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8日讯】1980年代，由于东亚经济逐渐崛起，不仅亚洲四小龙被重视，随后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也被肯定，很多人就将未来经济发展的重心逐渐放在东亚。不仅“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的议题被重视，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与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也高喊“亚洲价值论”。认为东方人自有一套进退应对的策略，不需要学西方的东西。这些论述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固然销声，但却不会消失。随着中国崛起之后，东方价值观的变形论述。“中国模式”又逐渐崛起，并且在中国经济逐渐超越英法、凌驾日德，浸浸乎与美国分庭抗礼之际，“中国模式”的论述一定比以往更强，并且也会发展出一套中国、儒家、东方将会成为世界主流的论述，并且在某一段时间内变成重要的社会科学论述。
在我们的看法，他很可能仅是昙花一现而已。
检视中国或东方近30年来的发展，哪一样硬体或者重要非传统东方（这里的东方文化包含伊斯兰教）文化不是学自西方文明？当马来西亚总理强调他们如何让经济变得令人尊敬时，他们创造经济奇迹的工商大老、社会中坚人士却是以西方发展出来的管理技巧、生产技术及互动模式在运作着。他们也知道马来西亚的产品将会运到西方世界去贩卖，并由此赚到一些钱，但这又怎样呢？一个人若管理一大群奴隶也可能有很多产品，并因此向很多地方贩卖，但无法推论这样就是好的管理制度，更不要说是好的文明了。
要比较文明、价值观，就应该拿文明、价值观去比较，而不是从现在经济、外在现象的快速变化去推论自身文明将比经济、外在现象慢速变化的强大多少。吉隆坡高耸的建筑物仅能证明他的所在地或所有权属于马来西亚人，但这无法推论成文明变化。将构成这一个建筑物的技术抽离，这栋大楼就报销了。将该资本家累积财富的企业管理能力及生产技术抽离，这个企业也不成企业。请问在这让马哈蒂、李光耀或其他东方政治领袖引以为傲的成就中，有多少是东方价值建立起来的事务呢？构成他们骄傲的技术、管理等等都是西方文明的东西，因此，他们如何向西方人炫耀呢？这样的论述也适用于现在非常趾高气扬的中国人。
一如伟伯在“基督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所提到的，富裕、有钱的商人在世界各文明都有，但像西方那种普遍富裕的现象，却不是每一个文明都有。同样的，近代西方技术传播，的确让很多国家比之以往更富裕，也出现不一样的繁荣，但这些都是技术带来的功劳，与非西方文明的关系极为疏远，反而技术翻新、探究新知识、制度等等的东西，并且很普遍的出现在整个国家的各个角落，却很少出现在非西方文明中，这才是文明、价值观比较的重点之一。
就东亚文明发展，其实我不欣赏新加坡、马来西亚或中国，而这些却是最强调亚洲价值、中国模式的国家。亚洲价值如果真的那么好，就不会到目前为止都拿西方文明的产物替自己的政权建构正当性，也不会老是喊着要对抗西方，但连自己小孩、干部老是往西方国家去取经，甚至寻求政治支持。
前几天，朋友约我到高雄，带我到高雄河堤社区去参观，他介绍我一些河堤社区怎样经由社区总体营造、社区发展理事会的努力，将爱河上游改变成非常适宜人居住的地方，从而也增强高雄市政府整体改造爱河的决心等等简略事迹。由于匆匆游历，我无法研判这样的建设还有多少可以发挥的空间，但这个事件的重点不在建设，而在民间主动的力量。这种主动的力量不是专制政权得以发展出来；就算有人做出来，也难以持续茁壮；就算持续茁壮，也难遍地开花，无法遍地开花，就能构成坚强的 文明发展力量，变成文明或时代持续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独裁与民主的差异在哪里？河堤社区最主要的变化不仅在于民间介入，更且是一步步持续发展。因为社区发展的主控权不在政府，而在整个社区居民的想法，也与社区发展协会有关，他的变化是由人民掌握，只要这一群人持续关怀，他就会持续变化。整个生活社区的发展都来自于这一群人对自己生活环境的感受，也由他们自己的权力去决定要怎样设定自己的环境。在专制国家里面，河堤社区必然会被问到一个问题：谁给他们这样的权力？而这样的权力有多大？将会以怎样的方式进行？影响到哪一些权力阶层的人？每一个环扣都出现发展的困境。就以蒋经国在赣南当专员的事情为例，大家都说他做得很好，但为何整个中国仅有这一个蒋专员的成绩如此杰出，其他的人没有呢？别人不是不知道做好事，也不是不知道演戏，问题在：演戏演的局面太大，就会被强力打压。但蒋经国是太子，他演戏就是要让整个中国看到，这也是蒋中正想要的目的，当然会出现“努力无上限”、“表演无上限”的发展空间，也自然会“登出”斐然成绩的报纸效果。与之相比较的另一个案例，台湾省长、总统民选之后，在政党竞争的状况下，各县市首长就是省长、总统候选人在各县市的当然、最大桩脚，这些人的努力、表现也自然没有限制条件。只要县市长的表现好，他就能在总统、省长大选中号召更多的选票助选，即令是对手政党的县市长，也需相当程度礼让，避免以后竞选时被他进行行政干扰。河堤社区是比县市更小的单位，也因为在民主条件下拥有相当自由、自主的发展条件。独裁与专制对人民的限制差异就在这里泾渭分明。
