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再說「四•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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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8年06月20日訊】拙文《重慶談判真相》在《議報》發表後,我在「博訊•黨史真相」專欄上又說了一遍,網友「拍磚」——國共關係得從「四•一二」說起,意思似指國民黨首先破壞國共關係,先開殺戒,這才引起中共撇出單幹,才有後面的國共之爭。

由於大陸只有中共一種聲音,長期只聽到中共的單聲道,偏聽則暗,這位網友估計不清楚「四•一二」成因。其實,只要想一想,中共為什麼只強調自己的「無辜」,只說自己「被殺」,不說國民黨「為什麼」分共?惹引「四•一二」的主要責任在共產黨,中共一直回避這一關鍵要害。

赤俄撮合

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以英美為師,崇尚民主自由政制;共產黨則以赤俄為師,以廢滅私有制為目標,崇尚階級專政。1922年8月,孫中山決定接受赤俄「帶著主義的酒杯」,用民生主義包含共產主義解釋國共存在一致性,同時〈孫越宣言〉(孫中山與赤俄副外長孫越)明確指出共產制度不適中國,共產黨僅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服從國民黨的領導。1923年5月莫斯科同意提供200萬金盧布(即用軍火支援開辦黃埔軍校)。

[楊奎松:〈孫中山的西北軍事計畫及其夭折〉,原載《歷史研究》1996年第3期。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反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頁100、21。

1923年,赤俄發行金盧布,相當舊俄10金盧布;1922年發行的17500盧布、1923年發行的175盧布。1930年,1金盧布可兌2.76哈爾濱大洋,2.15哈爾濱幣兌1國幣,1金盧布合1.28國幣。參見《吳宓日記》第五冊(1930~1933),三聯書店(北京)1998年版,頁95、123。]

國共合作,兩黨均沸反盈天。共產黨有張申府退黨,國民黨差點開除二十多年黨齡的馮自由。1924年國民黨「一大」前,一直在海外搞錢的建設部長、廣東省長鄧澤如,1923年11月29日領銜上書,力陳「容共」危險——借國民黨之軀殼,注入共產黨之靈魂。孫中山拋出狠話:「那我將拋棄整個國民黨,自己去加入共產黨。」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反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頁52。]

異聲不斷

1924年7月3日國民黨中執委40次會議,張繼(1905年加入同盟會的國民黨中宣部長)、謝持(1907年加入同盟會)共同提出「彈劾共產黨」議案。8月19日,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討論該議案,與會中執委、監委20人,1/5中共黨員,主流意見:「革命党人應有自尊精神,以俄為摯友則可,以俄為宗主則不可。」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反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頁50。]

一屆二中全會後,兩黨摩擦不斷,上海、廣州經常發生互毆。廣東的國民黨縣長、廠長、公安局長頻頻拘捕的中共罷工者、阻禁罷工、壓制以「第二政府」自居的工會、農會。中共高層要求將「階級鬥爭」引入國共合作,希望公開與孫中山的政治分歧。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去世。馮自由在北京成立「國民黨同志俱樂部」,不承認失雲孫中山的國民黨中央的權威;8月20日主張「容共」的廖仲愷遇刺,國民黨領導層破裂,胡漢民、許崇智被迫離開廣州;11月23日孫中山靈前的西山會議(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與廣州分庭抗禮,要求「分共」,但仍稱中共為「友党」。1926年的「三•二0」(中山艦事件),5月15~22日,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蔣介石、譚延闓等九人提出的〈整理黨務決議案〉。

國民黨的社會基礎為城鄉紳士、知識份子,斷難接受「消滅私有制」、「階級鬥爭」。他們在合作中看清共產黨另搞一套,並不尊重國民黨領導、不信仰三民主義。差點成為中共創始人之一的戴季陶(原無政府主義者),一直支持「容共」,此時也轉變態度,指責中共「心裡想的是共產革命,口裡說的是半共產革命,手上作的國民革命。」

[戴季陶:〈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1925-7),參見《戴季陶主義研究資料選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年,頁35~43。戴季陶:《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導言》(1925–7-23),載時希聖編:《戴季陶言行錄》,上海廣益書局1929年,頁201~204。]

北大學生王昆侖,1922年加入國民黨,支持聯共,此時也主張「分共」,喊出「打倒共產黨」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反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頁87。]

