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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7日訊】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耀邦去世。我當天就得知噩耗，真如晴天霹靂，因前鄰居秦川還告知，危險已經過去。第二天下午同秦川到耀邦家中，在靈堂行行禮，不禁淚水盈眶，將一首悼詩交德平。歸途我們還到人大會堂習仲勛住處，了解喪事規格确定經過，有种擔心，怕出亂子。晚上，為《新觀察》草小文一篇，題為《活在人心便永生》，為悼詩末句。
就在十天的四月五日，我應邀到耀邦家中做過一次長談，從下午兩點半變到九點半，他精神很好，記憶清楚，毫無倦容。晚餐還特為我做了家鄉菜，吃得很香，他一共談了十個問題，其中涉及許多分歧。在這些分歧中，他并沒有什么錯誤，執行的是改革開放的正确路線，在那個”生活會”上与卻被逼得做檢討。他最后談到，”如果中央重新給我做個符合實際的結論就好，不做也沒有什么，去見馬克思也是安然的。”
四月十九日，中紀委為悼念耀邦開支部會，我最先發言，講了同耀邦的談話，說這大概是他在世的最后一次如此長談。我說，由于突然去世，他的要求重新結論便帶有遺屬的性質。因此，請中顧問將我的這個意見正式轉告中央。我簡要發言后，張光年發言為耀邦鳴不平，霍士廉等先贊同我的意見。陳丕顏問我：你們談話時旁邊有人沒有？我說，有一個干部子弟始終在場，后半截德平參加了。由于十點鐘我還要赶去參加《新觀察》和《世界經濟導報》聯合召開的悼念耀邦的討論會，就提前退席了。
四月十五日夜寫的那首悼詩，是這樣四句：
天下奇冤一掃清，神州莫再有冤靈。
此情此景張家界，活在人心便永生。
第一句自然是寫耀邦堅決平反一切冤假錯案之舉。第二句語帶雙關：既是耀邦的心愿与在位時的作為，又為耀邦訴屈；平反了大量冤案的他，自己竟是一個冤靈！第三句寫他一九八八年到湖南張家界時，成千游人濟濟于道，爭相握手，要求留影；隨后到南宁，只好足不出戶了。第四句不言而喻。
“神州莫再有冤靈。”多年來，這七個字在我的腦中時常縈回著，他同我最后的長談、他的遺愿，也總想將它公之于世。我覺得這是一份責任–不可推卸的責任。去年是他逝世十周年，我已開始整理談話記錄，由于种种原因沒能完稿。現在特將他同我的三次長談按時序整理出來，并將其間有關交往寫出，希望可以告慰耀邦在天之靈。歲屆耄耋，總有”汩余若將不及”的感覺，及至整理完畢，才像卸下了一副呆子。
對耀邦的認識加深
我的老伴有兩個很熟的干部子弟夫婦延濱和元元，他們的父母同耀邦夫婦關系密切，元元的母親同耀邦夫人李昭是延安女大同學。在耀邦的追悼會上，我見到他們兩人同家屬站在一起。他們常來我家，于是元元有時就成為我同耀邦之間某种交流的”中介”，既交流必要的信息，也從好的口中，多知道一些耀邦的思想觀點和為人處世的特點。現在還零零碎碎記得一些：
耀邦否定”文革”最徹底，真理標准討論最堅定。他認為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于”左”禍的肆虐，可謂刻骨銘心。他重視自由、民主、人道原則，熟悉西方面的發展歷史，很愿意接受外來的新思想。他對毛澤東的認識是全面的，還在”文革”時便不盲從，心中有數，常說絕對不能迷信任何人，要獨立要思考。粉碎”四人幫”后，他有三個建議：停止批鄧，平反冤假錯案，抓生產。真理標准討論時，阻力不僅來自華國鋒、汪東興，胡喬木就反對。平反冤假錯案，汪東興不交一、二、三專家辨檔案，一些專案的甄別，如”六十一人案”，他就另起爐灶搞調查。在中紀委時，他力主党內生活正常化、民主化，應健康發展，一定要避免過去搞家長制、一人說了算的錯誤，并主持了《党內政治生活若干准則》的起草。耀邦是在這個最根本方面抓党的建設的。抓年輕人的選拔，他比誰都積極，緊抓不放（在選拔第三梯隊工作中，我有親身體會。有些人不過是口頭講講而已，有些人只重視干部子弟或過分關心自己儿女，有些人還硬是”老中青三結合”、”扶上馬走一程”）。當年趙紫陽、紀登奎被上面重視。一九六四年，耀邦曾推荐過紫陽到團中央接班。他沒有任何拉幫結派思想，很反感”誰是誰的人”這种說法。他常說”我是党的人”。”毛澤東、朱德、葉建英、賀龍、譚政……對我都幫助過；林彪對我很好，抗戰胜利后，爭取我同去前線。”林彪事件后，他更加深了對山頭、宗派的認識，說：”這是脫离群眾。”他一生好讀書，重視知識，尤重視有知識的人，”思想敏銳，口若懸河”，在延安得到毛主席這樣的贊賞。他常講要愛護知識分子，并盡力保護他們中受過整的人。”文革”后，堅決反對過去整人的那一套，主張真正實行”雙百方針”，不是停在口頭上，而是認真貫徹于一切方面，要見諸行動。當然，他也不是沒有缺點、弱點。雖然遇事總經過深思熟虛，但有時過于熱心，講話多了，難免有失。他同權力無緣，從不設防，遭人暗算而不覺。”文革”后，”多換思想少換人”的干部政策，對有些人的使用也是引起過意見的。
