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12月09日讯】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个公开场面的社会，而是一个监视社会。在表面的意象背后，人们深入地干预着肉体。交流的管道是一种积聚和集中知识的支撑物。符号游戏规定了权力的停泊地。个人的美妙整体并没有被我们的社会秩序所肢解、压制和改变。应该说，个人被按照一种完整的力量与肉体的技术而小心地编织在社会秩序中。我们不是置身于圆形竞技场中，也不是在舞台上，而是处于全景敞视机器中，受到其权力效应的干预。这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因为我们是其机制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以此理论来观照艾未未的雕塑作品《监控器》，我们当下的社会现象与问题将清清楚楚。
毫无疑问，在材料的选择上，艾未未就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惊喜。他选取的是大理石。本来，按照正常的理路，监控器是现代工业的产物，应选取高科技材料。但艾未未却反其道而行之，选取了大理石这种天然的材料，其间定有寓意可循。首先，大理石是坚硬的，用坚硬的大理石雕塑的监控器，就是象征着国家权力的坚不可摧；其二，大理石是出产在深山之中的，是远离了现代文明的，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权力还没有经过现代文明的洗礼，只是完成了表面的现代化，其质地还是原始的，因此，是需要外部力量促使它走向现代化的；第三，尽管这个国家权力拥有了现代化的外观，但它行使的职能却是监视、控制、规训；第四，用大理石这个高密度材料雕塑监控器，也就意味着国家权力是高度集中的，同时也隐喻出当下中国高密度公务员系统的弊端。金观涛先生在《在历史的表像背后》中指出：“任何一个王朝末期官僚的数量都比王朝初期大得多，常常膨胀了数倍或数十倍。”这样的理论观点，借由艾未未的“大理石叙事”表达了出来。
说完了“大理石叙事”，监控器现象也同样值得我们思考。
尽管当下中国问题丛生，国家却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乱象的源头，而是利用现代技术对民众进行监视与控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认为，把国家看成暴力统治的机器是过于简单的认知，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应表现在两种形式中，“一个被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被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则是‘政治社会’或‘国家’。‘政治社会’的执行机构是军队、法庭、监狱等等，它作为专政的工具，代表的是暴力；‘市民社会’由政党、工会、教会、学校文化团体和各种新闻媒介构成，它作为宣传和劝说性的机构，代表的是舆论。”
“现代国家强烈而有效的统治，应该是国家强制性机器与意识形态统治的完美统一，即所谓国家硬力量与文化软力量的充分结合。除了用强制性机器维持政府与社会秩序外，还必须利用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来对被统治阶级进行领导，使之在心理上取得认同与服从。”
监控器就是国家“硬”力量与“软”力量的结合体。首先，监控器是由国家安装的，代表了国家权力；同时，它又能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压力，使国家对个体形成一种“精神对精神的权力”。所以，生活在监控之下的我们，不仅行为受到某种来自国家的监视，思想也受到某种程度的压制与技术性操控，不是我们“想”说什么，而是我们“能”说什么。
这让我想起反映前东德员警监控电影《窃听风暴》。极权主义以高压恐怖手段，阴毒地迫使人们相互心存疑虑和戒心，互相反对，人人自危，以此来摧毁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结的社会生活空间。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所有人的联系都被切断，只剩下被拽在极权统治手中玩偶的牵绳；世俗社会生活的空间荡然无存，只剩下不怀好意的国家夹缝，闪烁着居心叵测的凶光。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写道，“极权统治必需这样的愚忠，这是极权统治的心理基础。这种忠诚，只能产生自完全孤立的人，……忠诚使他们感觉到，只有当他属于一个运动，他在政党中是一个成员，他在世界上才能有一个位置。”艾未未的雕塑作品《监控器》，就是对上述理论的艺术化表达与最好的现实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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