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1月04日訊】債台高築可說是當前各國的通病，「以債養債」是最常使用的手段，這也可說是「債留子孫」的同義語。還有一種減輕債務的方式，那就是增加貨幣的發行釀成通貨膨脹。
貨幣購買力下滑＝所得減少
道理很簡單，通貨膨脹是百物齊漲，而且是大漲並持續一段時間，此時持有貨幣者以貨幣購買物品的數量和種類就大量減少，也就是「貨幣購買力下滑」的寫照。那麼，這不就等於「所得減少」，不也等於被政府課了稅？這個時候借錢者（也就是債務人）以金錢數量表示的債務，其價值不是減少了嗎？不也是債務減少的表示嗎？因此，擁有印鈔票大權者是可以用各種方法來大印鈔票，進而製造通貨膨脹來向持有貨幣者收稅而不為人知也。
這種印鈔票製造通貨膨脹圖利債務人的方式，可用「竊盜行為」（Act of Burglary，是羅伯遜（D. H. Robertson）在〈銀行政策理論〉一文中提出的），或者當今路人皆知的「五鬼搬運法」來形容，而總體經濟學創造者、當代最知名的已故經濟學家凱因斯（J. M. Keynes）曾將此法推薦給法國。
凱因斯的魔法？
這個故事和這兩個詞都可從已故的蔣碩傑院士文章中找到。蔣先生在1982年7月18～20日刊於台灣《中央日報》的〈紓解工商業困境及恢復景氣途徑之商榷〉一文中，很明白地說：「在通用貨幣為交易媒介而不准私人自製貨幣的國家，一般人民及廠商要想得到一些貨幣以供行使之用，必須先從事一種生產或服務行為以賺得相當價值之貨幣。其所賺得之貨幣，即是他對國民生產的貢獻之指標。他們以如此賺得的貨幣來購買一切商品，就是享受他們自己的生產行為應得的成果。」
也就是由於這樣的體認，蔣先生很自然地順勢將「五鬼搬運法」這個名詞推了出來。他接著說：「假使有人既不從事生產或服務，又不肯以適當之代價向人告貸，而私自製造一批貨幣，拿到市上來購買商品，那就等於憑空將別人的生產成果攫奪一份去了一樣。這不是和『竊盜行為』一樣嗎？而且這竊盜行為是極神祕而不露痕跡的。它能夠不啟人門戶，不破人箱籠，而叫人失去財物。吾人不妨戲稱之謂『五鬼搬運法』。這種法術，費景漢教授曾稱之為凱因斯的魔法。其實這絕非凱因斯所發明，在我國兩千多年前早已有人使用過。就是漢文帝在他老糊塗之後，曾經因為聽說他的嬖佞鄧通依相法當餓死，就特地賜他一座銅山，並准他私自鑄錢。這就等於特許他使用『五鬼搬運法』，任意搬取別人財物一樣。因為別人辛苦生產的成果，他只要以私鑄的錢，就可以取得。這種特權自然是眾人所嫉。一旦文帝崩逝，年輕有為的景帝即位後，就迅速將他的特權取消，並且將他那份富可敵國的財產，全部籍沒，使他最後還是餓死街頭。」
在提出「五鬼搬運法」之後，蔣先生再生動地導出「金蟬脫殼法」，他是這樣敘述的：「現代的鄧通們聰明得多了。他們不向政府要求私印鈔票的特權，而只慫恿政府銀行去大批增加貨幣供給，用極低的利率來貸款給他們，由他們去使用以購取財貨。其結果也同樣的能以非從事生產所獲的新制貨幣來攫取別人生產的結果，而他們卻避免了犯刑法的罪名。往往他們一筆低利貸款，就遠遠超過漢朝鄧通一輩子可能鑄造的錢。至於他們因此積欠銀行的負債，他們另有一套『金蟬脫殼之法』來解脫。」
印鈔紓困當道 社會財富流向何方？
這麼巧妙的偷天換日法術，蔣先生指明是凱因斯引介出來的，蔣先生說：「這一套法術，雖然也未必是凱因斯所發明，卻曾經由他推薦給法國財政局。原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法國政府曾因戰費欠下一筆龐大的公債。這公債的利息與還本，成為法國或政府戰後財政上極沈重的負擔。凱因斯在他當時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曾經建議：假如他對法國財長借箸代籌的話，他一定要故意製造一場強烈的通貨膨脹，使物價大幅度的上漲，那麼這筆戰時公債的真實負擔自然也隨之減輕了。我做學生的時候拜讀了這篇文章，深怪這位大師何以竟如此充斥著野狐禪氣息，所以始終對他的理論頗存戒心。不料今日台灣的報界竟滔滔者皆凱氏之徒也。」
其實，這種情況迄今似乎也沒什麼大改變，反而可能在「尊重市場」這個美麗口號的屏障下更盡情使用凱因斯傳授之法，畢竟「可見之手」的調節就是「權力」同義詞，怎麼可能捨棄呢？何況指責施用五鬼搬運法容易，但要舉證卻誇誇乎其難也。而2008年下半年開始上演的金融大海嘯也只是歷史重演而已，其根源就是誤解貨幣、濫用貨幣、濫發貨幣，如今也還是紓困印鈔救市當道，寧不令人不勝唏噓乎？
近觀中國目前波及百姓日常必需品的通脹。大陸能夠以低廉的原料、人工成為「世界加工廠」、搶奪到他人的飯碗，同時換取驚人的外匯儲備。對內，在拉動內需的名義下，卻高於發達國家零售價對內銷售。那麼這一漲一降之間背後的社會財富流向，在民眾毫無察覺的情況下，流到哪裡了呢？◇
（小標為編者所下）
本文轉自205期【新紀元週刊】「自由評論」欄目
原文連接：http://mag.epochtimes.com/b5/207/8900.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