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4月15日訊】不管從藥家鑫本身的新聞，還是其師妹的言論，包括李剛門，你就可以看到官二代和社會既得利益集團、官僚集團對低層民眾有一種階級仇恨的問題。這是特權意識的體現，是一種極端自私的階層，如此情形之下，老百姓的生存權得不到保證。特權者與被特權者之間的矛盾，正在發生從量變到質變。沒法不讓人不產生有階級仇恨的判斷，因為可以再看藥家鑫的央視辯護人公安大學李玫瑾教授對待軍二代藥家鑫的春風般溫暖，對待窮二代馬加爵和楊佳的秋風掃落葉。
這樣的階級仇恨，由把民眾當做螻蟻的特權意識引發。這些說明了這樣一個問題：權力產生了不同等級的人，上等級的人，覺得自己不應該受到下等級的人威脅。在這些人的心目當中，他人並不是「人」，只是對他有利或有害的物體而已。官二代、富二代的眼裡就根本瞧不起普通平民。它們的上一代就沒甚麼內心敬畏，優越感加偏執心態，再加上教育的畸形和頹廢，致使它們成了最大公害。他們每天耳染目濡的是沒有用錢擺不平的事，所以認為殺人也可以用錢擺平，生命在它們眼裡如同草芥。它們是對社會危害最大的群體之一。
馬克思說階級矛盾不可調和，到了終局，社會和解和和諧的可能性破滅，確實階級矛盾。而這一些並不是教育能解決的。政治糾紛，不能簡化道德問題，教育問題，簡單是人心道德可以調整的，而且可以說利益是比人心道德起的作用要大得多。這種權力帶來傲慢與特權意思，不是道德教育能解決的，只有死亡，才能給他們帶來人的平等意識。教育是不萬能的。如果要說教育，那應該說成權力如何教給藥家鑫，如何人身傲慢，如何凌駕於民眾之上。權力給人的特權意識，任何一種人間教育都解決不了。只有死亡和流血，或者地震，才能讓他看到原來也是一個人。階級矛盾是不可調和的，除了在死亡面前，這一些人不可能懺悔。
同時對藥家鑫李玫瑾的評論中，也可以看到被欺壓的平民階層也對上層社會充滿了仇恨,原因是除了官僚子弟和昧心投機者,所有人的上升途徑都被堵塞、都處於失望和憤怒之中。示威者失去理智也只是為了最起碼的生活，能有口飯吃，有衣穿，這已經是社會生活的底線了。生存與體制不可分。當生存與體制息息相關的時候，對體制內的火氣是很正當的。當老百姓的生存與制度性疾病緊緊捆在一起的時候，那麼從肉體上潛在消滅的人，老百姓也肯定是。關鍵是生存資料也在極權政府手上，阿倫特說的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被迫發生在一起。
和解的社會經濟條件，並不是弱勢者一方面的義務，而是強勢者先行一步。強勢者越來越遠，那麼只有流血才能洗淨他們的罪惡。這不是教育能解決的，而是超教育。
這種權力帶來傲慢與特權意思，不是道德教育能解決的，只有死亡，才能給他們帶來人的平等意識。反對以暴制暴，主張廢除死刑的人，在不合適的時間和地點進行啟蒙，堅持其絕對性，就是好心辦壞事。退回到其好心，為理想辯護，沒有必要，同樣無法其絕對性的狂妄。必須警惕到一種狀態：沉湎於辦壞事的好心而自得。沒有人嘲笑其理想或好心，而是攻擊其理想或好心背後的自得，自我為義。
意識形態的道德專政，就是特殊群體當局有話語霸權的時候，將其特殊的道德，當做大多人的保證凌駕於弱勢群體之上，對他們進行無形的心理迫害。這是將自己動物性慾望美化成道德，他們確實是臭味相投地活在自己的動物世界中。
群體有其心理學，這背後隱藏階級的動機，廢除死刑的呼籲，以普世面目出現的，背後隱藏著這樣一層意思：我們的人，動不得。平等人平等自由，不平等的人不平等不自由。可以在死刑廢除呼籲的一系列案件中，顯示其隱隱約約的階級鴻溝以及對鴻溝曖昧捍衛。對死刑廢除呼籲案件的選擇，不管是自覺的，還是基於言論條件被迫的，可以總體的顯示出其政治性。例如從經濟犯罪開始，為甚麼不是從貧窮早的犯罪先開始呢。
啟蒙公共知識份子已是特權的代言人。他們理性非暴力和平秩序的訴求，通過轉嫁給底層民眾的方式，通過貶低民眾的方式。這一些爭論背後都藏著心理動機：我要比你強，比你更安全。在海中把別人推下海的方式，或者把別人擠下去的方式求得。可以說，啟蒙公共知識份子和中產階級所需要的穩定與專制的所需要的穩定，具有同構性。
藥家鑫罪不可赦刑無可逭。用死亡拯救他們的淨化。只有死亡才能讓自我神化的人，牛逼哄哄自我入巫的人，例如太子黨，官二代富二代，認識到自己原來是赤裸裸來赤裸裸去，學術的話，叫做死亡面前的平等。他們的父母都不會如此牛逼，如果有，那也是用來掩蓋內心的空虛的。有了高官父母在場，這二代才是「神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