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7月05日訊】我1949年「參加革命工作」，51年入團，56年以在職幹部身份參加高考，被某師範學院錄取。直到反右前，我一直認為自己在政治上是很過硬的。斯大林去世時，心情非常沉重，兩天茶飯不思。當時我在XX人民革命大學學習，對班上一些照舊嘻嘻哈哈、打打鬧鬧的同學橫眉以對。
考上大學前，我是一名公安幹部。一年之後，因在班上調侃一句，被打成「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一次課間休息，聊到人的生死，我順口插一句嘴：「你以為死比活著更可怕嗎？」當時我自鳴得意，以為這句話很俏皮。反右時，這句話被揭露，指控我對現實不滿，說「現在活著還不如死了好」。就因為這句話，我被打成右派。
起初我竭力辯白，哪知越辯越糟，說我狡辯，囂張，態度不好，要先打掉我的氣焰，於是我成為全校第一個被拋出來遭公開批判的學生。開我的批判大會那天，事前沒有通知我，直到「上燈戌時」，我班團支書突然叫我到某地開會。到那裏一看，我暗暗吃驚，因為此前全校還沒弄出過這麼大的動靜。只見廣場上臨時牽線裝了三四盞電燈，擺了許多靠背椅和條凳，會標是「XX反動言行辯論會」。「XX」是我的名字。
那時的批判會還比較文明，讓我坐在會場最前面的長條凳上，不低頭不彎腰，只在別人都發完言之後，指令我上台「做深刻檢查」。不是辯論會嗎？怎麼未辯論就先給我的言行定性為反動呢？但是我無比相信黨，相信毛主席，既然黨和毛主席說我錯了，那肯定是我錯了。因此，儘管對這個大會有意見，我還是揮淚泣血檢查自己，找家庭根源，找社會根源，找思想根源。
我校的反右開始得早，1957年6月《人民日報》那篇社論發表不幾天，我就不能參加團員大會了。暑假回家，居委會的幹部也很「關照」我，時不時找些雞毛蒜皮的事到我家來監看我。最後，給我的定性是「右派活動骨幹分子」，處分是「留校考察」。
被打成右派時，我未滿22週歲，1979年拿到母校華師那張不足百字的《改正通知書》時，已經44歲了，兩鬢斑白，22年最寶貴的黃金年華盡付東流。
補白：劉章新，1923年加入國民黨，27年任國民黨縣黨改組委員會常委，28年任嵊縣教育局長，53年任浙江嵊縣中學副校長。喻元周是劉章新的老同學、好朋友、老同事，反右時，揭批喻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喻原本希望作為校領導的劉能伸出援手，不料劉也上台揭發批判，宣佈與他劃清界線。喻元周最後被打成右派，開除公職，送街道監督勞動。那時我也是嵊中的一名右派教師，時為主管教學的副校長劉章新，視我如瘟神，避之猶恐不及，安排我雙倍的工作量（每週24節課），不發參考書，不發備課筆記本，故意刁難我，也不許我到外校聽課交流。我與劉共事整整22年，他沒有喊過我一聲「顧老師」，即使狹路相逢也視而不見。在他眼裡，我只是一個右派份子，不是一個有名有姓、有人格尊嚴的人。四十多年後，嵊中退休教師鄭祖傑於《嵊州日報》發文懷念劉章新，稱 劉從1957年到1961年，前後4年，每月從自己105元工資中勻出15元，無償資助一位新來的右派大學生。後來劉章新的女兒劉紫薇也以此為據，撰文紀念其父。筆者作為那個時代的一名嵊中見證者，必須指出，鄭祖傑提到的事實純屬子虛烏有，劉章新絕不可能幫助嵊中的任何右派。――顧海齡
――轉自《黑五類憶舊》第１１期，焦國標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