的嚴家祺、戴晴等人的發言。《光明日報》記者戴晴談到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來的歷史和幾位總書記的命運。她說黨的總書記都沒有好下場,因為都是「非程序權力更迭」。

欽本立強調政府同意報紙總編責任制,並說:「出了事情我負責,反正江澤民同志沒看過清樣。如果發表出去有甚麼後果,不必市委、市委宣傳部負責。」

曾慶紅大怒道:「現在不是哪個人負責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效果的問題。」欽本立堅持由他負責,不同意刪改。曾慶紅看說不服他就去向江澤民匯報此事。

江澤民沒想到欽本立是個鐵槓子頭,連曾慶紅都敗下陣來,於是將此事告訴了《導報》的名譽理事長汪道涵。有汪道涵在旁邊,江澤民聲色俱厲地要欽本立改清樣。汪道涵也搬出黨性原則來壓欽本立。當江澤民和汪道涵硬壓軟勸要欽本立同意刪節時,卻發現十幾萬份報紙都已印好了,並且四百份已批發給個體報攤。此外,還有相同數量報紙直接送往北京了,最後才追回兩萬份,但影響已經造出去了。

4月22日上午,胡耀邦的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儀式由國家主席楊尚昆主持,中國大部份高級領導人都參加了。江澤民一面在上海反對悼念胡耀邦,一邊送去花圈以示「悼念」。

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後,江澤民感覺這是方向標,召開的市委書記緊急會議持續到凌晨一時,江說要採取果斷措施。同日在有一萬四千名黨員參加的大型集會上江澤民宣佈停止欽本立的領導職務,並決定對《導報》進行整頓。

4月27日,江澤民派劉吉、陳至立負責的「上海市委整頓領導小組」進駐《導報》。整起人來不比江手軟的陳至立對江澤民言聽計從。她遣散《導報》員工,還特別下禁令不許《導報》的編輯再做記者。

江澤民的親信陳至立在欽本立癌症晚期,起不來床時,竟笑瞇瞇的去了病房。別人還以為她前來探望,誰知陳至立突然大聲宣讀了對欽本立的黨紀處分。看來陳不但要刺激這位70歲的老人早些死,還要他死不安寧。

庫恩在《江澤民傳》中,把欽本立和他的編輯們醜化成「口是心非」、「不合邏輯」、「欺騙」、「公然挑戰」江澤民並「終於拋棄了偽裝」的一群人,江澤民反倒成了受害者,真是倒打一釘耙。

江澤民及其親信對於導報的粗暴處理引發了一場席捲上海乃至全國新聞界的抗議。上海市委整頓《導報》引發的風暴來臨了。第二天上海街頭就發生了大規模遊行,公開打出了「還我導報」和要求恢復欽本立職務以及言論自由的旗幟和橫幅。上海作協部份名人紛紛參加遊行,北京知識界和新聞界的著名人士致電江澤民,要求收回對欽本立及《導報》的處理決定。

在市政府門口席地而坐的學生們不時呼喊口號。當時在外灘的大學生約有八千餘人。這是這次學潮中上海學生遊行規模最大的一次。

江澤民害怕了。對於整肅《導報》引發的抗議聲浪,江澤民承認,「後果比我們預料的要嚴重得多。」有人指責他的行為引發了「上海大規模的示威」。事實上不止是引發了「上海大規模的示威」,而且促發了北京的大規模示威。

在北京,兩名記者把來自三十多家首都新聞單位1013名首都新聞工作者簽名的請願書送交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請願書要求與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領導人對話,並列舉了三項對話內容,其中的第一條就是關於引起海內外強烈反響的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停職。報社實行總編負責制的說法與事實不符,這恰恰是新聞改革要解決的首要問題。

4月27日晚,江澤民在惶恐中打電話給原中共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當時的中顧委委員李銳,通話達四十餘分鐘,江在電話中既懇請李銳向北京朋友通融,又在電話裡向李銳探詢北京情況。江在電話裡還以「受不了啦」的口氣向李銳表示當時的頹喪心情。

