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09月12日訊】（大紀元記者謝東延報導）利用精神病院迫害正常人，是七八十年代中國人非常熟悉和喜愛的一部日本電影《追捕》中的情節，這種電影中才有的故事卻在中國大陸真實發生，而且長期存在。一名上海精神病院醫生出逃到美國，揭露中共利用精神病院迫害異己的內幕，從而佐證了法輪功學員對中共在這方面多年的指控。
上海精神科醫生逃美 佐證中共迫害法輪功（一）
——精神病院醫生馬錦春：不隨眾人作惡
接上文
馬錦春「不隨眾人作惡」 寧少收入也不轉註冊精神科
2009年4月，正在為自己不願隨大流做「五毒俱全」律師而苦苦掙扎的馬錦春，看到位於自家附近的上海民政第一精神衛生中心（後稱：上海一精）正在招聘醫生，就投寄了簡歷應聘。5月他就獲聘到醫院上班。
馬錦春之前是內科專業，因而2010年2月，上海一精就安排他到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進行6個月全脫產和3個月半脫產的系統培訓。
「培訓結束後，我以所學的精神科專業知識鑒別，發現自己所在的一病區有些病人並不像患有精神病。」馬錦春說，無論是按中國制定的精神病診斷標準CCMD-3，或是國際標準ICD-10，還是美國標準DSM-IV都不相符。
馬錦春告訴記者最典型的兩個「被精神病」病人，一個叫余傳徑，一個叫韋喜。
余傳徑，58歲，以前就讀上海市師範學院，學習英語專業，因為「文革」時其父被迫害，以至連累他經常被同學毆打，文革後他還一直被同學欺負，致使他不願上學、不願工作，就這個原因在八十年代末被家人與當局送到徐匯區精神病院。余為了抗爭，曾經跳樓自殺而斷了一條腿。1999年11月23日，余再被送進上海一精至今。
韋喜，62歲，因不滿房屋動遷安置少給一半而起訴當局，後被關進精神病院已有14年之久，僅關在上海一精已近5年。
從馬錦春拍攝的視頻中可以看到，余傳徑、韋喜思維邏輯都很清晰，余傳徑甚至可以準確記住多年前發生的事件的時間和人物。就此馬錦春曾私下跟其他醫生討論過這兩人的病例，他們都同意馬錦春的看法，但是都表示「情況特殊，不能深究」。
馬錦春還提到在六病區的另一個「被精神病」病人柴國明，柴國明關在精神病院已長達16年的時間，目前他在醫院內經營著一個為精神病人提供康復訓練的小賣部。馬錦春午休時經常在小賣部看書，跟柴國明聊天後發現他跟正常人無異。
柴國明是因為經常到街道辦事處要求安排工作，而被街道聯合派出所警察將其送入了精神病院。16年來柴國明從未出現過狂燥、衝動等行為，卻每天被強迫吃藥。
馬錦春清楚地意識到中共政府在利用精神病院非法關押正常人，迫害人權。
在培訓結束後，上海一精多次催促馬錦春改執業地點和將醫學執業範圍從內科改為精神科。
「我不希望我的手被弄髒了！因為聖經裡記載：『不可隨眾人作惡』，如果我一旦轉註冊精神科，將來我就可能會被強迫簽署有違良知、卻具備法律效力的診斷書。」馬錦春表示。
馬錦春與妻子商量後，決定以先前的醫院拒絕配合為由拖延辦理轉註冊手續，為此而減少的收入有一千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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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錦春初遇喬忠令 決意「不讓罪惡繼續」
2014年8月，馬錦春在一次午間用餐時，聽到三病區醫生王慧介紹說，最近收治了一個叫喬忠令的新病人，是偏執型的「妄想症」。
當時，已被調到二病區工作的馬錦春就將喬忠令記在了心上。幾天後趁著去三病區工作的機會，馬錦春跟喬忠令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交流，他發現喬忠令談的個人經歷很有傳奇色彩，讓他難以置信。