耀邦下台之后，听到他在”生活會”上受到那种攻擊，大家憤憤不平，同時極其關心他的情況。我當即寫了這樣一首七絕送他，表示某种安慰：
文章翻案古而今，左右逢源仇又親。
黑白紋枰輸后手，是非公道在人心。
讓元元帶去一本錢鐘書的《談藝綠》，將末句寫在扉頁上，供他翻翻，移情養性。同時還將我的《龍膽紫集》和《論三峽工作》送上，請他一閱。后者是一九八五年出版的，該書序言交《人民日報》后，清樣送到書記處，有人說我的閑話，耀邦沒讓發表。原來我并不知道他也喜好舊詩詞。不久以后，元元帶來他寫的三首詩讓我修正：一首七律《再登泰山》，兩首五言古風《贈李銳》、《習題李銳同志不贊成修三峽水庫論著》。看來他比較了解我這個人了，也知道三峽工程的詳情与要害了。詩中借巫山神女之口，最后兩句委委婉道出莫立大石壁的切切之情：”乞君莫作斷流想，斷流永使妾哀傷”。三首詩詞我作了些格律上修正，讓元元回去時，順便送了他十來本舊詩詞和有關格律的書。
一九八七年七月三日元元來家，告訴我，耀邦叔叔明顯瘦了。听家人說，那些檢討的、被指責的東西，其實很多是小平說過的。我們當時都奇怪，何必匆匆做這种檢討。
七月十九日，我的日記記道：（用楷書排的文字是耀邦本人的話；括弧內的話是筆者按語）：
元元夫婦來。元元昨天到胡家，同耀邦單獨談話。元元一開始向耀邦講了我們大家對他關心，談了我們對他的看法：党有史以來最民主的（領班人），選中了；要從全局考慮自己的問題。元元轉述的耀邦談話要點，有以下這些：
下來這几個月，不看電視，專心閱讀馬恩全集（《列宁全集》是”文革”時讀的），作了一些筆記；并將過去几年自己寫過或講過的，凡形成文件和付印過的記錄，好几百万字都看了一遍，就放心了，并沒有什么錯誤。
關于小平全下，我半下（1）。這是小平同我倆人私下談話，當時很贊同。總書記的職務辭過几次。六中全會時向中央寫過報告，一定要建立退休制度（后來，此事小平同紫陽也談過，紫陽既表示不贊成小平下。因此有人說耀邦不聰明。耀邦曾因此大聲說：我不能讓人几十年后指著脊梁骨罵）。
沒想到開”生活會”，竟采取如此手段，要把我搞臭。”十九號文件”是差辱（一九八七年中央發的”十九號文件，”羅列了耀邦”在經濟工作方面的一些嚴重錯誤”、一月二日給鄧小平的信和一月十日和十五日在中央一級党的生活會上的《我的檢討》、《我的表態》）。其中許多話并不是我說的，有的是造謠。如請日本青年三千人來，是外交部申請件：到一九八九年末一万人，常委都圈閱過，大家同意的，我才批了三千人。總書記這點權力都沒有？（此事在中紀委支部會上，我也听到過對耀邦的攻擊。）
我還是謹慎的，領導人的退休制過去小平、紫陽都講過，我就沒講過。那時考慮根本不可能，因此力主二線制。搞退休，傷老同志感情。
香港的東西，過去根本不看，免得受訐。
今后四個字：安度晚年。是否能”安”？有兩條：一是自己已經七十一歲多，自然規律不行了。二是希望党好起來，但是否可能？（元元說，耀邦叔叔有極度失望之感。說過去一起斗爭几十年、互相信得過的老朋友，如王某某的揭發，當然傷心之至。）
馬克思的一個重要觀點：一种歷史現象的發生，要尋找根原，發現隱藏在事物后面很深的東西。
“文革”當然不好，發生了之后，其結果好：不會再發生了。自己的事件亦作如是觀。
（粉碎”四人幫”后，關于中國的前途，陳云曾找耀邦談過三天，談到的一系列問題，之后在《人民日報》的社論和評論員的文章中，都有過反映。元元說，耀邦叔叔對陳云一直很尊敬。）
在党校負責時，提出是按當時的中央文件（2）講課，還是按馬克思主義講課？
關于”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六中全會前在北戴河討論時，陸定一就建議在文件中刪掉，万里贊成。全會討論時，他們兩人仍堅持這個意見。我只說求其穩妥，現在還是保留為好，將來再考慮是否去掉。最后都歸咎于我（全會中這一幕，我是親身經歷的，定一和万里的發言，引起全場熱烈掌聲，尤以右側中紀委席掌聲持久。最后鄧小平講了不多的話，要害是：”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后來我被逼得做檢討。
元元說，她几次听耀邦談到，在原則問題上他是沒有錯誤的。元元感到最親切的是你的品格高尚，你無愧于世，對得起歷史；我十四歲參加共青團，經過那么多党同斗爭和政治風波，依然保存了一片赤誠。這都是人最寶貴的東西。耀邦听后笑了，說:對的，馬克思也講赤子之心。
在組織部時的一次長談