4月30日,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訪朝歸來,當晚江澤民與曾慶紅飛赴北京,欲向趙紫陽匯報工作。趙很快接見他,江匯報完後問趙:「你對我在上海處理《導報》怎麼看?」趙並未即時表態,反問江澤民:「你看呢?」

江澤民支吾其詞,他發現和趙紫陽隔膜已深。趙紫陽看了一眼江澤民,接著說:「現在沒有時間談這個問題。」

江澤民用懇求的語氣說:「紫陽同志若不拿出意見,我和慶紅同志就不好工作,也不好回上海交代。」

趙紫陽只好表態了:「上海市委行事倉促地處理了《世界經濟導報》的問題,把小事化大,才讓自己步入了死胡同。」說完扭身便走了。據當時在場的人士透露,江呆呆地望著趙離去的身影足足有十分鐘沒有說出一句話來。

顯然,趙紫陽對江澤民把小事化大致使引發了大規模示威的做法非常不滿,言辭之厲讓江澤民嚇得六神無主。江的密友陳至立說:「如果中央追究責任,就由我一人來承擔好了,絕不牽扯你。」從此江澤民和這個女人的關係更加親密了。事後,江澤民還是到處找關係,希望知道黨內大老們是甚麼態度。他得到的反饋是中央意見分歧,趙紫陽的話不代表中央精神。

600名主要來自北京大學的學生開始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絕食抗議,各國記者漸漸把鏡頭和注意力對準這裡,紛紛指責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破壞法制。在上海,4000名學生聚集在市委門前要求市委書記表態。江澤民當然不肯露面。這引發了學生的極大憤慨。天下著小雨,幾千名學生在市府外齊聲大喊「江澤民混蛋」。在5月中旬的政治局會議上,黨內鬥爭明顯升溫,趙紫陽乾脆宣佈既然《導報》事件「是上海市委挑起的,就應當由上海市委來結束」。趙公然點名陳雲和李先念中意的江澤民,這讓幾位黨內大老怒火中燒。

更讓中共尷尬的是,同一天,蘇聯總統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飛抵北京進行訪問,數百名來北京報導這一事件的記者都知道他們遇到了比兩國首腦舉行峰會更重大的新聞,視線被轉移到中共最不希望聚焦的地方。

政治局會議上談崩了,趙紫陽預料到自己將面臨著甚麼,他進入天安門廣場含淚看望了絕食的學生。晚上10點鐘,李鵬發表講話重申中央的立場,採取「嚴厲措施結束騷亂」。兩小時後,午夜時分,天安門廣場的一個大喇叭宣佈實施戒嚴。

20日凌晨2時,在李鵬講話後不久,江澤民立即以明傳電報的形式表態對中央決定堅決支持。這個及時表態的大動作走在所有省、市、自治區領導的前面,毫無疑問江澤民的表態讓黨內大老們找到了可靠的接班人。庫恩在英文版《江澤民傳》第162頁提到(中文版中此內容被刪除),「早在5月20日,中共元老就內定江澤民獲提名成為新任中共總書記。」

「六四」屠殺的受益者

1989年5月下旬的一天,一個著灰色上裝,頭髮筆直向後梳理的男人,走下降落在北京南苑軍用機場的一架專機,旋即被一輛專候良久的黑色桑塔納接走。他是在接到中央辦公廳的緊急通知,趕去北京開會的。那時詭異的政治形勢,讓他一直忐忑不安。他對《世界經濟導報》事件的強硬處理,激起了更多的抗議潮,引發了全世界的關注。北京之行,他甚至自覺凶多吉少。夫人更是憂心忡忡,以為大禍臨頭,話別時不禁抱頭痛哭。他就是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到了北京,江才被告知鄧小平將在西山別墅見他。

63歲的江澤民本來打算再幹兩年就退休,想要去第二母校上海交通大學當教授。陰差陽錯,鄧小平把中共總書記的擔子交給了毫無思想準備的他,江澤民成為了六四事件的最大政治受益者。

