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3月14日訊】近日一篇署名新華社記者批判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重慶模式的文章在互聯網上被廣泛傳播。引起了很多外媒的關注。這位記者抨擊重慶模式「劫富、共貧、假大空」，薄熙來所謂2011年的重慶經濟數據都是虛假的，憑空捏造的。
美國之音13日報道，被多家海外和中國國內的網站、論壇轉發的這篇文章抨擊重慶模式「劫富、共貧、假大空」。文章的署名作者是新華社記者周方。周方在文中不僅質疑薄熙來在「兩會」上提供的重慶市各項經濟數據，還猛烈抨擊薄的「唱紅打黑」模式。
周方表示，薄熙來提供的2011年的經濟數據比2007年翻了一番，其目的是為了顯示「重慶模式」的優越性。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這些數字都是虛假的，憑空捏造的。周方還說，薄熙來「唱紅打黑」是為了製造虛假的「共富」，以達到穩定社會、欺騙當地百姓、輿論和中央的目的。
周方抨擊重慶模式的文章的確並非新華社的正式發文，是發佈在他的個人博客上的，不過這篇文章目前已經被刪除。
美國之音記者查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總署旗下的中國記者網。該網站2007年7月的註銷公告顯示，新華通訊社的周方已於2007年7月23日「調離采編崗位」。
王立軍事件標誌「重慶模式」破產
分析認為，王立軍事件標誌著以「唱紅打黑」為標籤的「重慶模式」的破產。過去兩年，「重慶模式」的出台，中共一些媒體曾給予極高地位的解讀，以及該模式與廣東模式的「價值取向對決」，成了海內外評論中國的最重要的話題之一。最近一段時間，沒有甚麼人願意戴上「重慶模式」發明家的桂冠。就連薄熙來自己也改口稱「重慶摸索」。
法國賽爾奇•蓬多瓦茲大學副教授則表示，重慶模式說到底與現行中國模式沒有區別，只是其一個亞種。事實上，在現體制不進行大的改革的前提下，重慶式的做法最符合這個體制的本性和習慣。說到底，重慶模式依然是一個權力導向而不是公民權利導向的模式。因此，誰能保證那些引來的新資將來不會在某天也被冠上「黑資」遭沒收？誰又能保證民眾得到的好處不會一夕被再次剝奪？——且不說六十年前的剝奪，就是今日，中國大地上那眾多悲慘的訪民中，多少人不是一夜間被權貴從一個已進入中產甚至是富有階層的人士拋向一貧如洗的境地？
媒體為誰服務？「看門狗」或「弱勢群體」
曾前後在新華社工作了35年的老新聞工作者楊繼繩對美國之音說，新華社這樣的官媒就是代表黨的利益，而「作為職業記者職業寫的報導那都是代表喉舌的。」
香港城市大學新聞與傳播學教授何舟認為，中國一直存在著兩個話語空間：一個是以官媒為代表的官方空間，另外一個是以網絡為主要載體的私人空間。何舟說，對於在中國境內工作的記者來說，這樣做是要冒很大風險的。
今年二月，新華社旗下的環球時報發表文章稱，媒體應該是國家（黨）利益的「看門狗」。何舟教授不贊同這樣的觀點。他說，西方普遍認同的新聞原則是，媒體是為弱勢群體服務的。這是美國早年的報業巨頭普利策臨終前的話。依照他的遺願設立的普利策獎也被公認為代表著新聞行業的最高榮譽。
在何舟看來，當今中國媒體商業化嚴重，記者群體中不乏「打一天工掙一天錢，老闆叫我怎麼說就怎麼說的人」。但是他說，中國也有相當一部份有見地、有思想的記者認為，新聞行業有其專業的操守。
何舟說：「專業主義基本上是根據國際上對新聞的定義來講的，要客觀、公正、全面。你要問中國的新聞工作者，他基本上還是認同這種專業主義的思想的。這就是中國的記者為甚麼總在打一些擦邊球，總想做一些擴大他在體制內的話語空間的事情。 」何舟認為，互聯網時代不僅讓媒體記者有機會發表更多異見觀點，也加強了普通民眾的話語空間和對權威的質疑。
（責任編輯：孫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