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11月20日訊】【編者按：中國人曾給過共產黨機會，他們提出改良的建議，衷心希望這個西來的「異客」，像歷史上所有入主中原的異族一樣，也寫起方塊字，讀起老莊、四書五經，吟唱起：「兄道友，弟道恭。」然而，他們看走了眼，共產黨絕不會和中國各民族成為兄弟，它要的是高高在上，絕對領導與被領導，操控和被操控，壓搾和被壓搾的關係。由此前兩次大規模「救國呼聲」被強力鎮壓下去，第一次為1957年知識份子給黨「提意見」；第二次為1989年「六四」呼籲政治民主改革。到了21世紀，中國迎來了第三次「救國呼聲」，不同的是這次呼聲演化成席捲全球的退黨浪潮，化為了行動，不僅規模宏大，而且性質變了，共產黨面臨的是被徹底拋棄，並對其罪行進行最終審判。】
首先被馬克思主義迷惑的是知識份子，最早從共產主義夢中驚醒的還是知識份子。
共產黨最終目標和現實做法的南轅北轍，讓人們懷疑這是一個騙局，迷信的心理一旦打破，知識份子獨立思考和判斷的能力開始恢復，再看共產黨的一舉一動，未免感到荒誕與謬誤。
而共產黨在劫掠完物質財富，消滅地主、資本家後，開始騰出手來收拾精神異己。１９５７年，毛澤東以貓捉老鼠的心態，設了一個十面埋伏，請知識份子給黨提意見。一群憂國憂民的知識份子，以天下為己任的心態，以推心置腹的誠意，提出許多建議，並對共產黨動輒舉起屠刀，大肆殺伐提出規勸。這是知識份子代表國人給共產黨的一個機會，結果，卻被毛推演成一場大規模的對知識份子的鎮壓，史稱「反右運動」。
1、反右的規模與後果
1957年，毛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號召，為了讓大家齊說、放開說，還一再承諾「言者無罪」、「絕不秋後算賬」。結果，「提意見、提建議」突然變成了「右派份子向黨猖狂進攻」，一場波及全國的政治迫害發生了。大量知識份子被打成右派，或被投入大牢，或被下放農村管制。1956年大陸全國政協會議上透露，當時，中國6億人口中，知識份子384萬，其中高級知識份子才10萬多人。而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官方說是55萬，根據2005年解密的反右運動檔案，實際右派是317萬又8470人。「右派」中，知識份子、技術人員、專家占60%以上，不少科研、文化單位甚至高達80%。還另有134萬零7562人被打為「中右」。知識份子幾乎被像地富反壞一樣「滅絕」了。
被打成右派後面臨的是甚麼，從一位知識份子的文章中剪取一例：地處祁連山下、荒漠戈壁之中的甘肅省夾邊溝勞改農場，風大沙多，自然環境極其惡劣，只能養活四五百名勞改人員，但一九五七年兩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斷地押送至此。結果只是三年半的時間，右派們在饑荒中，吃盡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東西，包括已死的右派屍體，方圓幾里內寸草不留，最後超過1500人成了餓殍！傅作義的堂弟傅作恭是留學美國的博士，水利專家。由當水利部長的傅作義寫信從美國叫回來報效祖國，安排到水利部工作。反右運動中，別人開的玩笑話「引洮工程是銀河工程，大禹治水都沒有治出來，共產黨能治出來嗎？」硬栽到他頭上，被打成極右份子，開除公職，送到夾邊溝農場勞動改造。當年冬天，傅作恭在場部的豬圈邊找豬食吃時倒下了，幾天後才被人發現。生前他曾經給哥哥傅作義寫信求救，但傅作義無法相信他信中的描述而沒有郵寄錢物。
肉體迫害的同時，共產黨打碎了中國人對知識份子的尊敬和信服。把歷來作為文化承載者、傳播者的知識份子劃歸到反面，「地富反壞右」的文化性質，就是顛倒了傳統認知，把過去的正面形象顛覆為反面。尤其把知識份子定義為改造和批判對象，同時也等於把共產黨推為真理標準和判斷標準。這對於混淆、異化中國人的思想危害重大。
2、右派的出發點和言論
那麼，回首歷史，我們要看看這些右派是如何「猖狂」，怎樣「進攻」的呢？任何中國人都無法否認，他們出於對國家與民族發展的基點，出於良知，思考是理性的，即使批評，對共產黨仍帶著善意。
北京大學學生：「由於共產黨對國家政權的絕對控制，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於這種高度集中的權力，才使斯大林的後期可以膽大妄為，犯出一切錯誤。……任何時代，權力的高度集中，不論是集於個人，還是自稱為一貫光榮正確偉大的集團，都是極大的危險，而當人民群眾被麻痺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險!」(《原上草》)
「一個清華人」：「皇上喲！秦始皇與你相比，也只能是個無名小卒了，無怪乎你說：「昔秦皇漢武，略輸文采」，你在鎮壓人民的這方面，是勝過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多少倍了……。老祖宗啊！世界上有多少皇上能像你這樣，從一九四九年以後殺了七十多萬人民！（這還不算一些自殺的呢）殺吧！把中國人殺絕吧！」（《我控訴、我抗議》）
