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是攀登生涯發展的更高峰，但是對行政工作一向抗拒的他，還是在下決定前再三遲疑，並多方請示恩師黃昆輝，及師長輩的郭為藩、黃光雄等人的意見。陳伯璋念碩士班時，曾旁聽郭為藩在教育研究所開的課。
「感覺他是個木訥、靦腆的人，但他的學問很扎實。」念博士班時，郭為藩擔任師大校長，兩人仍然較少直接接觸，直到陳伯璋接任進修部副主任、主任，才與郭校長頻繁互動。之後他所參與的花師校長甄選及上任，也都受到郭為藩教授的鼓勵。
黃光雄則是他前兩任的進修部主任，而且他曾任花蓮師範學院教務主任，是他決定是否任職花師校長，不能錯過的請益對象。
他們都鼓勵他：「去吧！去經歷一點不一樣的東西！」「你過去一直當幕僚，現在試著去當家看看！」
此外，因為巡迴班的關係，已經在花蓮師範學院任教一段時間的學長們，也都認為他是最合適的人選。
再加上已卸任的陳迺臣校長，是妻子盧美貴在市立師院時的同事，他們夫妻在親自造訪並聽取陳校長的意見後，也對花蓮師範學院有了更進一步的瞭解。
走馬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多角化經營」，以提升花蓮師範學院的競爭力。當時，師範學院升等為教育大學的理念尚不成熟，但是他已經意識到，如果僅維持在師範學院的規格，將招收不到更多學生。
「一個大學要符合最適規模的經營，必須有五千名學生以上。」但是，花蓮師範學院那時不到三千人。更重要的是，以師資培育為主的師範學院，隸屬於教育部中教司管轄，能夠分配到的資源，遠不及隸屬於高教司的綜合性大學。「九個師範學院的經費加起來，才等於一所成功大學的經費！」
「清華大學不但老師有研究室，連專任研究助理也有研究室。反觀花蓮師範學院，六個老師共用一間辦公室，僅以夾板作為屏風。甚至連實驗室的設備也不及高雄中學！」這些情形讓他警覺到，「師範院校已面臨挑戰，如果仍維持原來的角色及功能，在資源的爭取上將處於劣勢。
不僅師範學院的資源不及綜合性大學，同樣是師範學院，也會因為城鄉差距，而受到不公平的對待。「我常向教育部的會計室建議，從北部到教育部開會的時間與距離，和從東西部過去，根本不能相提並論。但是，教育部編列的差旅費卻一律以人頭計，這不是對偏遠地區的學校很不公平嗎？應該要根據實際的差異給予差別待遇吧！」
此外，東部院校的音樂系要聘請音樂老師時，大都只能往北部、西部找。但是，老師們一聽到要去遙遠的東部上課時，都希望校方能一次排個四到六節課。「音樂老師的鐘點費頗高，而且又要給他們來回的交通津貼，這些錢往往佔去全部經費的二分之一！」
對於教育部編列預算採統一標準的一刀切，陳伯璋不以為然地說：「東部的教學資源如此貧乏，難怪東部老師的流動性那麼高！」二○○九年到荷蘭、芬蘭考察他們的教育制度時，他發現，由於這些國家的城鄉教育發展平衡，教職員有相同的福利，因此他們反而喜歡留在鄉間任教。
為了提升師院的競爭力，陳伯璋打算在有限的資源內增設系所，以慢慢調整師院體質。當時師範院校大都只設有「國民教育研究所」，外加幾個因應中小學課程需要所開設的科系。
考量到當時教育部長郭為藩的政策──希望師範學院多設教育相關的系所。他設立了國內第一所與教育有關的研究所「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以及「民間文學研究所」。這兩個研究所並突破以往僅有碩士班的慣例，後來也增設了博士班。
「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的所長，陳伯璋特地向外校借將，借調了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教授宋文里擔任。
「他是這方面不可多得的人材，希望借重他的地位與威望，為研究所打下良好基礎。」但是陳伯璋也明白，這位備受禮遇的外來者，很可能遭遇和他一樣的排擠效應，因此在事前曾將校內的「平庸文化」向他分析，並懇請他至少待一年。
一年後，「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逐漸站穩，宋文里也提出辭呈。增設了這兩個研究所後，學生人數逐漸從原來的兩千多人，增加為三千人。
此外，他還興建了一棟東部最大的體育館，並增建兩棟宿舍。花蓮師範學院驚人的成長，連當時的台北師院校長歐用生都讚嘆地說：「喔，你們衝得好快！」
重重提起，輕輕放下
除了新增系所，「改變原有的校園文化」也是他認為刻不容緩的事。「幾乎所有的師範學院，都是重教學、輕研究。」上課時數多，就能增加收入，所以老師們常致力爭取更多的授課時數。