馬錦春回家後以「喬忠令」作關鍵詞在百度中搜索，出現了少量的信息均有與喬忠令交談時提到的「上海民主討論會」有關。接著，馬錦春再翻牆用谷歌搜索，就發現了喬忠令更詳細的信息，其中包括在喬忠令談話中提及的曾與喬忠令一起參與過「上海民主討論會」的一些人物的名字等。
馬錦春還找到了一篇2001年香港《開放》雜誌專訪喬忠令的文章，上面講述了喬忠令大半生的經歷。第二天，馬錦春再找喬忠令交談，驗證了文章所述的內容基本相符。
「這時我徹底相信喬忠令是被迫害的持不同政見者。」馬錦春回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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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忠令為證自己精神正常 曾寫30萬字材料
隨後，馬錦春將喬忠令在上海華陽橋精神病院關押期間，為了證明自己不是一個精神病人而寫的30萬字文稿帶回家中閱讀。其中，有10萬字的日記和20萬字的筆記，筆記內容十分廣泛，有16萬字是喬忠令轉到上海一精前被關押在長寧區精神病院和華橋精神病院的痛苦經歷回憶錄。
據馬錦春帶出來的資料，喬忠令在其《我的自述》中（寫於2014年8月10日）介紹了他的大半生經歷及他被中共關進三家精神病院迫害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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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忠令披露，由於上海公安對他的內控和迫害，從2008年以來他的日常生活每況愈下，到了吃不飽、穿不暖、幾乎活不下去的地步。再加上長期的信訪投訴警察的胡作非為得不到重視和及時解決，他心中充滿憤懣，開始在居住小區呼喊口號罵共產黨。
2010年中國新年，喬忠令改為手拿信訪材料上街，向過往行人展示。結果，當地警察利用一份偽造的精神分裂症司法鑒定，開出一張「強制單」。將喬押到長寧區精神病院，不經門診，直接關進住院部。從此喬忠令就成了一個「被精神病」病人。
從2010年3月20日至今，喬忠令曾被關押在長寧區精神病院、華陽橋精神病院、上海市民政第一精神病院這三家精神病院，已近五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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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忠令坎坷人生見證中共專制的邪惡
喬忠令的祖父在五十年代中，因抗洪救災犧牲曾被當局追認為「烈士」，其父也是從工人被提拔為幹部，曾當上海市第二鍛壓機床廠廠長兼黨總支副書記，喬忠令為長子，下有三個弟弟，一個妹妹。
六十年代初，喬忠令考上了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其時整個中國社會還處在中共發起的反右運動陰影中，然而喬忠令性格直爽、不撒謊，不懂得如何保護自己，屢屢在敏感話題犯禁，以至被打成右派學生。六十年代中期，「文革」開始時喬忠令曾當過4個月的造反派，之後私下反對「文革」，又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
1968年秋季，「四人幫」之一的張春橋曾批示要「粉碎喬忠令階級能量」，為此喬忠令畢業被分配到內蒙古中蘇邊境的林場勞動。1970年初在「一打三反」運動中，曾被關押拷打灌鹹鹽水。
在七十年代中期，喬忠令花了五年時間認真學習明清歷史、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1921年中共成立以來的黨史和1949年以來的當代史，相互作比較，理清了許多複雜的、原來被中共模糊了的歷史，為其之後認清中共本質、爭取民主的運動奠定了思想基礎。