四•一二

「四•一二」並非蔣介石一人之舉,而是國民黨主導力量的集體行動。1927年3月26日蔣介石到達上海。28日,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召開國民黨中央監委員會議,吳稚暉提出「護黨救國」。4月2日,中央監察委員會全體會議,檢舉「共產黨謀叛證據」,吳稚暉呈文控告共產黨企圖奪取政權,並譴責赤俄顧問鮑羅廷陰謀使中國變成蘇聯殖民地。廣州政治分會主席李濟深發言贊同,會議訂立「清黨原則」,組織「清黨委員會」。當時在滬著名國民黨人還有:蔣夢麟、邵元沖、黃郛、馬敘倫,他們均反對中共鼓動暴烈工運農運、收回租界。

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內有史稱「商山四皓」的蔡元培、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1949年後,中共為什麼一直「感冒」蔡元培,包括文革後不同意北大立蔡像(只同意立李大釗像),底牌在這兒呢!

惹引「四•一二」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共及上海總工會獨自成立臨時政府,組織總罷工,要求北伐軍收回上海租界。「四•一二」當天,新成立的淞滬戒嚴司令部收繳工人糾察隊的武裝;13日總工會組織示威遊行,司令白崇禧下令開槍,寶山路司令部前傷亡百餘人。15日蔣介石發佈〈清黨佈告〉,通緝「中共首要」197人(包括不少國民黨左派,如徐謙、詹大悲、鄧演達。顧孟餘)。

[〈中共上海區委主席團會議記錄〉(1927-3-28),載《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428。轉引自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反共」》,頁170、173~175。]

從根本上,國共因打倒北洋軍閥而結盟,因如何建立政權、確定政綱而分裂,還是革命路向有根本性分歧。

暴烈農運工運•赤俄因素

中共折騰的兩湖農運,階級鬥爭、奪產地富,虐殺北伐軍官家屬(從祖父到孩子)及房地財產,甚至沒收北伐軍士兵寄回的薪餉。

[毛澤東在土地委員會、軍事委員會上的發言,載《湖南農民運動資料選編》,人民出版社(北京)1988年,頁689。]

兩湖農運有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為實錄。鮑羅廷明確提示:發動農民,非用痞子、流氓做先鋒不可。

[《大公報》(長沙)1927-2-22,版7。轉引自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反共」》,頁158。]

不過,這篇收入《毛選》的老毛早年大作,經再三刪改,隱去許多血腥暴力細節。

城市工運也弄得廠商紛紛倒閉,影響國民政府財政收入。如常德工會罷工要求:1、最低工資20元;2、每年15個月工資;3、八小時工作時間;4、為職工提供食宿;5、每年休假一月,新年放假半月,元旦放假三天,一切革命節日放假並保留工資;6、職工婚喪預支半年薪水,無理由辭退得發給三年退職金。

[A•B巴庫林:《中國大革命武漢時期見聞錄》,鄭厚安等譯,頁65~66。參見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反共」》,頁197。]

如此高標準,當今國企外企均無力提供的「福利」。漢陽機器工會甚至將一廠主綁置工廠空地,將另一廠主關進廁所,同時監禁兩家廠主家眷(連同嬰兒),禁絕飲食,甚至不許哺乳。

[〈漢陽機器工聯合會致蔣總司令、張譚二主席函〉(1927-2-4),台北黨史館藏檔,漢11349。參見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反共」》,頁198。]

1926年春,國民黨準備北伐。6月,在鮑羅廷指使下,中共中央通過反對北伐的重大決議,在廣州散發「北伐必敗」的傳單。7月1日國民政府頒令北伐,9日誓師,11日攻克長沙;8月22日攻克岳陽,9月7日佔領漢陽、漢口,包圍武昌;10月10日攻克武昌。

1927年7月13日,莫斯科密令共產國際代表團長羅易(M•N•Roy),指導中共奮起反擊,奪取國民革命領導權。羅易將電報副本給了汪精衛。毛澤東罵魯易是「蠢豬」。魯易、維涇斯基(吳廷康)旋消失於武漢(被召回)。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東方出版社(北京)1998年,頁250~251。]

汪精衛在國民黨中常委第20次會議上公佈這份密電:「現在不是容共的問題,乃是將國民黨變成共產黨的問題。」孫科:「我們容納共產黨,真是太信過他們了!我們現在要下一個決心走第三條路。」會議通過「限共」決議,即寧漢合流。