耀邦從總書記職務下來以前，我同他只有工作關系，沒有歷史淵源。在延安中央青委時，听說過胡耀邦其人，都是稱贊的話。第一次碰面，是一九五八年三月，周總經帶隊查勘三峽壩址時，同坐在船上，有人在下圍棋，我們都是旁觀者。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時，不在一個組，《簡報》上似乎沒有見到他有什么發言。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從秦城監獄釋放，仍回到安微磨子壇水電站過勞動生活。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四日清晨，我從廣播中听到中央任命胡耀邦為中央組織部部長的消息后，連夜寫好要求平反的長信，第二天發出。与此同時，我的二姐李英華（三八式）和女儿李南央，几次找到耀邦家。于是我得以先到合肥的醫院治病，一九七九年一月六日我回到北京复職。這年寫《怀念田家英》文時，田還沒有平反開追掉會，文章寄《人民日報》擔心難以發表，特先寄給耀邦審閱。他立即指示：沒有什么不可以發表，還贊許有魯迅文風。
一九八二年三月，我調到中央組織部，五月參加了十二大人事小組。耀邦是組長，副組長是余秋里、程子華，日常實際工作由秋里負責。組員有十多人，我負責辦公室的工作。辦公室人員由中組部辦公廳主任等組成，同各系統和地方聯系，編輯《簡報》供中央參閱。工作地點在玉泉山，大家都住在那里。十二政治報告的起草小組也由耀邦負責（胡喬木副），也住在玉泉山。耀邦來參加人事小組會的次數不多。人事小組的任務是准備十二在的三個名單：中央委員會、中央紀委檢查委員會和中央顧問委員會。在玉泉山住了三四個月，工作當然是繁重复雜也很難的，有時進新退舊一個人，要作許久調查，反复研究，花很長時間才能定案。記得我向耀邦作過兩次或三次系統匯報，他平易近人，交談很是隨便。印象最深的一件事，便是一個原十一大中央委員的去留問題，是煤炭系統的，在”文革”中欠了帳，當年頗有點名气的中青年。我們同耀邦來回爭論了三次，各有各的理由，最后他服從了大家的意見，這個人不保留了。
一九八二年初我六十五歲，已決定在電力部退下來。這時陳云定要我到中央組織部組建青年干部局，將這個局的作用定得很崇高，成員入選特別嚴格。据說這件事中組部曾拖了一年沒辦，原因在部內地方、經濟、宣教等局，都分工管各系統干部，當然也包括選拔青年干部，單獨成立這樣一個局，豈不像當年國家計委內有過的”小計委”。我知道這是一件極其艱巨的工作，自己有過當年在中央漩渦中翻滾過的經驗，不愿意再卷入，想”安度晚年”。可是陳云的意見極其堅決，促我上任，還誤會我”能上不能上”，只當個局長，而非部一級名義。于是我就只好服從了。中央定的”干部要四化”（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方針，以及据此選拔接班人即培養后備干部隊伍（當年稱建立第三梯隊），我是衷心擁護、堅決執行的，中組部青干局具體任務是選拔省部后備干部（最終考察了一千來人）。這個任務的第一仗，就是十二大的人事更替。自己當時似有這點感覺，從耀邦（他是總書記）這方面來看，我大概還是可以信任的吧（由于”我行我素”，后來我終于遭到”解玲還是系玲人”的一幕，這里就不談了，因為文章是寫耀邦）！在那個人事小組上，我也被推選并被批准進入中央委員名單，這是絲毫沒有精神准備的，接著就開十二大，其歷史意義大家都清楚的。我曾應《詩刊》之命，寫過歌頌和期望的四首七律。
十二大有最后一幕，報紙沒有作過報道，也沒有留下一個鏡頭、一張照片。大會就要結束了，傳來耀邦的話：新當選的中央委員中的中青年，要我選三四十人向政治局作介紹，先印出個簡歷。此事可說駕輕就熟，很快就辦好了。大會開幕當天在人大會堂的一個廳，記得葉帥、小平、陳云、先念、鄧大姐、彭真等都到了（廬山下來后沒見到過葉帥，老人還認得我），耀邦主持，讓我一一介紹。老人們笑容滿面，很是高興。
十二之后到一九八四年歲末离職之前，由于工作關系有時列席書記處會議，親眼目睹書記處開會情況，以及總書記如何主持會議并處理一些事務。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兩年，我也列席過中央的一些大小會議，曾親眼目睹過毛澤東執政時情景，使我感到我們确已進處一個新的時代，一言堂開始為群言堂了（不過書記處的會，兩位老人是不參加的，新時斯我無緣列席常委會）。總書記在人們面前是平等的一員，他個子矮，有時發言似乎比別人還矮一點。胡喬木總是挨著耀邦坐著，顯出某种監護的樣子，令人不快。有關人事處理記得兩件事。一件是，討論到有關問題，胡喬木發言，聲色具嚴地說道：周揚、夏衍、巴金是三個自由化頭子（听說王震在中央党校也罵過”那個姓巴的……”）。當時大家都答腔，也就進去了。耀邦能保護好巴金，卻保護不了周揚。第二件事是有關《人民日報》的人事。自批判”兩個凡是”，耀邦還在中央党校時，就同《人民日報》合作得很好，報紙真正起到了貫徹改革開放路線的喉舌作用。因此也最受胡喬木、鄧力群的攻擊，這是他們指揮圍內沒能控制住的最后一個重要陣地。大家知道，自胡績偉、王若水被整下去后，報社不听他們的指揮的剩下一個秦川。這件有關《人民日報》人事處理事，可能使耀邦加深了對我這個人的印象。