會見中鄧小平讚揚了江澤民對《世界經濟導報》事件的處理,並說上海市接待戈爾巴喬夫的工作做得比北京好。江澤民這才鬆了口氣,心中暗想:幸虧沒聽趙紫陽的話,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鄧小平看著江澤民瞬息萬變的表情,說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要他去完成。鄧小平要他截住奉命出訪加拿大提前回國的人大委員長萬里。他們耍了個花招讓萬里乘坐的飛機在上海降落,江澤民的任務就是勸說萬里同意大老們的主張,否則不讓他回北京。鄧小平解釋說,由於當時有五十七名人大常委要求開會討論李鵬宣佈北京戒嚴是否合法的問題。如果萬里回京主持人大會議,形勢極可能向他們所反對的方向發展,那時局面就難以控制。江剛剛放下的心又提了起來,他知道這個任務不好完成。

鄧小平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用輕描淡寫的語氣暗示這是中央對江的一次考驗,如果這個任務完成得出色,則此事很可能成為江的政治生涯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江澤民聽後又緊張又興奮,同時心裏也明白萬一有個閃失,那前途就徹底無望了。

5月23日,江澤民返回上海,萬里的飛機5月25下午3時在上海機場降落,江澤民接機並立即遞過去「鄧的親筆信」,萬里是鄧小平的橋牌朋友,鄧在信中懇求萬里「看在幾十年朋友的份上,在此關鍵時刻幫我一下。」

萬里在上海住了六天,痛苦了六天,期間江澤民交了底牌,在萬里不答應之前,江得到指令要把他留在上海。5月27日萬里發表了公開聲明同意中央頒布的戒嚴令。江澤民對萬里的脅迫等於在戰略上切斷了趙紫陽的臂膀。

同一天,5月27日,鄧小平召來八位元老開會,決定總書記人選。最早的時候鄧小平本來提議喬石和李瑞環,但是陳雲力推江澤民,李先念和薄一波對鄧小平轉而起用江澤民中更是起了關鍵性作用。李先念當時說:「江澤民雖然缺乏中央工作的經驗,但他有政治頭腦,人正壯年,可信任。」

於是,荒誕的歷史安排把江澤民推向了權力的頂峰,成為「六四」鎮壓的最大受益者。

5月30日,江澤民再一次奉命秘密進京。江不知自己的命運將會怎樣,不過多少預感到此行將不同尋常。

江抵京後稍作休息,陳雲的秘書進來通知他:「陳雲同志正在等你。」陳雲與江澤民的談話十分簡單,陳雲直接了當地說:「小平同志讓我告訴你,你到中央來工作,代替趙紫陽同志。」江澤民沒有說一個字。他明白這個關鍵時刻說錯一句話都會前功盡棄。他聽說在他來京之前,有干政大權的幾位大老已在鄧小平家開了兩次會。陳雲是第一個提出由他來接班的人。陳雲說李先念同他講過,上海的江澤民黨性比較強,這次對戒嚴態度也很堅決。但江澤民不知道陳雲本人對他態度如何,所以他只帶耳朵沒用嘴。

到了李先念那裏就輕鬆了許多。李先念問了一些上海的情況後說:「小平那裏你不用急著去,決定是小平同志的意思,當然會找你再談。」江澤民知道自己在李先念那裏下過的溜鬚拍馬功夫沒白廢,但他記住了曾慶紅的建議,多聽少說。所以,除了簡短回答問題外,他只是微微彎著腰,做出一副洗耳恭聽的樣子。

江澤民回到休息室後,馬上往上海打了三個電話。第一個電話是打給曾慶紅,曾是江的重要謀士。江澤民告訴他說:「看來我回不來了。」

曾緊張的問:「你不是去兩三天就回來嗎?」

江說:「我就要在這裡工作,你明天馬上來一趟。」

第二個電話是打給原上海市長汪道涵,江澤民說:「以後要請您多關照了。」

第三個電話是打給他的夫人王冶坪讓她準備來京,但王冶坪沒有表態。

大局已定,晚八時,李鵬,姚依林等在人大會堂裡客氣地宴請江澤民。江澤民真恍如在夢中。

軍隊進城一再拖延,6月1日才有了進城的新部署,最後實施的日子定在6月3日夜裡。江澤民作為新任總書記從5月底就已經開始批閱文件了。

掩蓋真相,不許翻案

不管「六四」過去多久,江澤民都希望「六四」在人們的記憶中完全消失。但每年這一天前後人們都用大量的圖片和文章來奠祭死者,這是江澤民最不願看到的。在2002年江卸去總書記和國家主席時,他給政治局常委定了幾條規矩,其中一條就是不許給「六四」翻案,因為他是「六四」鎮壓最關鍵的參與者之一和最大的受益者。

