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6月04日訊】二十三年前的此時此刻，六月三日的深夜、六月四日的凌晨，我渾身是汗、蒙著毛巾被躺在撐著蚊帳的床上，用耳機收聽著短波收音機，美國之音、BBC、日本NHK電台即時傳來天安門廣場屠殺的消息；蓋著毛巾被的原因，是要時刻防備大隊長的查鋪。
1989年6月，我那時作為一個預備軍官在中共某軍事學院讀書。和普通地方上的高等院校相比較，中共軍隊的軍事學校，讀書占的比重要少的多；作為為中共部隊提供未來領導和帶兵中堅的預備軍官，更多地是接受嚴格地訓練和洗腦教育，特別是在政治上要求完全地合格。比如，當時在學校中規定，所有學生個人不許擁有和收聽收音機，以防止收聽「敵台」。但我可能是為數不多的「漏網之魚」。
由於我父親是軍隊老幹部的原因，我所在大隊的政治教導員對我頗為照顧，因此，我以學習英語的理由，個人保留了一台小收錄機，而收錄機上附帶有一個中短波收音機。這個在當時看似偶然的小事，讓我有了收聽「敵台」的機會，這好比現在的網絡「翻牆」，讓我呼吸到了自由世界的新鮮空氣，我可能當時並不知道，當初這個不經意的小事，改變了我一生的路。在那個時代走過的人，特別是在軍中，可能會知道我當時收聽「敵台」被抓獲後的嚴重後果。
六四前，從4月份之後，全國出現民眾支持學生大規模的遊行。我們的英語教員——張教員（這裡我隱去他的名字）就開始在課堂上興奮異常，他面帶喜色地在課上說：這場運動將載入史冊，其影響將要超過歷史上的「五四」運動！但是，這些話面對著是幾十個茫然迷惑的面孔和眼神——幾十個已經被每天的新聞聯播佔據了單純頭腦的青年，幾乎沒有人能聽懂張教員在講些甚麼，也正是這群單純青年中的一個，在日後不久時間的「反標事件」中對張教員課堂上反動言論的揭發，造成了張教員的牢獄之災。
但我能聽得懂。在我的中隊中，我只有一個可以信任的同學戰友在私下交流此事，我每天即時的把夜間收聽「敵台」的消息告訴他。在我們班上，可能讓張教員感到欣慰可以聽懂他的話的人只有我們兩人。我倆也有機會和張教員在私下進行交流。
5月20日上午，電視直播中央宣佈戒嚴令，正在上課的張教員讓我下樓到電視房看了一下直播內容，當我跑回教室告訴他「趙紫陽沒有露面」後，張教員面色陰沉，臉露悲憤之色，慢慢轉過身去面對黑板，卻幾分鐘一動不動沒有寫字，沒有人知道他在想甚麼。
6月4日早晨，我把幾個小時前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屠殺告訴了我唯一信任的同學，當時只有我兩人相互分擔著心中的悲憤。
6月5日下午，正在上課的我們突然被全體集合，全校所有學生被集中帶到另外一座教學樓，每一個人發了一張白紙和一段打印有內容的紙，被要求一字不差地抄寫。我們當時不知道是出了甚麼事，後來才知道，6月4日白天，在學校的公告欄和教學樓幾處地方都出現了「反標」，反動標語的內容是：「打倒鄧小平、打倒李鵬、打倒楊尚昆」。全體抄寫的內容中包含有上述「反標」中的字，目的是要所謂地對筆跡，查找肇事人。此事件作為重大反動事件已經上報軍區，上級命令嚴查。
我在當時就不相信，通過幾千人之多的筆跡鑑定，不僅不太容易操作，也不太可能出結果，這不過是做做姿態讓上級看到校方對此事的重視而已。果不其然，筆跡鑑定沒有出結果，校方領導安插在各個班級的密探匯報了教員們的「反動」言論後，張教員由於有重大嫌疑，而被隔離審查，最後經審訊交代出書寫「反標」的「罪行」，張教員永遠在我們的視線中消失了。
在隨後持續多日的新聞聯播中，我看著新聞中播放的「反革命暴徒」屠殺解放軍戰士的報導畫面，耳邊都是熱血沸騰的戰友們對「反革命暴徒」的咒罵，在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誓言書上，我被迫簽上我名字的同時，也把恥辱同時寫在了我的心上。
當有一天，政治教導員把我叫到房間，關心地告訴我：「我這裡還有入黨名額，怎麼樣，寫份申請書，在學校解決了組織問題，比到了部隊解決主動呀」。我委婉地拒絕了。我從此成為了一個軍中的另類，作為一個軍官而一直沒有入黨。許多人對我在事業上的不思進取感到不解，但是，我所經歷的六四以及那些寫在我心上的恥辱，一直在拷問我的靈魂良知，也一直在提醒著我早早脫身離去，雖然我並不知道我要走向何方。
一年之後，一首和六四有關的歌曲開始流行，被唱遍中國的大江南北，這首歌是王丹在獄中寫成的詩並由張雨生譜曲演唱。二十三年來，每一個六四之夜，我都會獨自坐在黑暗中，點起一根煙，在繚繞的煙霧中，聽著這首歌，在這首歌中，我都會聽到我那年六四之夜心中的悲憤、彷徨、吶喊和孤獨，還有青春的淚水。這首歌就是《沒有煙抽的日子》：
沒有煙抽的日子
我總不在你身旁
而我的心裏一直
以你為我的唯一的
唯一的一份希望
天黑了，路無法延續到黎明
我的思念一條條鋪在
那個灰色小鎮的街頭
你們似乎不太喜歡
沒有藍色的鴿子飛翔
手裡沒有煙那就劃一根火柴吧
去抽你的無奈
去抽那永遠無法再來的一縷雨絲
在你想起了我後
又沒有煙抽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