七十年代末「四人幫」被打倒，在鄧小平上台前後，上海成千上萬的知識青年日夜聚集在鬧市中心人民廣場，打出「我們要戶口，我們要工作，我們要吃飯，我們要活命」等橫幅，開闢了「社會主義民主論壇」、公開貼大字報、發表演講，形成了一股民主思潮。喬忠令參加了「上海民主討論會」公開演講，並提出了「堅決徹底批判共產黨」的口號。同期，在北京也發生了西單民主牆運動，魏京生是當時最突出的不同政見者。
1979年4月，喬忠令被以反革命罪抓捕，1980年12月，卻以妨礙社會秩序定罪，判刑三年。而魏京生早在1980年10月被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
1984年，喬忠令出獄後就成了公安的內控人物，上海公安局一直扣著他的人事檔案，以至喬無法正常工作，公安再以介紹工作的名義逼迫喬做特務監控其他的異議人士，甚至上海公安還要安排喬的婚姻，但遭到喬忠令的拒絕和揭露，這讓上海公安非常惱火。
喬忠令在自述中如此寫道：「對像我這樣的人，他們（中共）有一條毒計，就是在精神上讓你自我毀滅，讓你加入他們的圈子，做特務，然後施以金錢、美女，這比判刑槍斃更厲害，更慘。我見過多少人被他們這樣制服啊，從民主派到宗教界的頭面人物，從親戚到身邊的好友，都淪為公安的工具，由他們擺佈，也得到好處。我被他們剝奪了一切，但精神上壓不垮我，我唯一的志趣，就是讀書、寫書，讓世人明白我的存在。」
喬忠令在上海公安對他名譽上搞臭、經濟上切斷的情況下艱苦生活，為了證明自己的存在，從1991年至2005年，他用十五年時間，把自己六十年的生活經歷，寫成了80萬字《自傳三部曲》。書名分別為《老百姓》、《我的公民生活》、《我的親筆供詞》，並以「謹以此書獻給所有受迫害凌辱的中國公民」作為篇首的題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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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錦春營救喬忠令接連碰壁 遭警告
馬錦春告訴大紀元記者，他看到喬忠令所寫的回憶錄文字流暢、表達清晰，文字功底扎實，從那一天起就下定決心要營救喬忠令。
「我當時首先想到的是否能把喬忠令的錯誤診斷改過來。」馬錦春說，他隔日就打電話給醫院的業務科詢問喬忠令的相關費用是誰負擔，從側面試探一下。
「為甚麼關心這個人？」接電話的業務科科員駱慧燕警惕地反問馬錦春，隨即就掛斷了電話。
幾分鐘後，業務副院長高慧就打電話到馬錦春的辦公室，讓他去她的辦公室。在辦公室裡，高慧問馬錦春：「為甚麼關心喬忠令？」馬錦春搪塞說：「只是關心這裡的病人」，高慧就再質問：「為甚麼不關心其他病人？」馬錦春只好沉默不語。
隨後，高慧向馬錦春直接攤牌說：「喬忠令是公安局用強制單送來的，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何況前面還有兩家精神病院診斷過，即使有錯，也不怕錯，責任不在我們。」
「她這麼說就間接證明喬忠令是『被精神病』的。」馬錦春說，他意識到糾正喬忠令的錯誤診斷這一步是走不通了。
馬錦春退而求次想給喬忠令停藥，他說：「喬忠令每天被強迫大劑量口服、注射精神藥物利培酮，已經手抖、嘴抖，非常可憐！」
事實上在2010年5月至12月14日，喬忠令被關在長寧區精神病院有七個半月的時間裏並沒有吃任何藥，喬忠令也沒有任何衝動行為。而上海一精對喬忠令的用藥量曾一度超過前兩家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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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天後的一個週末，馬錦春打電話給三病區的主治醫生沈怡，直接問是否能給喬忠令停藥，沈把該責任推給了三病區的主管邵斌元。馬錦春再致電邵斌元，邵聽後只是冷淡地表示「週一再說」。
