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8日訊】1980年代，由於東亞經濟逐漸崛起，不僅亞洲四小龍被重視，隨後的泰國、馬來西亞、印尼也被肯定，很多人就將未來經濟發展的重心逐漸放在東亞。不僅「儒家文化與經濟發展」的議題被重視，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與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也高喊「亞洲價值論」。認為東方人自有一套進退應對的策略，不需要學西方的東西。這些論述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固然銷聲，但卻不會消失。隨著中國崛起之後，東方價值觀的變形論述。「中國模式」又逐漸崛起，並且在中國經濟逐漸超越英法、凌駕日德，浸浸乎與美國分庭抗禮之際，「中國模式」的論述一定比以往更強，並且也會發展出一套中國、儒家、東方將會成為世界主流的論述，並且在某一段時間內變成重要的社會科學論述。
在我們的看法，他很可能僅是曇花一現而已。
檢視中國或東方近30年來的發展，哪一樣硬體或者重要非傳統東方（這裡的東方文化包含伊斯蘭教）文化不是學自西方文明？當馬來西亞總理強調他們如何讓經濟變得令人尊敬時，他們創造經濟奇蹟的工商大老、社會中堅人士卻是以西方發展出來的管理技巧、生產技術及互動模式在運作著。他們也知道馬來西亞的產品將會運到西方世界去販賣，並由此賺到一些錢，但這又怎樣呢？一個人若管理一大群奴隸也可能有很多產品，並因此向很多地方販賣，但無法推論這樣就是好的管理制度，更不要說是好的文明了。
要比較文明、價值觀，就應該拿文明、價值觀去比較，而不是從現在經濟、外在現象的快速變化去推論自身文明將比經濟、外在現象慢速變化的強大多少。吉隆坡高聳的建築物僅能證明他的所在地或所有權屬於馬來西亞人，但這無法推論成文明變化。將構成這一個建築物的技術抽離，這棟大樓就報銷了。將該資本家累積財富的企業管理能力及生產技術抽離，這個企業也不成企業。請問在這讓馬哈蒂、李光耀或其他東方政治領袖引以為傲的成就中，有多少是東方價值建立起來的事務呢？構成他們驕傲的技術、管理等等都是西方文明的東西，因此，他們如何向西方人炫耀呢？這樣的論述也適用於現在非常趾高氣揚的中國人。
一如偉伯在「基督教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所提到的，富裕、有錢的商人在世界各文明都有，但像西方那種普遍富裕的現象，卻不是每一個文明都有。同樣的，近代西方技術傳播，的確讓很多國家比之以往更富裕，也出現不一樣的繁榮，但這些都是技術帶來的功勞，與非西方文明的關係極為疏遠，反而技術翻新、探究新知識、制度等等的東西，並且很普遍的出現在整個國家的各個角落，卻很少出現在非西方文明中，這才是文明、價值觀比較的重點之一。
就東亞文明發展，其實我不欣賞新加坡、馬來西亞或中國，而這些卻是最強調亞洲價值、中國模式的國家。亞洲價值如果真的那麼好，就不會到目前為止都拿西方文明的產物替自己的政權建構正當性，也不會老是喊著要對抗西方，但連自己小孩、幹部老是往西方國家去取經，甚至尋求政治支持。
