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12月09日訊】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規訓與懲罰》中指出：「我們的社會不是一個公開場面的社會，而是一個監視社會。在表面的意象背後，人們深入地干預著肉體。交流的管道是一種積聚和集中知識的支撐物。符號遊戲規定了權力的停泊地。個人的美妙整體並沒有被我們的社會秩序所肢解、壓制和改變。應該說，個人被按照一種完整的力量與肉體的技術而小心地編織在社會秩序中。我們不是置身於圓形競技場中，也不是在舞臺上，而是處於全景敞視機器中，受到其權力效應的干預。這是我們自己造成的，因為我們是其機制的一部分。」
如果我們以此理論來觀照艾未未的雕塑作品《監控器》，我們當下的社會現象與問題將清清楚楚。
毫無疑問，在材料的選擇上，艾未未就已經給了我們一個驚喜。他選取的是大理石。本來，按照正常的理路，監控器是現代工業的產物，應選取高科技材料。但艾未未卻反其道而行之，選取了大理石這種天然的材料，其間定有寓意可循。首先，大理石是堅硬的，用堅硬的大理石雕塑的監控器，就是象徵著國家權力的堅不可摧；其二，大理石是出產在深山之中的，是遠離了現代文明的，也就意味著這個國家權力還沒有經過現代文明的洗禮，只是完成了表面的現代化，其質地還是原始的，因此，是需要外部力量促使它走向現代化的；第三，儘管這個國家權力擁有了現代化的外觀，但它行使的職能卻是監視、控制、規訓；第四，用大理石這個高密度材料雕塑監控器，也就意味著國家權力是高度集中的，同時也隱喻出當下中國高密度公務員系統的弊端。金觀濤先生在《在歷史的表像背後》中指出：「任何一個王朝末期官僚的數量都比王朝初期大得多，常常膨脹了數倍或數十倍。」這樣的理論觀點，借由艾未未的「大理石敘事」表達了出來。
說完了「大理石敘事」，監控器現象也同樣值得我們思考。
儘管當下中國問題叢生，國家卻並未從根本上解決社會亂象的源頭，而是利用現代技術對民眾進行監視與控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認為，把國家看成暴力統治的機器是過於簡單的認知，社會集團的領導作用應表現在兩種形式中，「一個被稱作『市民社會』，即通常被稱作『私人的』組織的總和；另一個則是『政治社會』或『國家』。『政治社會』的執行機構是軍隊、法庭、監獄等等，它作為專政的工具，代表的是暴力；『市民社會』由政黨、工會、教會、學校文化團體和各種新聞媒介構成，它作為宣傳和勸說性的機構，代表的是輿論。」
「現代國家強烈而有效的統治，應該是國家強制性機器與意識形態統治的完美統一，即所謂國家硬力量與文化軟力量的充分結合。除了用強制性機器維持政府與社會秩序外，還必須利用對意識形態的領導權來對被統治階級進行領導，使之在心理上取得認同與服從。」
監控器就是國家「硬」力量與「軟」力量的結合體。首先，監控器是由國家安裝的，代表了國家權力；同時，它又能產生一種心理上的壓力，使國家對個體形成一種「精神對精神的權力」。所以，生活在監控之下的我們，不僅行為受到某種來自國家的監視，思想也受到某種程度的壓制與技術性操控，不是我們「想」說什麼，而是我們「能」說什麼。
這讓我想起反映前東德員警監控電影《竊聽風暴》。極權主義以高壓恐怖手段，陰毒地迫使人們相互心存疑慮和戒心，互相反對，人人自危，以此來摧毀人與人之間相互聯結的社會生活空間。這樣一來，人與人之間，所有人的聯繫都被切斷，只剩下被拽在極權統治手中玩偶的牽繩；世俗社會生活的空間蕩然無存，只剩下不懷好意的國家夾縫，閃爍著居心叵測的凶光。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寫道，「極權統治必需這樣的愚忠，這是極權統治的心理基礎。這種忠誠，只能產生自完全孤立的人，……忠誠使他們感覺到，只有當他屬於一個運動，他在政黨中是一個成員，他在世界上才能有一個位置。」艾未未的雕塑作品《監控器》，就是對上述理論的藝術化表達與最好的現實註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