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0日訊】實行中國在實行市場經濟，是不是等於要實行經濟民主？中國在搞市場經濟之初，鄧小平就曾經清楚回答過這個問題，搞“市場”或“搞計畫”，都只是手段。可以法制化，不可能民主化。他在市場經濟中有敵我之分的政治意圖，刀槍劍影，看不見階級鬥爭的政治運動。
目前還是沒有大部分的經濟民主，皮毛的經濟民主都要三十年，而且越來越遭遇阻擋，進步緩慢或者沒有，那麼包括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的整個改革時間跨度要多長，100年，1000年還是10000年？沿著制度經濟學的路子，就經濟民主到要一萬年，那麼要人家自殺的政治改革，那不是到地球毀滅了才有可能。經濟自由主義真是高唱共產黨萬歲。從地球走路去月球，美曰其名“嫦娥奔月”，跑步去太陽，美曰其名“夸父追日”。
我們不談政治民主，也暫時擱置經濟民主無法到達政治民主的問題，就光從經濟民主本身來說，也是無法實現的。鄧小平的話，非常清楚表明了問題的實質：一切為了政治領導權，只要能夠鞏固政治領導權，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
這樣看來，經濟民主如果從民主價值來考慮，與鄧小平的政治領導權根本就是對立的，不可並存的。所以改革三十年能夠獲得的經濟民主，僅僅是鄧小平手中的的一把小刀，並夠不成一把雙刃劍。也就是說，其放鬆的程度，絕對不會讓市場經濟構成顛覆性力量。這是應有的邊界，越此界者殺無赦。這明明是鄧小平說得很清楚，後來做得也很清楚，可是相信經濟自由通往政治自由的人士，偏偏有眼睛看不到，有耳朵聽不見，唯一的原因是自己欺騙自己。
改革的正當性，來自對憲政和共同富裕的完成，而不是追求。也就是在特定階段的有限時間內，社會矛盾總爆發之前，完成憲政和共同富裕的目標，而不是只要在路上就可以了。這是改革之初鄧小平已經指出的。一定要趕時間的，是緊迫的，而不是慢悠悠的，否則來不及就革命。改革並不是共產黨政治領導權的自救，而是其滅亡，不是官僚階層的自肥，而是在給改革中通過發展均衡，來消除文革時代意圖通過政治運動解決的官僚/民眾矛盾。別忘了文革始終沒有被宣佈終結，改革實際上要實現官僚/民眾的和諧，盤子做大了，就不要階級鬥爭才能解決問題。
不是經濟決定政治而是政治決定經濟。只有從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走出來，政治地看問題，才看得清楚現實和出路。
左右社資之爭中眼中的主導性因素不同。左派從經濟決定論出發，認為現在已是資本主義社會，商業經濟必然決定上層建築，這是遲早的事情，不用等他們認為是資本主義。這是與他們的敵人經濟自由主義，共同分享的認識。經濟自由主義並不是自由主義的，而是專制的殘餘。不同的是，經濟自由主義認為商業經濟必然決定上層建築是好的，而左派是壞的，由此展開左右社資之爭。
左右社資之爭，有兩個層面，一個是經濟決定論的，還有一個是政治決定論的。而在左派經濟決定論的眼裏，把“右”和“資”完全等同于經濟自由和市場經濟。在右派經濟決定論的眼裏，把“右”和“資”看成市場經濟以及服務於市場經濟的政治自由。政治決定論認為“右”和“資”是政治自由及其不充分的市場經濟條件，其中政治自由是首要的。而實際上，政治自由才是首要的，沒有市場經濟，未必就有政治自由，市場經濟與政治自由是兩碼事。從16世紀博丹的政治經濟學開始，就可以看得清楚，政治經濟是可以分的開來的。按照韋伯的考察，在古典時代，政治主要處理與宗教的關係，而現代主要處理與經濟的關係。但是不能認為政治經濟不可分，只有認為經濟決定政治的人，才認為政治經濟不可分。而經濟決定論，根本就是錯誤的。
所以從政治的眼光來看，中國當下肯定屬於社會主義的政治內涵，而經濟，尤其是壞的市場經濟，也只會是壞的，下輩子也不可能變好，只是附庸。它不再是專制的大老婆，而是二奶，有了一定自由度，長得也花枝招展，但是僅僅二奶。沒有市場經濟學，只有財政學。二奶不屬於自由主義的，而是屬於有主的。
從政治來看，鄧小平並沒有終結社會主義，而是延長了。所謂的權貴並不是資本家，而是官僚階層，財富的分配取決於政治，而不是市場經濟本身。打個比喻，元老陳雲的女兒雖然很有錢，但是生活在北京，還是靠專制來保護，而其移居美國的孫女才是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現在的中國，還是社會主義，比喻體陳雲的女兒還在北京。
從經濟自由到政治自由，把自己當作唯一可行的路，並且杜塞封閉了其他的路，例如革命。凸現了這樣一個結構：經濟專制到微小自由，並展開意淫，奔向政治自由；手握《經濟觀察報》，意淫中南海的倒塌。所以註定是要失敗的，歷史證明這是從來沒有成功過的一種謊言，一種自我安慰。
