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7月11日訊】「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
象形的漢字，四聲的語音，使得好的中文文字美如雲錦天章，活色生輝，讀來餘香滿口，繞樑三日。可惜這一切在最近半個多世紀漸行漸遠，在大陸消失殆盡，在港臺雖然大陸的政治未到、文化卻已亦步亦趨，隨風而去。當代中國為何少有好的文字，好的作家，這的確是個必須思索的問題。
一個作家要想寫出好的文章作品，猶如一個雕刻家想雕刻出好作品一樣。他首先需要銳利好使的雕刻工具、雕刻刀、斧鑿等，然後掌握雕刻的各種刀法，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想像力、構圖能力，這些因素缺一不可。無論是文學家還是思想家也都是如此。
那麼，作家的雕刻工具是什麼呢？就是他所運用的認識和方法。這就是說他必須清楚瞭解，並且能夠準確把握自己所運用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也就是他用的究竟是什麼樣的工具，它們各自能夠達到什麼樣的結果。不瞭解自己使用的是何種方法的作者就是「亂砍」，或者說是「踐踏」。
其次，這個作家必須瞭解自己使用的各種概念和思想，它們是如何來的，要表達的是什麼，這就像是雕刻家的刀法，對於工具的每一個具體使用都不是隨意的，有一定道理，有一定來源的。當然缺乏前者根基的人，對於這點的把握也不會好。
其三，這個作家當然要能充分地掌握中文語言，能夠熟練地遣詞造句，運用典故。中文之豐富性在於同樣一個畫面，它有不同角度的描述方法和詞彙，甚至由此而來的不同聲韻，絕非西文那種二維的描述。它是多個詞描述一個對象，而非一個詞描述多個事，雖然它因此失去了簡單性，可帶來了廣袤性、多變性、豐富性。例如：描述光線不足、黑暗的有：暗、黯、闇、陰、蔭、誾、霒、窨；描述彎曲的：勾、句、鉤、笱、軥、朐、傴、痀；更不要說那些複合詞語。
如果你無法掌握這些字詞，你就不可能在行文中有足夠的變化，以及跌宕起伏的韻律。
最後就是想像力問題，構思問題，這當然是最難的，甚至可以說是後天無法學來的能力。一個作傢具有了所有前述的修養後，是否能夠筆上生花，全在於才能。但是即便缺乏這一點，如果前三點紮實，還是可以寫出像樣的作品，有所建樹的作品，不至於生產垃圾。所以，究其根本當代中國文化知識界的作品垃圾成堆，甚至臭氣沖天，實在更多的是前三點，甚至還沒有到談論第四點的時候。不過，一個真的有才能的人，他到達和把握前三點的速度及途徑常常會讓你吃驚，不可思議。
政治至上的意識型態
中國知識界對第一、二點認識不足或根本沒有認識到，或者其思想方法，對概念的濫用到不堪入目，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重要的一點是社會的意識型態化，說白了就是黨文化。
任何問題最嚴重的都是不患不知，而患不知自己不知，乃至強不知以為知。恰恰在這點上，意識型態化使知識菁英們喪失了對認識與方法問題的好奇和疑問。他們以為觀念是最重要的，也就是所謂思想觀點是最重要的，或者說得更為直接一些，政治觀點、政治立場是最重要的，政治統帥一切。這種方式的文論，從五四後就在中國社會不斷膨脹。1949年後李希凡的評紅樓夢研究、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戚本禹的為革命而研究歷史，李澤厚的馬列主義美學，乃至到八十年代金觀濤的控制論研究中國歷史，傷痕文學等等，基本上都是以論帶文，既沒有認識和方法，也沒有文字概念的考究。
可以肯定地說，凡是觀念先行的東西都是一種惡質的文字。
意識型態化帶來社會封閉的同時也帶來知識的封閉。不僅是伴隨意識型態來的鎖國和焚書使這些文人學識貧乏，而且更嚴重的是意識型態化、黨文化敗壞了他們的求知和閱讀能力，解讀能力。八十年代中期後中國大陸的情況為我們理解這點提供了最好的說明。雖然已經有可能看到很多書籍，甚至很多人出了國，乃至拿到學位，可是其思想和知識仍然是封閉、扭曲的。可以說一個帶上意識型態化眼鏡的人，一個已經被意識型態化扭曲了的大腦，其結果幾乎是難以治癒的殘廢。他看到的永遠是一個哈哈鏡中的世界，沒有景深和廣角的世界。哈哈鏡王國中的「文論」同樣具有所有這些特點。
