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9月04日訊】據大紀元轉報導，捷克《捷通社》(ČTK) 8月28日報導，捷克外長施瓦辛貝格(Schwarzenberg)8月28日在布拉格切爾寧宮(Černinský palac)舉行的為期三天的大使級會議上表示，他對俄羅斯的發展感到不安。他認為，俄羅斯正在強控國內環境並限制公民的言論自由。給他的感覺和印象是，俄羅斯這個國家好像回到了沙皇俄國時代。
作為世界第一個共產專制國家的俄國，執政黨的解體是20年前的事。前蘇聯作為共產老大的轉變，比東歐諸國的轉變對世界更有積極的意義。20年的民主之路，理應讓俄國走進較完美的自由民主社會，理應給中國人民以及北韓、越南、古巴作出一個從專制到民主的良好楷模。但20來的世人皆見的是，前蘇共政治殘餘勢力和思想，一直在和俄國人民的真實意願——讓俄國徹底地拋棄共產專制精神和獨裁道德體系相背而行。政客們的精神深處，無非就是利用不透明政治體制為一己利益服務。但民主國家的官員因健全的監督機制，做官不易，繼續做官更不易，因為受制於民眾選票這個自身作不了主的因素。普金是前共產黨員，其思想深處似仍然是百倍認同又無比羨慕今天的中共官員的特權生活。在中國歷史上，沒有一個朝代的官員有今天中共官員那樣普遍、公開、不計廉恥、毫無忌晦的貪污和腐化。
俄國既是民主制度，為何民眾能容忍現今集團在政治上的倒退？為何普金能公然擺態二次當選？其間原因是，俄國人民並沒有經歷過如同中國人民那樣的政治磨難；俄國人民沒有經歷過類同中國的文革、六四和法輪功這三大政治劫難。前蘇聯儘管食品供應不豐，但嬰兒從來沒有吃到過加了化學毒品的奶製品，成人也從來沒有嚐過地溝油之味，自然生態和環境也沒有如今天中國境內如此的惡劣；前蘇聯的官場確是盛行官僚主義，但官員的貪污和腐敗不及今日中共官員的十分之一！前蘇聯的官員不敢像今天的中共官員那樣，連家屬都有資格半公開地享用低價的特供產品；前蘇聯也搞經濟建設，但沒有今天中國那樣普遍性的官商勾結、連房主性命都不顧的強征地、惡拆遷，也沒有類似政法委、中宣部、601辦這類既游離於法制體系以外、又凌駕於法律之上的執政黨派出組織和機構；前蘇聯更沒有像今天的中國執政黨那樣色歷內荏、肆無忌憚的監控和管制異義和政見人士，前蘇聯也沒有出現具有今天中國特色的官富二代這種社會現象；當然，前蘇聯更沒有如今天中國的失業率和貧富差異，也沒有學奴、醫奴、房奴等經濟之奴的出現，更沒有腳底抹油的上萬裸官和「公撲」卷款萬億、跳機潛逃的社會現象。
2011年，中國人民銀行「腐敗資產外逃」的研究報告，引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調研資料披露：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外逃黨政幹部，公安、司法幹部和國家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高層管理人員，以及駐外中資機構外逃、失蹤人員數目高達16,000～18,000人，攜帶款項達8,000億元人民幣。最高法院前院長肖揚在其2009年出版的《反貪報告》中曾引用有關部門的統計稱：1988年～2002年的15年間，資金外逃額共1,913.57億美元，年均127.57億美元。按照當時的匯率，外逃資金超過了1.5萬億元人民幣。2007年5月，波士頓諮詢公司發佈的《2006全球財富報告》指出，在中國，0.4%的家庭佔有70%的國民財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亞等成熟市場，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國家50%—60%的財富……
而和斯大林高壓時代相比，沙俄時代政治上要溫和得多，就如中國在清朝和民國時代，政治上比今天的中共治下要溫和得多。俄國的現狀是，俄羅斯人民雖然歷經了共產體制的磨難，但沒有經歷過類於今天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的惡劣環境，沒有人寫出類似《九評共產黨》揭露共產專制的世紀專著，更沒有出現過類似於今天中國的全民「三退」大潮；和中國人民相比較，俄羅斯人民還沒有徹底地看清共產黨的本質，雖然對斯大林當年犯下的暴政深惡痛絕，但對蘇共創始人列寧還存有一絲感恩，對共產黨、對現集團還抱有一絲希冀。再加上普金上台以來，蘇聯經濟因沒有引人矚目的起色，民眾對這一點不足歸諸於民主制度。列寧之墓現在還原封不動地佔在紅場，足以說明俄國目前的政治現狀。可以預見，當列寧墓在紅場被消失的那一天，將是俄羅斯人民拋棄對共產黨幻想的里程碑。從俄國20多年走過的路來看，要讓俄羅斯人民徹底地拋棄對共產黨的幻想，或還得要等到中共解體、中國成為徹底的自由之國以後，從中國人民的進步中反悔今天的所為，才能徹底結束「類沙俄」時代。
(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