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10月03日訊】「今天，我們要學習的新詞包括大海、高速公路、遠足旅行……大海是一種皮質沙發，當你累了，你可以說，我要坐在大海上休息。高速公路是一陣強烈的風。遠足旅行則是一種堅硬的材料……」
這是電影《狗牙》的開場白，《狗牙》是2009年的一部希臘電影。這個電影說的可不是現代詩歌的創作，它講的是一個奇特的封閉家庭，但這個家庭有著極權主義的全部秘密。
父母用高牆把房子給圍了起來。他們反覆告訴三個已近成年的孩子，高牆外面的世界凶險殘暴，只有高牆裡才安全幸福。他們還告訴孩子，只有開車才能出門，而要學習開車，必須等到他們的「狗牙」掉落。他們家沒有網絡報紙，沒有電視廣播，沒有任何關於外界的信息。孩子們在安靜的房子裡日復一日地玩著單調的遊戲，當一只野貓闖入庭院，兒子毫不猶豫地殺死了這個不速之客，父親誇他幹得漂亮：「貓，是一種及其殘忍的動物，專門以吃人為生。」
在這個父親的治理術中，有暴力——孩子們經常挨打挨罵；有洗腦——錄音機播放的永遠是「愛家主義」宣傳；有賄賂——父親給孩子們買好吃好玩的，甚至定期給兒子送來性夥伴預防他逃跑……
總之，父親實施的是「教科書式」的極權統治。在這個統治模式裡，一個核心要素就是對語言的改造。
大海是多麼危險的事物。它蔚藍，遼闊，深不可測，喚起孩子們的憧憬，簡直是亞當夏娃面前的那只蘋果。而沙發多麼安全舒適，它上面只能坐著昏昏沉沉的屁股。於是大海被定義成皮質沙發。當所有深不可測的都被定義成安全舒適的，神奇的都被定義成平淡的，飛馳的被定義成呆滯的，孩子們眼中的世界就成了一個「脫敏」的世界。兒子從妓女那聽說一個新詞「鬼」，他問「什麼是鬼」，媽媽面無表情地說，鬼是一種很小的黃色的花。
一切專制者都試圖控制人的思想，但警察無法進駐人的大腦，於是只能控制思想的表達。語言因此必須被消毒，被馴化。一些詞被妖魔化，另一些詞被紮上蝴蝶結，一些詞被灌入硫酸，另一些詞則被噴上了香水。
多年的教育之後，一提起「農民起義」，我就想起了「可歌可泣」，一說到「地主」，我就想到了「剝削」，一說到「國民黨」，就想起「三座大山」……
成年以後我知道歷史並非如此非黑即白，但這些被「加工」過的詞彙在意識深處留下的情緒反射卻經久不去。以條件反射代替思考，使每一個詞語在展開其內容之前散發出某種「氣味」，正是此類教育的成功之處。
重新定義詞語只是閹割語言的一種方式，另一種方式則直接取消某些詞彙的存在。《1984》裡，大洋國發明了一種新的語言，叫做「新話」。賽麥是大洋國的字典編輯，他興奮地告訴主角溫斯頓，新話是世界上唯一詞彙量在逐年縮小的語言。「你難道不明白，新話的全部目的就是要縮小思想的範圍？最後我們要使得大家在實際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為將來不可能有任何語言來表達這些思想。」
讓反動思想不可能找到詞語來表達，這可真是一個控制思想的絕招，幾乎相當於想吃椰子就是找不到砍刀，想燒水就是找不到容器。你想說「無產階級失去的只有鎖鏈」？對不起，世上並沒有「鎖鏈」這個字眼。「失去的只有枷鎖」？對不起，世上也沒有「枷鎖」這個詞。鐐銬？查無此詞。繩索？查無此詞。緊箍咒？這是什麼東西？……好吧，讓你鬧革命，無產階級失去的全都是麵包。
當然，不斷增加敏感詞的代價就是語言變得越來越貧乏。極端的例子就是文革大字報體，全都是「打倒」、「萬歲」、「毒草」、「怒火」這樣幹癟的詞彙，漢語從一個水美草豐的田野變成不毛之地。
郭沫若給江青寫道：「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甚至老舍也寫過「萬歲萬歲萬萬歲」。
即使是極權的反抗者，也找不到自己的語言——他只能借用當權者的語言。遇羅克的《出身論》說的是人人平等的道理，字裡行間卻充滿「捍衛毛主席路線」這樣的字眼。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主張直接民主，但文中處處是「奪取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之類的八股。他們想端出一碗熱氣騰騰的米飯，但是他們能找到的「米」只是最猙獰的詞句。
思想的箝制造就語言的饑荒，但語言的饑荒也惡化思想的貧困。一個政權的專製程度，總是和它的詞語豐富程度成反比。
《狗牙》裡，馴狗師說：「狗可以像泥土一樣被塑造」。這樣的隱喻真叫人驚恐，但果真如此嗎？秋菊不懂得「人權」這個概念，但是她知道要個「說法」。普通人鮮有使用「民主」這個字眼，但是懂得「商量」之精神。
真實的情感總要找到它的語言出口，就像有翅膀的東西總想張開它的翅膀。
《狗牙》的結尾，大女兒砸掉自己的牙齒，藏在車的後備箱裡逃了出來。有一天，她將穿過高速公路去遠足旅行，看到一望無際的大海。那時候，父親再也不能向她隱瞞這個世界有多麼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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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南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