民主体制是一个竞争体制，独裁却是垄断体制。在民主体制中，只要合法、你认为好的，你就可以做。独裁体制却涉及到许多权力对抗与斗争。河堤社区的发展不仅是这一个社区的问题，更且是当政者之间的拼斗。只要有人认为河堤社区发展影响到他的令誉，就有可能摧毁到他的发展机制。高玉树在台北市长被明升暗降为交通部长，不就是他的政绩威胁到蒋经国的声望吗？从而让整个台北市的建设变慢变差。独裁者或许追求自己能力与成就得以持续攀昇，但他却不一定允许别人的成就、努力太过醒目，进而影响到他的政治地位。他也或许有这样的度量，但那样的体制却不容许他的下属有这样的想法，让他的下属的下属持续努力、声名高张。因此类似河堤社区的发展，可以当作一个地区发展的地标，但当事者却很可能招惹当权者的反扑，最后身败名裂。在那样的体制下，有谁敢强出头去改善某些事务吗？
当然会有很多人认为让社区自己去规划自己的未来，这样各行其是很容易浪费资源。这其实是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最严重的指控之一。但我们是否想到握有权力的人是否清楚知道人民的真实需要 呢？为何有权力的人所做出来的东西就不是浪费，没有权力的人设定出来的东西就是浪费？更进一步说，谁最有能力根据人民需要设计出他们想要的东西呢？是人民自己？还是掌权者？当人民都有某种需要，却受限于资源不足的状况下，到底是将资源紧缩为几个少数人去决定？还是让他们自动去协调呢？
我们这样的说法其实含有强烈的西方价值，也或许是马哈蒂、李光耀或许许多多中国政治人物要批判的对象。然而，亚洲价值观能证明比西方好的优势在哪里吗？依靠西方文明，金茂大楼、101大楼都盖的起来，但盖完之后呢？东方文明就是一大堆的赞叹、偶像崇拜，西方文明则是寻找101＋N的机会，这个差别就是西方之所以是持续发展，东方却无法如此的原因之一。“寻找101＋N的机会”就是克服困难，也在否定现况。这样的人所生活的世界既然是可以否定工程技术界的现况，当然也会产生否定社会现况，这都是专制国家所不喜欢的，也就是亚洲价值、中国模式要扼杀的。
这样论述更深层的面向不在发展，而在每一个个体都应该被尊重，也应该有权力选择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生活方式，包含突破工程现况与社会现况。这种“生活方式是怎样”并不是由别人去界定，而是由个人自己去处理。你可以在不影响别人利益的状况下去增进或减少自己的利益，却不需要被别人决定你的命运，或者不需要因为别人伟大的理想而牺牲你自己的生活目标。
比较印度与中国发展的差异时，很多人会强调中国发展的比印度好，从而推论中国世纪的到来。但有多少人想到：中国的现在到底牺牲多少人选择自己生命发展的基本权力呢？而这样的牺牲要追求的又能说符合每一个人想要的东西吗？在1870年，德国统一之后，德国的发展的确比法国好，但这样能证明德国比法国好吗？在1970年代，许多人都看出苏联的发展比英国快，成就也高，但有多少英国人或世界各国的人就因此认为当苏联人比当英国人有价值呢？如果这样比较都让很多人否定快速发展，强调人的价值，那么印度人的生活形态、生命价值与国家发展又为何比中国人、中国差呢？
或许会有很多人为我这样的论述提出强烈反驳，并且认为中国的确比印度好。然而在我们考量成为民主、自由人的价值，并由此肯定近代国家比较有人性尊严，到底集体强盛与个体自由的权衡问题，应该是重要深思的议题。
我有很多朋友经常跟我讲国家强大有多重要，但他们老是反对自己被人管的很严。比较他的各人喜好与国家偏爱，我认为他的国家强盛论乃是建立在自己的利益不受到损害下的思虑结果。以这样的思考模式来看中国与印度发展，他们是喜欢印度自由式生活下的中国强盛。检验的方式是：他们愿意以中国人民那样的方式生活吗？而他们这样的想法其实与一些独裁者没有根本上的差异。独裁专制国家里面的独裁者本身也是自由的，只是其他人不自由而已。这样的价值观其实是亚洲价值，这种观念好不好不在于这个人觉得怎样，而在这个人被限制之后，他自己觉得怎么样？这种（有意无意的）限制别人的感觉，与不限制别人的感觉，恰恰显示亚洲价值与西方价值很重要的核心精神。印度当然不能说是西方价值，但相较于中国，他的确有较充分的民主与自由。
杭亭顿(Samuel Huntington）曾经比较混乱但有自由的台湾与有秩序但没自由的新加坡，得到有名的论述。我同意他的表面观察。但对这一个支持以经济带动现代化，认可后进国家可以有某种程度的威权体制的美国保守派现代化研究的大师，是否应该提出更深层的论述是：在一个经济已经有基础的权威体制国家，到底有秩序没自由比较重要？还是混乱有自由比较重要？
将这样的议题放置在西方近代化国家的发展路径来思考，秩序的意义是什么呢？秩序是众人同意的规矩？还是由某些机制产生出来的结果？新加坡的秩序显然是特殊机制产生的东西，不是由民意充分表现创造出来。因此这样的秩序与独裁体制的国家有高度雷同性，也将因独裁政权的重点调整、体制变换而改变。因此杭亭顿（Samuel P.Huntington）说：“台湾的民主主义，在李登辉去世后还会继续实践 ；但李光耀的政治体制，将与其长眠地下。”
我们要人民能自身决定自己命运的民主？还是强人决定命运的非民主体制呢？@
本文转载自2010年7月27日极光电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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