張百生、黃振旅：「解放後這幾年來是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的，有也只是形式，不僅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連資本主義國家的假民主也沒有，憲法成了一紙空文，黨可以不遵守它，表面上有民主選舉，有統戰政策，有黨外人士做領導工作，實際上是一黨專政，是黨中央少數人獨裁，黨外人士做領導工作的有職無權，只是執行決議的義務，沒有參與實際決策的實際可能。黨是太上皇，是威武神聖的，一手抱著馬列主義的聖經，一手仗著國家政權的寶劍，誰敢提異議，不是被扣上反馬列主義的鐵帽，就是被戴上莫須有罪名的手拷，選舉只是變相得任命，代表只代表個人，誰也不知道自己所選的人是怎樣的，他代表自己說了些甚麼？至於集會、結社、出版等都必須在黨的領導下進行，不能越雷池一步，怎樣能體現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這是對人權的侵犯，嚴重的破壞法制，必須改變。」(《馬克思主義與國家政權》)
曲北韋：「我十分懷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呢，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共產黨？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呢，還是人民為共產黨服務？共產黨是人民的勤務員呢，還是人民的統治者？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呢，還是奴隸？」（1957年6月28日《人民日報》）
儲安平:「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忘了自己也還是這個國家的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主要目的是實現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的地位，黨需要使自己經常保持強大，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無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鉅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份了一點？」
「我們要求終止一黨專政。這種一黨專政的終止，決不僅僅是一種形式上的終止，必須同時是一種精神上的終止。一黨專政在精神上的主要特徵和主要苦痛，是人民的各種基本公民權利沒有保障。人民的基本公民權利包括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職業自由、財產自由、宗教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及結社自由。其中人身自由尤為一切自由的基本。我們所以要求上述各種基本的公民權利，僅僅是因為只有人民能獲得上述的基本民權，人民的智慧的、道德的、身體的能力，始能作充份優性的發展，以充實國家的生命，培養社會的活力，提高政治的道德，促進文化的進步；從而產生合理的政治活動和安定的社會秩序。」(《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
……
3、不被平反的右派
今天中共對歷史上，反右運動的反思是甚麼呢？首先，共產黨從未改變過它把自己視為在上評判者的心態，所以它也不可能真正的反思和悔改，今年，吳邦國發言的「6個絕不」，表達了共產黨今天仍不肯把權力交給國家和人民，絕不認可知識份子民主的要求和呼聲，它還要當人民的絕對統治者、勝過嬴政的皇帝。它只承認反右「擴大化」，而堅持反右是正確的。鄧小平「文革」後仍在講：「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沒有錯。」
迫害政治犯的機制從未在中國大陸廢除，今天，仍有300多個勞教所，這個法律之外的監獄，一直用來關押政治犯。今天被關押最多的是法輪功信仰者，這些人不是因為行為觸犯法律，而是精神信仰為中共不容而被監禁。另外，因言獲罪在今日中國大陸屢見不鮮。
有96名「右派」，不在中共平反之列。其中包括中央認定的5名「右派份子」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認定的91名右派份子。
「反右運動」和共產黨的態度，徹底拉開了真正知識份子與共產黨決裂的序幕，也把中國人推上了認清與清除共產黨的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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