就在這個時候，耀邦同我作過一次推心置腹的長談。一九八二年到中組部后，我沒有斷過寫日記，所以許多事都可以如實寫出。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日，接到中央辦公廳電話，廿一日下午三點，耀邦約我談話。當時想到可能是听听我對人事等方面的意見。前几天參加書記處討論廣西、湖南等省班子的調整問題和”文革”遺留問題時，耀邦談到柳宗元的文章《駁复仇議》。其中有句：”親親相仇，其亂誰救？”要向古人學習。回家后找到原文，覺得同當前廣西形勢并不相關，于是向耀邦寫了封短信，說明此意。這之后的几天，就是十九日，書記處會議討論《人民日報》人事問題。中宣部擬派王忍之等四人進入報社領導班子，將舊班子”一鍋端”。中組部有的領導准備批准。這時就听王在二中全會上激昂慷慨地說：各條戰線都已受到嚴重精神污染，似乎資本主義已全面复辟了，于是我同陳野苹（部長）商量，這個名單都是搞理論的人，恐怕不合适。一月七日在習仲勛處談到此事時，在座的喬石、宁任窮、陳野苹都不贊成。我還為胡績偉說了話，并說明胡喬木不能容人。于是我們回到部里開會，頂住了這個方案。十二日，中宣部的干部局長來催辦此事；野苹還告訴，接到鄧力群的電話，說我反對此事。十九日的書記處會議上，好几位同志提到王忍之二中全會發言過左，決不能去管報紙，耀邦則談到報紙不能辦成理論刊物。我最后發言：這個名單不合适，報紙是對著現實情況的，重擔壓著，無日能缺。書生不能辦報。耀邦加了一句：書生要打引號。鄧力群在座，一言不發。這個名單就被否決了。
下面一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兩天的日記中有關記錄。
一月二十日，擬明日談話提綱：
（一）望中央生活正常（回顧當年）。鄧力群要干什么？清除精神污染事。《人民日報》事。
對喬木認識、看法：沒有管過柴米油鹽，沒有單獨挑過擔子。總是一支筆。有時不認帳。不能容人。權威自居。
（二）認識人之不易，關鍵在用人。人各有局限与特點、缺點（毛的教訓）。耀邦自己。中組部。兩位老人。
（三）秘書与子弟問題。謹慎小心，注意傳話。
（四）科學技術第一（專家治國問題）。科學包括馬克思主義。好大喜功問題（三峽）。水利部”一水三核”（錢正英一美國，爭取美國援助貸款建三峽工程和三個核電站）。
（五）”偏离社會主議”的擔心問題。
（六）湖南問題（省部級机构改革后，湖南遺留的人事問題比較重，過有”文革”遺留的派性問題）。
（七）談丁玲事（中組部擬為丁玲徹底平反）。
這天的日記中，最后有一句話：
大局在支持耀邦，黃老有同感（當年我常去看望黃克誠）。
一月二十一日，下午三點到耀邦中南海住室，談到六點，整整三個小時，惜無錄音也。我大概按准備的几個問題談自己意見。下面是耀邦所談：
關于八一年、八二年爭論：經濟上講得尖銳些，關鍵是速度問題。說不能把住老套套、老框框不放。于是引起陳云、紫陽誤會。
生產目的的討論，并非批評什么人。
翻兩番問題。一九八0年夏，在武漢討論經濟，到二000年翻兩番。紫陽、姚依林心中都無數。小平問：怎樣達到兩番？我答年增百分之七點二，力爭百分之七，不能少于百分之六。姚說只能定百分之六，一九八一年爭五保四。我發急了，講了難听的話，并非對誰過意不去。這時互相不能說服。于是每到地方時，我就在下面鼓气。准備十二大報告時，爭論爆發。有人告狀，說我在下面講了要百分之十，向喬木反映，喬木向小平反映了。于是小平找我去問：（1）是否搞高指標？答未超過百分之七。（2）是否說不要搞重點建設？答無比此事。（3）不要整党？答要整，是文件看樣寫的問題，實際上報告中寫了。
二中全會后，在中顧委講：我吃几碗飯長大的，大家還不知道？（在特定歷史條件下上來的，這种說法大家服气。）
胡啟立是小平看中的，問過我兩次，第三次又問，才講定的。此事中央都知道。外面說法很多，說我用團中央干部。小平保了李雪峰。
小平看喬木，党的第一支筆，不是政治家。一九八三年一月，我關于《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講話，內中談到要全面改革。喬木時在昆明，送給他看了，他說全文很好，略有增刪。結果又向小平告狀，說是刮改革風，等等。喬木認為鄧力群并不會寫文章。（我談了對此人看法后）對鄧力群現在摸不透。
自己准備一九八七年下來。喬木、力群等也下。三五年內要新上几十人。書記處還要進四十几歲的，下五個，換五個年輕的上。
要敢于實踐。列宁一九二0年（？）講的。這是首位問題，要打開新局面。撥亂反正，反”文革”，正到解放初。新局面是開創，無所謂拔亂反正。
自己就是堅守兩條：毫不謀私，大事請示。各方面尤其地方要敢于創造，現在是創造性不足。否則，如老的都不在了，會惶惶無主。地方要分權，權不能過于集中。
秦始皇亡在轉業干部，軍人三十六郡分封，于是在地方鬧事。
宋朝亡在高度集中，一切權力集中到朝廷。”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現在中仍四件事算是有了綱：
（一）外事方針、政策有了一套。
（二）党內生活、人事。有了《生活准則》。干部要”四化”，老同志安排好。
（三）農業，還在發展。責任制到專業分工，又一大發展。里程碑式。