[劉繼增:《武漢國民政府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512~513。]

12月14日,國民政府與赤俄斷交,既然赤俄支持中共武裝叛亂。

武漢政府靈魂人物鄧演達(1895~1931),持守中間路線,反對國共分裂,贊成兩黨合作,但不同意共產黨的土地政策與極端舉措,因此國共兩邊都不認可他。1927年6月15日前後,鄧演達突撂挑子,與蘇俄顧問鐵羅尼秘密赴俄。

[《包惠僧回憶錄》,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年,頁345~346。]

鄧演達的出走,被認為是中間路線在中國走不通的標誌。

從歷史結果評「四•一二」

以中共奪國後的禍國資料,孰輕孰重,相信就是「毛粉」、「共粉」心裡也很清楚。

四•一二所謂「鮮血染紅了黃埔江」,前後大約殺了400餘人。當然,用殺人解決不同政見,不合現代人文尺度,不能給予正面評價,更不能鼓勵。但歷史很殘酷,資料很直觀。二十世紀的中國就是一部血腥史,只能通過比較進行鑒別,只能通過權衡決定聚會。溫文爾雅的非暴力革命,在1927年屬於失去歷史可能的「美好想像」。

1949年中共得天下後:土改殺了至少數十萬地富、鎮反殺了百萬「反革命」(大多國民黨員)、大饑荒餓死至少四千萬、文革再整死兩千萬、六四屠城,共產黨還有什麼資格指說國民黨的「四•一二」?!就算「鮮血染紅了黃埔江」,共產黨則是鮮血「染紅了全中國」!兩害相權取其輕,更何況國民黨宗旨正確(在台灣完成「憲政」),「四•一二」至少阻止中共赤化中國的企圖,阻滯赤潮禍華的時間。

從政治道德上,四•一二所殺中共黨員,都是武裝暴動分子,就是用中共今天的標準,也是「殺無赦」。鄧小平、李鵬的「六四邏輯」——學生「反黨反社會主義」(且不說六四學生還沒達到這一「階級覺悟」),62年後的共產黨能殺非暴力抗議的學生,1927年的國民黨就殺不得拿槍在手的共產黨麼?

「鬧紅」點滴

1927年4月,中共第一塊赤區——廣東海陸豐,一開張僅十幾天,海豐縣就殺了1686名豪紳、反革命;海豐、陸豐兩縣萬餘人外逃汕頭、香港。

[《東江革命根據地史》,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頁58。]

海陸豐蘇區頒佈「七殺令」,所有富人均不能免。稍後的湘贛赤區「16歲以上30歲以下豪紳家屬的壯丁無論男女都殺掉了」。

[鐘貽謀編:《海陸豐農民運動》,廣東人民出版社1957年,頁102。]

中央蘇區的興國縣,紅色上將陳奇涵(1897~1981):

在冬至祭祖的時候不分親疏,群眾認為可恨的土豪劣紳,拖出祠堂門口就殺了。

〈贛南工農暴動歌〉:

農村大革命,打土豪斬劣紳,一個不留情。

[陳奇涵:〈贛南黨的歷史〉,載《回憶中央蘇區》,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8~9。]

湘鄂贛蘇區——

亂捉亂殺,造成群眾及黨內恐怖現象,以肅反代替了黨內的思想鬥爭,使同志不敢說話,甚至開除一個同志,恐其反動就把他殺了。

[〈蘇區中央局致湘鄂贛省委的信〉(1932-1-20),載《湘鄂贛革命根據地文獻資料》,人民出版社1986年,輯二,頁10。]

補綴信息——

1938年國民黨的孫科、邵力子各預定十部《魯迅全集》(20卷,100元/套)

[胡愈之:《我的回憶》,江蘇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8頁。]

相比中共唯讀馬恩列斯(文革唯讀毛),器局大得多吧?

前清、北洋、國府時代,均可自由辦報創刊,號稱準備全人類的中共,一上來就禁止民營媒體,都七十年了,還不開禁,連前清慈禧的氣度都沒有,自己都「解放」不了,拿什麼去「解放」全國?至於「解放全人類」,今日怕是連提一下的勇氣都沒有了。

--原載《議報》

責任編輯:任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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