造成這兩點的當然還有技術上的原因。由於意識型態化本身就是西方的產物，西化的結果，所以這種由於意識型態化的禁錮，以及它必然帶來的崇洋媚外使得這幾代人都是看翻譯作品長大的。而翻譯作品「絕對」不會給人清楚準確的認識方法，思想概念！因為首先兩種語言是兩種方式的思維，根本不可能直譯，它至多是一種再解釋；其次是翻譯人員對一門不同文化語言的理解和把握程度。絕大多數翻譯者可以說也是通過查字典，用自己的心理習慣猜句子；其三就是翻譯者常常是根本沒有必備的專業修養、知識基礎。而至於必要的理解偉大人物的才華與境界的能力，則更是很少有翻譯者具備。因為現行的教育體制決定了學習外語者，常常是沒有能力去從事文理學習和工作的人。所以一部翻譯作品，從選題開始就留下了跛腳的痕跡，到最後根本就是一部混亂模糊的作品。從模糊不清，甚至混亂的譯文中來的東西，當然是愈發混亂，乃至荒誕。
中文文字根基薄弱
第三點涉及的是技能。當代人淺薄的中文文化、文字修養及訓練，或者也可以說被粉碎的傳統人文基礎使得他們失去了根基。一個沒有足夠修養與根基的作家作品當然是輕浮的。
在所有這些作家自身的原因之外，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敗壞的讀者胃口。因為很多讀者們已經香臭不分、良莠不辨，習慣於假大空，似是而非的吹喇叭。沒了有正常口味的讀者，也就沒了作者生存的土壤與滋養、監督他的空氣。這是一個交相下滑的惡性循環。
的確，40年前中國大陸還有好的文字痕跡，即便是像田漢、鄧拓等那樣的共產黨文人的文字都時有可取之處，當然他們也只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或者民國的餘音。
20年前臺港及歐美的華人中曾經有很好的文字，例如以前的《聯合報》、《中國時報》乃至《中央日報》的副刊，例如王鼎鈞、夏志清、李歐梵、馬森、逯耀東、許倬雲等人的文字都給人以深刻的印象。這文字可說是傳統的承續，民國血脈。
然而，令人訝異的是，20年前像金觀濤那樣的意識型態分子，其後像余秋雨居然會長驅直入港臺。如今，不僅在大陸，而且港臺、歐美都幾乎沒了好的中文文字。大陸的極權主義文化，意識型態居然能夠如此快地滲透到海外地區，不僅是瀰漫侵佔，而且已經從根本上逐漸窒息了傳統文字和作家。或許他們是踩著《野火集》、《醜陋的中國人》那些政治雜文的遺韻而來？或許還有更深的原因。
反省文論所遭遇的劫難，第一當然還是五四以來的妄自菲薄的西化。意識型態化本來就是舶來的荊棘，自然在西化的空氣中如魚得水。
其二臺港，以及歐美新一代的文化明星們很多人本身就有意識型態化的傾向。他們無論在價值還是文化修養上都沒有上一代人那樣的根基。最近30年來，處於社會轉型時期的臺港佔據文壇「名」、「利」的大都是那些觀念領先的作家，所以在商業化的潮流中，在名利場上，在和大陸所謂文化、文字的交流中，這樣的作家當然看不到，也感覺不到明顯的兩種文化，兩種文風的對立。一來一往的結果，缺乏前輩那種根基的文化和文字，當然不可能戰勝有著嚴密組織與控制的極權主義的政治及其文化。
在這點上，最典型的例子是大陸的樣板戲居然進入臺灣，如入無人之境。這個和當年希特勒德國的藝術完全出自一胎的假大空宣傳品，典型的極權主義文化樣板，在臺灣居然在藝術上，乃至文字上沒有引起任何注意，並給予明確的拒絕性的批評，讓人不勝唏噓！
作家、藝術家、批評家，乃至讀者們對這類東西沒有直接的厭惡和嘔吐感覺，這就說明這個社會的精神狀態已經出了問題。為此，當代中國，當代中文沒有好的文論也就不足為奇了。因為所有這一切讓我們深切感到，意識型態化、黨文化不僅禁錮造就了兩三代的中國人，而且還在擴散瀰漫。
當你的文章以政治取勝的時候，當你在文壇搞文化政治的時候，還自以為是地沾沾自喜，你離黨文化其實不遠。當你習慣於煽情，微言大義，觀念領先，順嘴開河的時候，你也並沒有脫離黨文化，你用的依然是黨工的方法。
為此，也提出了另外一個問題，當年中華民國的復興基地，文化上與傳統緊密相連，與極權主義文化水火不容，如今卻沒了文化堅持，沒了與極權主義文化上的水火不容，這難道是一種正常現象嗎？
為此，您才會看到如今堅持文化堅持的在哪裡，堅持復興中華傳統的在哪裡！就在這個雜誌的群體中。
「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杜甫《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之四）
李、杜文章，必有再現之日！
2012-5-8 德國•埃森（小標為編者所下）◇
本文轉自282期【新紀元週刊】「自由評論」欄目
http://mag.epochtimes.com/b5/284/10967.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