（四）統一戰線。台灣、港澳、民族、宗教（讓鄭必堅寫宗教問題，三個月了，看了歷史文件，有互相矛盾處。）
文化部長四平八穩，無新局面。
計委過穩，大家不滿搞老框框。司局級換一批，交流一下，有的可以一省里去，合适的當副省長亦可。
這次談話，有些是泛談泛論，但也屬于組織部業務范圍的事。
約到家中長談
一九八五年后，我雖然不在職了，仍然關心風去變化，耀邦的處境是大體知道。每年一次的中央全會上我還發發言，有時還說得比較尖銳。后來在中顧委每周一次的支部會上，發言也不大有顧忌，該講的還是講，胡喬木的問題我就談過。一九八六年北戴河會議后，關于十三大的人事安排也听到一些傳聞。年尾的顧委支部會上，就有對耀邦說長道短乃至攻擊的言辭了，如”搞青紅幫”之類（用青年團干部和紅衛兵）。一九八七年一月，”生活會”之變，我并不感到意外。
翻一九八七年一月份的日記，按時序，有以下可錄之事：
元旦。于光遠電話：被點名批評，批他的”大公有私”，”抬頭向前看，低頭向錢看”。擬申訴，怎能同”全盤西化”聯得起來？
二日，有人告知，凌晨兩點，長安大街由西向東，有几百人游行，高呼”自由万歲”，”嚴懲凶手，愛國無罪”。當是昨日天安門事余波。同黎澍、秦川通電話：必須疏導，不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為邦本，本固邦宁”。李普來，同去黎澍家，漫談形勢，不胜感嘆：蘇聯文教科技一直未受大的干擾，知識分子待遇一直拉開，因此基礎比我們好得多。
三日。項南來，再談假藥事經過。他已見過耀邦，耀邦說，他在福建工作已全面肯定，并說誰無過失，自己過失過多些，還談到自己日子難過得多。
下午，顧委傳達十二月三十日小平約胡耀邦、趙紫陽、万里、胡啟啟立、李鵬、何東昌六人的談話文件，頗似當年”夏季形勢”：當前學生鬧事乃几年反對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所至，否定”清污”過頭。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三人應予開除，過去軟弱。關于王若望，上海有關開除和保護兩說，中央了有保護層。波蘭教訓，專政必要。上天安門，有多少抓多少。鞏固文藝宣傳陣地。整肅要開個名單，但不急于處理。
四日。傳言頗多：紫陽轉總書記，耀邦到顧委等。陳云說贊成開放，但基建不能過大，要個籠子。計委很難改老一套作風。
五日。上午顧委支部會，調門都高，黃火青几乎點了耀邦的名。說小平是舵手。有人指責陸定一和于光遠。倒是提出物价問題，關系千家万戶也。下午到醫院，向黃克誠遺體告別。
六日。高揚說：由來已久，几年矛盾；少開常委會，書記處專斷；專職書記分開開會，不合党章。囑我不要發表意見。
七日。黎澍電話：他的鄰居自天津回，學生臥軌，要求中有物价問題。下午參加黃克誠追悼會，不見耀邦。
八日。秦川告知，王鶴壽通知錢李仁：方歷之、劉賓雁開除党籍。錢問是否符合党章？答符合。
九日。到人大小禮堂，參加”華夏研究院”成立大會，頗為隆重，避免講話。遇胡績偉、于光遠、蘇紹智等。說點了一串名字，王震還點了巴金。
十二日。上午參加顧委一支部會，揭批耀邦了。多人發言講具體人事。最激烈者說：要擠小平下台，有野心；要當軍委主席；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總后台；同中曾根打得火熱；擅自批三千日本青年訪華，等等。上面定的，似乎要人人表態。
十四日。續開支部會。曾志大姐也說了一篇，但最后講了公道話：還得全面看，三中全會后做了許多好事。大家最后意見是：小平決不能下。黎澍夫婦、李普、秦川來，都有懮慮，要注意國外反映。
十五日。得到電話：耀邦停職檢查；檢查好了，可保留政治局委員。
十六日。電視新聞，耀邦下台，保留常委。多日來的不安，告一段落。來日方長也。有人談感受，匈牙利改革曾停滯十年，但原我們不步后塵。厂長制貫徹甚難；企業都有潛力；都知道作為生產力發展，私有制不可避免。
二十一日的日記中，有，《丁卯年初有感》一首七絕，是贈耀邦的。（此詩刊于一九八五年出版的《龍膽紫集》新編本中，題目為；《丁卯歲首贈人》）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日的日記：
晚上延濱、元元夫婦來，告耀邦最近一些言談和他們听到的傳說：
小平處打來几次電話，大概是十二月三十日才去了一次，只是打橋牌，什么也沒談。鄧家后來又約去，以身體不好，謝絕了。自己也沒想好今后做點什么（秦川曾勸他寫回憶錄）。現在就是參加政治局會議，讀書學習，思考問題，情緒尚好。”陳云說我不懂經濟。其實他們還是過去老一套。”總以善意看人、待人，不知人心之詐，去年初下台時才有醒悟。關于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三人的問題，是很后悔的，小平問到時，沒有講清楚三人情況，沒能正式進言，只說不理會好了（以到致后來挽回不了）。