前幾天，朋友約我到高雄，帶我到高雄河堤社區去參觀，他介紹我一些河堤社區怎樣經由社區總體營造、社區發展理事會的努力，將愛河上游改變成非常適宜人居住的地方，從而也增強高雄市政府整體改造愛河的決心等等簡略事跡。由於匆匆遊歷，我無法研判這樣的建設還有多少可以發揮的空間，但這個事件的重點不在建設，而在民間主動的力量。這種主動的力量不是專制政權得以發展出來；就算有人做出來，也難以持續茁壯；就算持續茁壯，也難遍地開花，無法遍地開花，就能構成堅強的 文明發展力量，變成文明或時代持續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獨裁與民主的差異在哪裏？河堤社區最主要的變化不僅在於民間介入，更且是一步步持續發展。因為社區發展的主控權不在政府，而在整個社區居民的想法，也與社區發展協會有關，他的變化是由人民掌握，只要這一群人持續關懷，他就會持續變化。整個生活社區的發展都來自於這一群人對自己生活環境的感受，也由他們自己的權力去決定要怎樣設定自己的環境。在專制國家裏面，河堤社區必然會被問到一個問題：誰給他們這樣的權力？而這樣的權力有多大？將會以怎樣的方式進行？影響到哪一些權力階層的人？每一個環扣都出現發展的困境。就以蔣經國在贛南當專員的事情為例，大家都說他做得很好，但為何整個中國僅有這一個蔣專員的成績如此傑出，其他的人沒有呢？別人不是不知道做好事，也不是不知道演戲，問題在：演戲演的局面太大，就會被強力打壓。但蔣經國是太子，他演戲就是要讓整個中國看到，這也是蔣中正想要的目的，當然會出現「努力無上限」、「表演無上限」的發展空間，也自然會「登出」斐然成績的報紙效果。與之相比較的另一個案例，台灣省長、總統民選之後，在政黨競爭的狀況下，各縣市首長就是省長、總統候選人在各縣市的當然、最大樁腳，這些人的努力、表現也自然沒有限制條件。只要縣市長的表現好，他就能在總統、省長大選中號召更多的選票助選，即令是對手政黨的縣市長，也需相當程度禮讓，避免以後競選時被他進行行政干擾。河堤社區是比縣市更小的單位，也因為在民主條件下擁有相當自由、自主的發展條件。獨裁與專制對人民的限制差異就在這裡涇渭分明。
民主體制是一個競爭體制，獨裁卻是壟斷體制。在民主體制中，只要合法、你認為好的，你就可以做。獨裁體制卻涉及到許多權力對抗與鬥爭。河堤社區的發展不僅是這一個社區的問題，更且是當政者之間的拼鬥。只要有人認為河堤社區發展影響到他的令譽，就有可能摧毀到他的發展機制。高玉樹在台北市長被明升暗降為交通部長，不就是他的政績威脅到蔣經國的聲望嗎？從而讓整個台北市的建設變慢變差。獨裁者或許追求自己能力與成就得以持續攀昇，但他卻不一定允許別人的成就、努力太過醒目，進而影響到他的政治地位。他也或許有這樣的度量，但那樣的體制卻不容許他的下屬有這樣的想法，讓他的下屬的下屬持續努力、聲名高張。因此類似河堤社區的發展，可以當作一個地區發展的地標，但當事者卻很可能招惹當權者的反撲，最後身敗名裂。在那樣的體制下，有誰敢強出頭去改善某些事務嗎？
當然會有很多人認為讓社區自己去規劃自己的未來，這樣各行其是很容易浪費資源。這其實是社會主義國家對資本主義國家最嚴重的指控之一。但我們是否想到握有權力的人是否清楚知道人民的真實需要 呢？為何有權力的人所做出來的東西就不是浪費，沒有權力的人設定出來的東西就是浪費？更進一步說，誰最有能力根據人民需要設計出他們想要的東西呢？是人民自己？還是掌權者？當人民都有某種需要，卻受限於資源不足的狀況下，到底是將資源緊縮為幾個少數人去決定？還是讓他們自動去協調呢？
我們這樣的說法其實含有強烈的西方價值，也或許是馬哈蒂、李光耀或許許多多中國政治人物要批判的對象。然而，亞洲價值觀能證明比西方好的優勢在哪裏嗎？依靠西方文明，金茂大樓、101大樓都蓋的起來，但蓋完之後呢？東方文明就是一大堆的讚嘆、偶像崇拜，西方文明則是尋找101＋N的機會，這個差別就是西方之所以是持續發展，東方卻無法如此的原因之一。「尋找101＋N的機會」就是克服困難，也在否定現況。這樣的人所生活的世界既然是可以否定工程技術界的現況，當然也會產生否定社會現況，這都是專制國家所不喜歡的，也就是亞洲價值、中國模式要扼殺的。