週一上午，副院長高慧又把馬錦春叫到院長辦公室，當時邵斌元也在場。高慧警告馬錦春，讓他不要再插手此事，並禁止他在工作時間到三病區跟喬忠令接觸。以後，馬錦春只能在晚上下班後才能去看喬忠令。
「沒辦法，我只好再退一步，看能否以藥物副作用大的名義給喬忠令減藥。」馬錦春無奈地說。
一天，主任醫生盛嘉玲到馬錦春的辦公室，馬錦春談到了喬忠令的藥物副作用反應狀況，希望能為其減藥，並委婉地表達了對喬忠令的診斷疑問。
「今天誰敢反對共產黨？除非是精神不正常。」盛嘉玲竟說出了這麼一句讓馬錦春至今也不會忘記的話。
盛嘉玲還舉例說，她同學的父親五六十年代因為關心政治而受到迫害，後來再也不敢提政治，而潛心學術研究，就生活得很好。
「她這樣的態度，我知道給喬忠令減藥已是不可能的了。」馬錦春失望地說。
著名時事評論員橫河先生說，在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精神病學都是被用來迫害人權的工具。前蘇聯的高官赫魯曉夫曾說過一句話：「在蘇聯沒有反對共產主義體系的人，只有精神病。」也就是說，誰只要反對蘇聯的社會主義，誰就是精神病了，所以蘇聯利用精神病迫害異己在全世界是臭名昭著的。
大紀元記者曾致電上海一精三病區的邵斌元，邵斌元一聽說是查詢喬忠令的情況，馬上推給醫院的院長。記者再致電院長辦公室，該院長聽到「喬忠令」三個字後，馬上就說「你的電話是不是有問題，我這裡聽不到……」
將喬忠令強制關進精神病院的長寧區新涇派出所，這5年至少更換3個所長，接電話的值班警察以不知情為由作答。在送喬忠令入院單上簽字的上海長寧區新涇鎮淞虹小區第五居委會，其公開查到的電話則一直無人接聽。
捨家棄財流亡美國 呼籲營救喬忠令
「如果我不去救他，就再也沒有人會為中國人說話了，遲早一天會被他們（中共）毀掉！」馬錦春說，他已經想盡了所有的救援方法了，但是在中共專制的社會中，已經不可能了，只能另謀出路。
最後，馬錦春想到只有將喬忠令被中共迫害的黑幕在國際上曝光，才有可能營救他。馬錦春與妻子商量後，決定全家流亡美國以曝光這起中共迫害人權的案例。
當馬錦春將這個想法告訴喬忠令時，喬忠令非常激動，連聲道謝。馬錦春問喬忠令，他這樣做會不會給喬帶來更大的迫害？喬忠令認為，他的問題和要求早已公開了，他無所謂。
馬錦春在流亡美國前做了充分的準備，晚上下班後就去見喬忠令給他拍視頻，讓喬寫親筆自述、聲明和委託書。他還為喬買了很多的食品，分給同居室的兩名年輕病人搞好關係，以期以後不會欺負喬忠令。
喬忠令在與馬錦春告別的視頻中表示，他「被精神病」，內心十分痛苦，但是馬錦春對他的關心，使他變成了一個健康正常的老年人，內心感到極大的溫暖。他還把上海一精比作死水一潭的集中營，認為馬錦春經常來看望也是冒了很大的風險。他將早日恢復人身自由，過上幸福安樂的晚年生活的希望全寄托在馬錦春的身上，希望海外的媒體能將他的遭遇公之於眾，人權組織向他伸出援助之手。
2015年4月20日，馬錦春一家三口從上海浦東飛往芝加哥，入境後立即向移民局提出要求政治庇護。
馬錦春表示，他拋棄了大部分的家財，將高齡的岳父母獨自留在中國，背井離鄉來到沒有任何親戚朋友的美國，為了營救備受中共利用精神病院迫害的持不同政見者喬忠令。這一切都是因為他是一個基督徒，「我不可以拿精神科的手段和其他人一起迫害無辜者，也不能對別人的罪惡行徑視而不見。」
他揭露說，在中國各種原因的「被精神病」層出不窮，其中相當一部分是針對不同信仰、不同種族、不同政見、不同社會團體的人員，發展精神病院本來是造福人類的，而在中國卻成了中共專制迫害異己的可怕手段。
接下文
上海精神科醫生逃美 佐證中共迫害法輪功（三）
——喬忠令親述視頻佐證中共迫害法輪功#
責任編輯：林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