看來耀邦對自己大小遭忌之處尚未沉思，也沒有一個得力的左右做幫手。延濱听說，王震向人訴冤，他并沒有想整耀邦。另一位有關老人表示，沒有想到耀邦事惹得人們意見如此之多，說，”我也是被受意的”；于是要儿女們自己奮斗，不能靠老子。
延濱遠告訴我，耀邦很想同我談一次。
一月十日，元元來電話，耀邦約我星期四下午到他家去。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四日，延濱下午來，同我一起到耀邦家。這是我第一次去他家。剛一走進客廳，耀邦張開又手對我說：歡迎你，你是有獨立人格的人，有正義感，脾气。從下午兩點四十分談到八點二十分。留我吃晚飯，是同家人分開單吃的。
我的一九八八年的日記本最后几頁，記下了耀邦談話的要點。原來心得較亂，是憑記憶記的，現在大體按內容作了調整（括弧中是筆者按語）。
（一九八七年一月這樣的”生活會”）這是完全意外突然的。原以為辭職書送上去后，事情就結束了。（”生活會”上）薄一波的開場白是很一般化的，要大家各自談談，相互之間有什么意見，從耀邦開始。第一個放炮的是余秋里。鄧力群講了五六個小時。沒有想到要這樣批倒批臭。早知如此，就不寫辭職呈了。
（就是這次”生活會”也是專門布置的。習仲勛先不知道，一進會場見到這個態勢，就大發脾气：這樣重要的會為什么預先不告知。一九八六年十月開始，中央有一個由薄一波、楊尚昆、宋任窮、姚依林、王震、伍修權、高揚等組成的七人小組，分頭找有關人征求十三大中央人事如何安排，尤其征求對耀邦的意見。周惠同我談進這人情況。此事耀邦全不知道。）他們遠到各省收集資料，并沒有收獲。只有湖南一位同志講了點過頭話。生平不背后議論人，否則會更不得了。下來后，通看了自己在這七八年中的全部講話、談話和文章，都是已經印出來的，好几百万字。看了三個月，問心無愧（這同我們的看法一致，代表了三中會后的正确路線，都是關系党和國家的安危、如何健康發展、走什么道路的問題。因此我們這批同耀邦有交往和熟知其人的朋友，都談到他不應當辭職，也不應當做這种檢討）。
檢討中自己大包大攬、上綱上線。下來后，尊重新的領導（沒講服從），維護党團結。我只要求安度晚年。
（由于這樣一种心態，听說耀邦在會上被迫做了檢查之后，离開會場即失聲痛哭。一個人如不是因受大委屈傷心透了，是不會這樣大哭的，尤其在這种場合。耀邦是紅小鬼出身，經過蘇區肅反、長征、戰爭烽火。十年”文革”，受勁磨難，歷次運動從不整人。三中全會后，以無私無畏、大智有勇的精神，開辟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新道路。他擔任總書記時就說過：我尊重老人，又獨立思考。他盡力在兩位老人之間溝通協調，遇大事必請求，同時還要面對兩個”左王”的明槍暗箭，各种阻繞，終于最后遭到兩方面夾擊，個人事小，全局甚尤，他怎能不放聲大哭！）
常委會很少開。（談話時我問到，有意見分歧，為什么不如開常委會呢？）小平說：談不攏，不要開了。我一年去一次陳家（感到耀邦有許多難言苦衷，也不便深問下去）。小平耳朵軟（指有時也听進去兩個”左王”的一些話）。關于（全退、半退）下來事，是我同小平兩個人私下談的，交換意見的性質（据說鄧后來問過万里：為什么讓我下？万里：也許是失言。鄧說不是，是要取而代之。由此可見，當年鄧小平對胡耀邦誤會之深。這太令人遺憾）！
大概是一九八0 年，同趙紫陽、姚依林、房維中到武漢，向鄧匯報，談五年計划的盤子，年增長速度百分四點五（這是當時定的）。鄧以為這樣翻兩番困難，問定多少才能做到。三人都沒答。我答百分之七點之四。鄧又問，五十年翻兩番，是什么速度？只有我能答出百分之二點五。平時這些數字都注意并記牢了的（曾听到陳周圍的人說過，陳對耀邦兩條大意見：不懂經濟，用人不當。后來大家對耀邦的責難之一是搞高速度）。
（國務院）三十几個部匯報，是想讓書記處的人熟悉經濟情況。（我在電力部時，參加過這种匯報。耀邦問過，我們的電何時能赶上美國？我說：如按人均，永遠赶不上。耀邦想快的心情可以理解。攻擊他要搞”大跟進”，就太過分了。）后來覺得趙有意見，就停止了。選為總書記是几位老人商量結果。只有葉帥提過讓華國鋒再過度一下，看看再說，后來也同意了（在延安時，葉就很了解耀邦。三中全會后，葉對耀邦說：副主席你當一個。耀邦答：那怎么可以）。十二大的政治局、書記處名單是由几老商定的。
（我到組織部以后，接触一些人事，我這個過來人當然敏感到，陳同耀邦之間是存在某些矛盾的，知道陳對耀邦有大不滿處。）一九八三年初常委會，陳云批評了我（搞亂經濟）九條（當年耀邦到各地調查研究時，常講小平的”翻兩番”，鄧力群就向陳云講經濟過熱是耀邦造成的。其實一九八二年工業增長百分之七點七，計划卻是百分之四）。小平不以為然。當時就說：至此為止。并疾言厲色地說：中央工作會議不要開（借著陳云的批評，胡喬木當即建議開省市委書記會議。鄧力群會后即在他管轄的兩個宣傳口干部會議上傳達陳云的批評。一時上下沸沸揚揚，不知道中央出了什么大事）。小平后來將胡喬木、鄧力群找去質問：你們要干什么？（一九八七年的”生活會”上鄧力群在發言中就此事作了點輕描談寫的檢討。）