這樣論述更深層的面向不在發展，而在每一個個體都應該被尊重，也應該有權力選擇自己認為有價值的生活方式，包含突破工程現況與社會現況。這種「生活方式是怎樣」並不是由別人去界定，而是由個人自己去處理。你可以在不影響別人利益的狀況下去增進或減少自己的利益，卻不需要被別人決定你的命運，或者不需要因為別人偉大的理想而犧牲你自己的生活目標。
比較印度與中國發展的差異時，很多人會強調中國發展的比印度好，從而推論中國世紀的到來。但有多少人想到：中國的現在到底犧牲多少人選擇自己生命發展的基本權力呢？而這樣的犧牲要追求的又能說符合每一個人想要的東西嗎？在1870年，德國統一之後，德國的發展的確比法國好，但這樣能證明德國比法國好嗎？在1970年代，許多人都看出蘇聯的發展比英國快，成就也高，但有多少英國人或世界各國的人就因此認為當蘇聯人比當英國人有價值呢？如果這樣比較都讓很多人否定快速發展，強調人的價值，那麼印度人的生活形態、生命價值與國家發展又為何比中國人、中國差呢？
或許會有很多人為我這樣的論述提出強烈反駁，並且認為中國的確比印度好。然而在我們考量成為民主、自由人的價值，並由此肯定近代國家比較有人性尊嚴，到底集體強盛與個體自由的權衡問題，應該是重要深思的議題。
我有很多朋友經常跟我講國家強大有多重要，但他們老是反對自己被人管的很嚴。比較他的各人喜好與國家偏愛，我認為他的國家強盛論乃是建立在自己的利益不受到損害下的思慮結果。以這樣的思考模式來看中國與印度發展，他們是喜歡印度自由式生活下的中國強盛。檢驗的方式是：他們願意以中國人民那樣的方式生活嗎？而他們這樣的想法其實與一些獨裁者沒有根本上的差異。獨裁專制國家裏面的獨裁者本身也是自由的，只是其他人不自由而已。這樣的價值觀其實是亞洲價值，這種觀念好不好不在於這個人覺得怎樣，而在這個人被限制之後，他自己覺得怎麼樣？這種（有意無意的）限制別人的感覺，與不限制別人的感覺，恰恰顯示亞洲價值與西方價值很重要的核心精神。印度當然不能說是西方價值，但相較於中國，他的確有較充分的民主與自由。
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曾經比較混亂但有自由的台灣與有秩序但沒自由的新加坡，得到有名的論述。我同意他的表面觀察。但對這一個支持以經濟帶動現代化，認可後進國家可以有某種程度的威權體制的美國保守派現代化研究的大師，是否應該提出更深層的論述是：在一個經濟已經有基礎的權威體制國家，到底有秩序沒自由比較重要？還是混亂有自由比較重要？
將這樣的議題放置在西方近代化國家的發展路徑來思考，秩序的意義是甚麼呢？秩序是眾人同意的規矩？還是由某些機制產生出來的結果？新加坡的秩序顯然是特殊機制產生的東西，不是由民意充分表現創造出來。因此這樣的秩序與獨裁體制的國家有高度雷同性，也將因獨裁政權的重點調整、體制變換而改變。因此杭亭頓（Samuel P.Huntington）說：「台灣的民主主義，在李登輝去世後還會繼續實踐 ；但李光耀的政治體制，將與其長眠地下。」
我們要人民能自身決定自己命運的民主？還是強人決定命運的非民主體制呢？@
本文轉載自2010年7月27日極光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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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