對改革的兩種看法：一種站在歷史的污泥中仰望星空，大聲讚美歌唱，也不管自己滿身汙血。另外一種從未來絕對高度鳥瞰法，從長度歷史來看，敗筆甚多勝筆很少，代價極其慘重，例如環保。熊彼特說，因為我們正在研究的是這樣一個過程，它的每一個要素都需要相當的時間方能展示其真正特點和終極效果，所以根據其某一時期的表現來評價這個過程是沒有意義的。我們必須從較長的時間跨度，在它歷經數十年或者數百年完全展示自身之後，再來判斷它的表現。在任何一個特定時間內能夠充分的利用其可能性實現最佳效果的制度（任何制度，不論是經濟制度還是其他制度），從長遠來看，仍可能是劣於一種任何特定的時間內都做不到的這一點的制度，因為後者不能夠這樣做可能正是它長遠表現的程度或速度的條件。
市場經濟對於文革之後的中國，當然是一個特定時間內能夠充分的利用其可能性實現最佳效果的制度，否則不足以立即征服中國。但是到了二十世紀後半葉，作為市場經濟的西方摹本，因為經濟危機已經實行了混合經濟，在市場私有經濟之中加了國有經濟，而且比例還不小。混合的東西，比單純的要穩定。在中國，與西方這種曆程相反，是要在國有經濟中市場私有經濟。這裏關鍵就不再是實施單純的國有經濟或市場經濟的問題，而是混合的比例多少適宜，以及市場經濟化太多還是太少的問題。也就是左右社資之爭中，國退民進還是國進民退，都無法回答問題。
毫無疑問，在壟斷行業無法開放的背後，可以看出，中國的市場經濟是政治運行的潤滑劑。就像經濟學家說腐敗是潤滑劑。完全可以去政治化的地方，例如輕工產品，當然相當市場化，可是只要同政治掛鈎的地方，涉及到意識形態和國家安全，就寸土不讓。政治是中國市場經濟的推手，形成和生長，依賴於政治，一旦斷奶，就立即死去，或者意圖想斷奶，就會被掐死。
真正的市場經濟因素，在我國政治生活中，根本是無關緊要的。而且資產階級又政治不成熟，沒有辦法形成自己的政治表達和意志、力量，無從期待成為有主導力量的階層，進行形成資產階級憲政，以此整飭市場經濟。
如果說中國的國有經濟，呈現了作為市場經濟的主體，那是全球化市場中的競爭，尤其是加入wto之後。而國有經濟通過壟斷和動用國家暴力剝削，形成了競爭力。對內，它並不是市場主體，對外它是。
市場經濟有兩種價值，一種是經濟民族主義的，也就是參與民族國家之間競爭的。經濟競爭為主要部分。另外一個是民生，也就為了解決生存問題和富裕幸福的。中國的市場經濟，經濟民族主義的成份，其參與民族國家競爭，所獲得利益，歸於權貴和官僚，與民眾無關，甚至可以說，國有經濟通過壟斷和動用國家暴力剝削，是為了送給外國人，整個就是食物鏈的下端。就是一個洋買辦，真個國家暴力機器在充任。
後者民生問題中國的市場經濟，一樣沒有解決，連中共中央都承認底層沒有分享改革成果。不僅沒解決，而且是障礙。在整體結構沒有改變的前提下，例如吸血鬼新三座大山還在，所作的民生調整，還是得益于權貴和官僚、外國資本。例如十七大之後增加初次分配，給底層民眾多發工資一些，可是因為吸血鬼新三座大山還在，恐怕在老百姓的口袋中還沒捂熱，就又流到了權貴的口袋中。
中國的市場經濟無從支撐民生。從主流上判斷，中國的市場經濟，只是國際資本和國內權貴的分贓。只要市場經濟由政治發動，這種食物鏈結構一下子就呈現出來。這是一個叢林法則，從表面上，有國際法、國內法，實際上還是強力決定。國際資本力量比權貴和官僚強，所以要讓他們參與到全球化中，通過商業優勢來攫取權貴和官僚的財富，而權貴和官僚外虧內補。
WilliamJ.McDonald說，由於生命權是首要的，最高的，所以自然法規定，財產的組織結構必須能夠為所有具有人的資格的人，提供一種恰當的滿足其需要的的合理理念。在目前的秩序中，私人財產制度就其本質而言，設計得最有利於實現這一宗旨。但這一基本制度本身不應與其在不同時代和地區呈現出來的具體的形態混淆。這些形態的正當性取決於其能夠持續地證明，他們正在實現增加人類生活之善這一共同目標。自然的指令反對任何完全集體化的努力，但是如果廣大民眾儘管在理論上是自由的，在事實上卻被剝奪了獲得財產的可能性，那也是對自然法的踐踏。
從這個可以看出，只有完全集體化的努力是不正當的，在此之外的，都可能是在不同時代和地區呈現出來的具體形態。這些形態的正當性取決於其能夠持續地證明，他們正在實現增加人類生活之善這一共同目標。也就是說，市場經濟和國有經濟本身並不能自明地宣告，自己就是好的，而只有能夠持續地證明，它們正在實現增加人類生活之善這一共同目標。他們一開始都宣告自己實現增加人類生活之善，可是後來都走向了反面。
前英國駐北京外交官蓋思德在《動員各方力量，支持中國民主化》中說，關心中國民主化的海外人士大家有一個非常強有力的共識，那就是：假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者會把中國帶向民主只可能是一個錯覺。任何相信這一錯覺的外國政府都是在有意或無意地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勾結，在歷史上造成重大的欺騙，從而最終導致自由和民主的滅亡。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