在組織部工作任上時，要撤換張平化中宣部部長，曾經讓我推荐過胡喬木（据家人和我熟悉的人反映，耀邦是一直尊重喬木的）。小平不同意，說無行政能力，是一支筆（鄧早就說過胡喬木骨硬頭軟，固執等，這是傳開了的）。一星期后，又兩次問到，只好毛遂自荐。當宣傳部長后，先念曾經說過，威信不如組織部長時高。為《人民日報》事，沉住了气，總會有磕碰的（這是胡喬木、鄧力群未能控制住的一個部門，逼得胡繼偉辭職后，除掉王若水，后又撤換秦川。不知耀邦是否感覺到，兩個”左王”從党校組織真理標准討論開始，一直搞”清君側”的活動）。
喬木這個人，”一日無君則惶惶然”（似乎是一句總的評語）。一天几個條子，老打電話，不堪其擾。胡啟立剛宣布為常務書記后，就遇到這种情況，訴過苦。小平也不堪其擾。一九八三年有一天，喬木突然跑來，哭訴著說：你不當總書記，還可以干別的，我們友誼長存。我當時感到非常詫异；不解其故。喬木反應過來后，又破涕為笑，談別的了。以前喬木對我說過這樣的話：你只有小學文化程度，思想很開闊，以后文章交我改，可以改得更好。紀念毛澤東誕辰的文章，我憋了一個星期寫出來了（沒有交喬木改），喬木自己不寫。喬木還說，鄧力群不會寫文章（耀邦隨即談到這樣一件事）。書記處會上討論喬木儿子事件時，鄧力群第一個發言，贊成法辦。
改革開放、安定團結自是重要，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更是重要。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按：這是當年黃克誠建議的）；啟立在山西講話，這樣兩邊都提到，這不能解決問題。（接著耀邦談到三件事）將一個總書記如此不實事求是處理，置党規党法于何地？這樣繼續傷害知識分子（將不合已意的”眼中釘”，不實事求是，隨意開除党籍），如何求得安定團結？學生總是比較激進的。從學生鬧事的看法与處理方針的問題。這三件事實際是未了的。從歷史責任，應當提出來，必須強調實事求是，這是根本之根本。還應當堅持這個方針：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三件事尤其后一件，耀邦是有預見性的，是預言家）。
生平對兩個人有虧心：一是蘇進，宁都暴動后，長期被怀疑，一九四二年才入党。”文革”時八次受逼，要我交待蘇的問題，只說有思想意識毛病。二是項南，一九五九年后打成”右傾机會主義分子”。延安搶救運動時，在總政沒打過一個特務。曾做過几次試驗，找根本不會有問題的几個人，一審問一逼供，就都承認了。毛主席找去匯報時，講出這個情況和對搶救的看法（當時毛還听到其他人的反映）。才有“一個不殺、大部不捉”的好條方針。
在延安時，同陶鑄、王鶴壽關系好，曾被稱為是”桃園三結義”（耀邦曾對鶴壽講過一些心里話，在”生活會”上被鶴壽揭發了，非常傷心）。
要重新思考做人的道理。很敬佩張治中。大革命和抗戰胜利后國共兩次分裂時，張兩次向蔣介石上万言書，很不贊成。一九四九年以后，他不批蔣介石。大概是”大躍進”時，有次上天安門城樓，在電梯見毛主席，張說：”主席呀，你走得太快了，跟不上。”張治中應當有部電視劇。
對總的形勢很是懮慮。世風日下，人心渙散，物价指數居高不下，經濟是最關緊要。党風不正，有些干部胡作非為，不講真話，無維系中心，講真話最重要。
下來后，小平多次讓去打橋牌。十二月三十日去了，也沒有談什么。
（談了談自己一生）家鄉成了紅區。劉陽中學讀了半年初中，同楊勇（表哥）同班。在湘贛邊區，編儿童報，自刻蜡版。開始殺”AB圍”，被怀疑。中央蘇區來人，馮文彬把我（救了）帶走了。一次听到顧作霖（團中央書記）同馮文彬談，說我不像反革命。于是要求留在團中央工作。延安時，最初在”抗大”一大隊當支部書記。一次開會發言，談改進工作，定要深入群眾。受到毛主席贊賞。提拔我當”抗大”政治部總支部書記。有人不同意。毛就讓再提一級，當副主任。”抗大”辦報，自己寫文章。還請毛主席寫，就是那篇著名的《反對自由主義》。一九五五年前，同毛主席有過七次談話（于是談到毛并其他一些人事，從略）。
江西時，任弼時并不贊成肅反，朱德也不贊成。毛多疑。延安寫有十封信，說服弼時（關于清算”左”傾路線歷史）。弼時善于獨立思考，不盲從，曾不同意”王明路線”的說法。
有許多重大人事決定都是鄧定的，都誤會到我的頭上。如廖志高調离福建，馬文瑞調离陝西，胡啟立調中央，等等。我被派到沈陽去了解情況，只差二十億斤糧，硬要三十億斤，當時沒有同意（按：黃火青在中顧委會上，對耀邦意見很大，講的也多）。
去世前十天的長談
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日下午兩點，元元來，同去耀邦家，談到九點半。