「六四」事件隨後的一年多時間裏,江澤民下令各單位清查參與「六四」、支持學生、反對鎮壓的人,鼓勵檢舉揭發,對他們一一清算。謊言和恐懼加在一起,基本上使民眾不再敢談論「六四」。

在一次中外記者招待會上,一個法國記者問到因「六四」被捕的一個女研究生在四川監獄裡被輪姦之事,江澤民當眾脫口而出一句震驚全球的話:「她是罪有應得!」

江澤民的日子也並不好過。江一直處於恐懼之中,怕有人給「六四」翻案,給趙紫陽翻案。趙紫陽去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的照片成了不肯屠殺學生的見證。江最惱恨的就是十幾年來人們在「六四」期間總是把這張照片翻來覆去的刊登,似乎是影射自己上台的不光彩。江澤民也不會忘記趙紫陽「六四」前對自己的批評,江對趙家的監視控制讓保衛部門的人都感到難以理解和不忍下手。

對江澤民來說更重要的是要淡化、模糊,並最終扭曲全體中國民眾對於「六四」的記憶,江下令製作電視節目,極力渲染學生的「暴行」,甚至不惜焚燒部份軍車並拍攝現場,力圖使全國民眾相信,軍隊的開槍是不得已。很快,許多未親身經歷其事的民眾便開始相信北京真的發生了所謂的「暴亂」。

事隔20多年,六四事件真相,已是路人皆知。據有案可查的史料及知情人講述,當年共產黨喉舌所播放的所謂「暴徒」焚燒軍車的錄像,完全是軍方精心設計、自導自演的。當時軍隊奉命把舊型號的車輛開到西長安街,然後由一批武警假扮的假大學生縱火焚燒,期間有專人在附近錄影。其目的是栽贓學生和市民,以獲取開槍鎮壓的藉口。越來越多的軍隊當事人私下披露,親身參與燒車的事,事後這些人大都復原或遣散。

當時就讀於北京體育學院理論系的應屆畢業生方政,雙腿被高速行駛的坦克車碾過落下雙腿截肢。(網絡圖片)
當時就讀於北京體育學院理論系的應屆畢業生方政,雙腿被高速行駛的坦克車碾過落下雙腿截肢。(網絡圖片)

當時就讀於北京體育學院理論系的應屆畢業生方政,雙腿被高速行駛的坦克車碾過落下雙腿截肢的故事更是讓人心有餘悸。後來,在好心人的幫助下,方政來到了美國,並安上了假肢,第一次站了起來。2005年,方政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作證說,「我躲閃不及倒地,坦克壓到我的雙腿,就從我的雙腿上碾過去了,坦克履帶都是鏈條、齒輪,我就感覺到褲子被捲到履帶的鏈條上面,很緊很擠壓的感覺,當時我意識還有一點,只覺得身體咚咚咚的在地下被往前拖,被拖行了一段距離,頭部、後背、肩部都被擦傷(到醫院後醫生說的),坦克車的履帶鏈條把我的腿撕拉掉了,褲子也扯爛了,我就從履帶上掉下來了,掉下來之後,我就滾到了路邊靠到護欄上……

這個情景,後來我用動態網上網時偶然看到了,看到了我自己當時的這個情形。國外的網站上應能看到這張照片,一個人躺在地下,雙腿被壓掉,靠在護欄下。那個人確實就是我。我的雙下肢被截肢,右側截肢到大腿上部,左腿到膝蓋位置……」

在這次掩蓋、栽贓和清查中江澤民熟練掌握了宣傳和暴力機構。誰又能想到,10年後,江使用同樣欺騙栽贓陷害的舊手段,上演「天安門自焚案」事件,以此激起全國人民對法輪功的仇恨,從而開始了對法輪功修煉群眾的大規模迫害,六四事件成了江為另一場更殘酷更持久的鎮壓而做的預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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