但是如此一來，校園的學術研究氛圍，以及老師們的學術成就都無法提升。所以他鼓勵教師從事學術研究，並提供經費讓老師出國進修、訪問，以及參加國內外相關的學術研討會。
當他明定出，學校老師每年必須發表幾篇學術論文後，有位系主任不以為然嗆他：「曹雪芹一輩子也不過只寫了一本紅樓夢！」
雖然有人因他「擋人財路」而反彈，但還是有許多年輕一輩的教師認同他的理念，願意走研究路線。他帶領這些年輕教師一起做「卓越計畫」。這項由花師、台大、央大合作的卓越計畫，一共進行了四年，成果相當受肯定。
年輕學者們跟著他做研究，從中學習到如何進行一個研究計畫。「這些有抱負的年輕老師，與我的想法一致，願意以研究為導向，讓我感到很有成就！」
當初陳伯璋到花蓮師範學院就任校長時，除了一名秘書，沒有帶自己的人馬過去。這麼做除了表達自己最大的誠意，也是對勸進他的學長們的信任。他一方面就地取材，例如，請當初一起競選校長的學長擔任教務長；另一方面，因應新設的研究所，物色新老師。
「增聘新老師必須顧及平衡用人的原則。」也就是說，如果學校有兩組人馬各據山頭，那麼這兩組人推薦的人選都要用。
但無論他如何小心處理派系問題，總還是有人不滿意，不是抱怨他為什麼用這個人而不用那個人，就是批評他捨近求遠，不用校內人才，卻去找空降部隊。
「有合適的人才我當然會用，但是新設系所的師資，卻不得不向外找尋有相關經驗者。」對於這些人事上的紛紛擾擾，他抱持的態度是：能說服的就盡量說服，說不動的就順其自然！至於該做的事、該堅持的原則，他絕對不退讓。
陳伯璋性格中批判、改革的那一面，在擔任花師校長期間表露無遺。他不僅藉由提倡學術研究、鼓勵出國進修、訪問，改變校園文化，甚至想到一個更徹底的方式：併校。
「師範學院一向保守、故步自封，只重視教學，不重視研究。但我認為，大學應該具備多樣性與異質性的文化。藉著合校，可以改變師院的校園文化。」
當時，國立東華大學在花蓮甫成立幾年，校地甚廣，且以研究為導向。陳伯璋的構想是：與研究導向的東華大學合併，可激勵花師的師院生態與文化做個轉型。
而且，東華大學是一所新設大學，包袱較小，學生人數及素質與花師相當，兩校合併並沒有誰主誰從的問題，而是平等互惠。
為了讓合併之事順利進行，他預先留下三十個教師員額的缺。「我告訴當時的東華大學校長牟宗燦，有三十個教師員額的缺，可一起來調度。」這可是合校的一個大利多，因為兩校合併最大的困擾通常是，教育部給的新增教師員額甚少。
只不過，此番未雨綢繆的做法，又引來諸多不滿的聲浪。尤其當一些系主任想聘用自己的人，卻不得其門而入時，更是對他「剝削其用人權」感到不滿。
此外，一些資深教師及部分校友也不以為然，他們認為，師範學院自有其獨特性，沒有改變的必要。由於合校的阻力實在太大，他在任時無法順利推展，「但至少跨出協商的第一步，也勾勒出一些願景。」
二○○○年，國立嘉義師範學院及國立嘉義技術學院，整合而成嘉義大學。這是國內第一所整併成功的大學，但最早的合校構想，卻是陳伯璋在花師校長任內所倡。
陳伯璋還有一項政策，可說是走在教育部開放之前的創舉，那就是讓各系所自行決定聘任其主管。「我告訴各系，若原有的系主任任期屆滿，他們可以自行決定新的系主任人選。」
當時，各大學校長雖已開放為民選，但是系所主管仍由校長決定聘用。因此，陳伯璋這項尊重並授權各系的做法甚受好評。
雖然他處理複雜的人事問題，總是格外小心謹慎，但因改革就得牽涉到破壞，在破壞舊有文化與體制之際，難免「順了姑情，失了嫂意」。尤其東部地區人士，早已習慣步調緩慢、悠閒的「後山文化」，因此許多人對他的「沒事找事做」，大表不以為然。「我只有努力讓反對者的聲浪不要太高。」
客氣一點的反對者大都作壁上觀，不阻撓但也不支持，激烈一點的就會扯後腿。有一次開校務會議，有人寫了一份名為「十問」的投訴書，在會議室門口逐一發給每位參加會議的教職人員。
陳伯璋看了這份洋洋灑灑寫下他的十大「罪狀」的文章，微微一笑說：「謝謝指教！有則改進，無則嘉勉。」
遇到此類的挫折與阻撓，雖然當下都能重重提起，輕輕放下，但還是受了內傷──兩度胃出血住院。
「那些其實都是應該且迫切要做的事，但我常常在前面衝半天，猛然回頭，卻發現他們都沒有跟上來！」這種孤軍奮戰的無力感，成了午夜夢迴時深深的遺憾。
後來他告訴自己：「能有個好團隊固然很好，但這都是因緣際會，無法強求的。」唯有學著提得起放得下，「遇到事情就面對它、解決它，然後放下它。」@(待續)
摘編自 《寧靜致遠：教育者之師陳伯璋》 寶瓶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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