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美國發生多起警民衝突，而巴爾的摩非裔青年在羈押中死亡更引起了騷亂。民眾對警方執法方式產生質疑，但雙方也因為立場不同容易導致各說各話，在事情發生後也可能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而讓事件糾紛升級。而洛杉磯警察委員會於4月底以三比一的表決通過了關於隨身穿戴攝像設備的法規，使得緩解這種爭議成為可能。洛杉磯警員未來將廣泛運用隨身攝像裝置，以記錄警察具體的執法過程和與民眾的互動。讓執法在陽光下運行，以避免可能的揣測。
去年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斯縣弗格森非裔青年邁克爾·布朗被射殺後，引發了多日的騷亂，事後的調查也是一齣「羅生門」。所以弗格森事件以後，如何能讓警察的執法透明化、公開化成為各界討論的話題，而裝備攝像裝置成為監督執法、保護警察聲譽的不錯選擇，連奧巴馬總統也呼籲使用攝像頭。洛市市長加西堤也一直在推動使用隨身攝像機。加西堤說：「攝像機不是萬靈藥，但是他將成為執法的重要部分，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準備在2015-16財年預算中，計劃購買7,000個攝像機，從而確保洛市每一名在街頭巡邏的警員都能配備隨身攝像機。
平心而論，對於常年與各類犯罪分子打交道的警察來說，見到的醜惡現象比普通人多得多，容易養成用懷疑的眼光看事情的習慣；而在普遍擁有槍枝的美國，警察在工作過程中精神更是高度緊張的，一旦遇到不冷靜的民眾，可能會採取措施。而衝突一旦發生，就變成公說公理、婆說婆理的亂麻，但就在這過程中，警民之間的信任就會受到傷害，最終損害的是所有人的利益。
美國法學家哈羅德·J·伯爾曼認為，良好的秩序是一切的基礎，秩序和自由都是法治所追求的基本價值目標。 警察的執法目的是維護秩序、打擊犯罪，而民眾是要獲得自由生活的社會環境，可以說兩者在本質上沒有衝突的地方。但在現實中，維護秩序的權力會和自由相衝突，警察所掌握的權力，運用即使稍有偏差，都可能對個體的自由造成巨大的傷害。
良好的糾錯需要自由交流的機制，在這樣的環境下，各種思想能自由的交流、碰撞，最後找出各方能接受的處理方案。而警察部門率先從自身做起，給自己裝上攝像頭，它記錄警員與公眾發生的衝突，防止警員的不當行為；同時，也可以為那些受到錯誤指控的警員們澄清事實。它讓警察的執法方式置於陽光之下，同時也保護了警察自身，因為警民之間的不信任會導致更多的衝突發生，也會把警察的安全也置於危險之中，而良好的信任能夠更好的維護秩序和自由。
法諺有云：程序是法治和恣意而治的分水嶺。當發生問題，良好的制度能迅速的找到解決問題恰當的程序。俄國思想家赫爾岑說，如果堅持合法辦案會讓一百個賊跑掉，那就讓他跑掉好了，讓一百個賊跑掉，也比大家都像賊一樣躲在家里瑟瑟發抖要好得多。洛杉磯警察率先從監督自己開始，用攝像頭來監督自己的執法方式，體現出對民意的敬畏，更是開放社會自由碰撞的結果。
遙想如果在中國發生類似的事件，嫌犯死亡的原因可能不是「睡覺死」就是「躲貓貓死」，實在躲不過那也是「臨時工」幹的。沒有自由的制度和受監督的權力，也就沒有真正的糾錯機制。最終的結果就是攝像頭不是裝在公權力自己身上，而是密密麻麻遍布中國大街小巷，高懸在每一個民眾的家門口，監控著一個個所謂的「不穩定因素」，而沒有想到不受制約的權力本身就是最大的問題。◇
責任編輯：方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