一月九日至二月二十日，應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邀請，我以訪問學者身分在美國逗留了四十天；一半時間在哈佛，另一半在西里斯克、密歇根、芝加哥、伯克利、斯坦福五所大學的東亞研究中心。關于中國回顧和改革開放形勢，作了多次講演，并同這些中心研究中國的學者、專家和部分留學生座談，交流看法，回答問題，尤其是關于毛澤東的功過是非談了自己的觀點。在美國遇到留在日本的學者楊中美，他將所著的《胡耀邦傳》中文版贈我，回來后即讓元元交与耀邦。
其時胡喬木應李政道邀請擬訪問美國，知道我剛從美國回來，三月五日，特讓鄭惠來找我談談美國之行的觀感。鄭惠是喬木多年助手，時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知道我同喬木的歷史關系，個人之間并無恩怨，尤其清楚是喬木建議我寫《廬山會議實錄》并予幫助的，四月四日又見到了鄭惠，喬木听到我的介紹和意見后，甚為感動。
于是同耀邦交談開始，便提到喬木訪美前發表了一篇文章：《中國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傾錯誤》（令人不解的是用”中國”而不用”中共”），似乎想改變一下自己的形象，是否真有改變，還得察其言觀其行。接著我就談訪美國之行的經過，談到不僅許多留學生而且美國研究中國的學者，都關心他的情況。關于美國的情況和我的看法，談得較多。如美國歷史沒有什么傳統又有傳統，移民國家的特點，兩党輪流執政問題，對個人自由与平等的尊重，社會生活与社會保障情況，資本的社會化，稅收政策，黑人問題等等。在哈佛時曾住在傅高義（Vogel）教授（《日本第一》作者）家中，同也住在此處的劉賓雁有過接触，劉到過四十所大學講演，想辦一份有別于《中國之春》的刊物，”小罵大幫忙”。我勸他還是同國內取得聯系為好（這個刊物后來沒有辦成）。關于美國民主，也談了自己的看法。還談到參觀許多博物館，也見到馬克思全身銅像，西方將馬看做是一個經濟學派的創始人。我談完之后，耀邦談了十個問題，記錄如下：
我的四月五日日記中，有這樣几句話：談了十條分歧。”要樹自己”。導火線在”同意全下”，”自己半下”（兩下對話）。這肯定是我當時的觀感。事實是否如此，當由歷史評定。
（一）關于華國鋒的問題。（一九六二年短期下放湖南時，耀邦曾任湘潭地委第一書記，同化國鋒有進一段共事經歷，在党校也合作過，比較了解其人。當年在党的高層議論華的問題時，鄧小平認為華是坐直升机上來的，是造反派出身。）耀邦認為，主要問題在繼續搞”兩個凡是”個人宗拜，受了汪東興身邊那個秀才班子的影響；處理不要過急，要寬一點，保留在政治局好，不要搞丑化。而且粉碎”四人幫”，華和汪東興還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耀邦的看法得到大家贊同。他講了很長一段話。彭真還特別稱贊：講得好。處理華國鋒的決議，喬木起草，經他修改，措辭較和緩。華下台后，本人也一直沒有說過什么過頭話。）
（二）正理”四人幫”的問題。大家一致贊成公審。最初有個別人主張江青、張春橋應處死刑并即執行。葉帥和我、趙紫陽等都反對，徐帥堅決反對，陳云說，如只我一票反對，也要記錄在案。主張殺頭的最后也同意大家的意見了。
（三）清理”三种人”的問題。從寬還是從嚴，一直爭論到一九八三年整党。有些省矛盾很尖銳，如山東、廣西、江西、湖南、內蒙等。處理不好，又會發生內亂。我頂住了過急的一面，堅持冷處理，尤其是一些省的一把手，歷史上有過功績的人，更要慎重，從寬為好。（他談到劉建勛、劉子厚、李雪峰、白如冰等人的情況）保与不保，在高層中是有爭論的。有一次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開會時，陳云談到”文革”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發生的。我很是贊同，抓住這一點大做文章。
（四）清除精神污染問題。胡喬森、鄧力群二人一直反對周揚、夏衍和巴金，認為他們三人是搞”自由化” 頭頭，影響太大。我一直頂住。認為三個人決不能整。（大家知道：這二位”左王”是怎樣利用所謂”异化”問題整周揚和王若水的。鄧后來被這二位說動了，于是十二屆全會發難：清除精神污染。）我曾批評過王兆國不該發言：”你又不知道周揚的歷史情況，發這個言干什么。”喬木還擬了個文件，全國發下去，要人人過關作檢查。我于是給喬木打電話：不能這么搞了，并且將原件退了回去（這也說明，耀邦胸無城府，從無抓人家小辮子的習慣，并不把這樣的文件留在手里）。當時鄧力群气勢洶洶，逼得《人民日報》、新華社都發表文章：《向精神污染作斗爭》。由于我和紫陽聯手抵制，其他書記處成員都不贊成，大家知道，這場類似”文革”的”清污”運動，只搞了二十八天，停止了下來。趙紫陽在人代會講到，此事中央有責任。但是胡喬木、鄧力群二人一直對此不滿，耿耿于怀，于是接著搞”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訪問日本時，日本記者故意提問”清污”問題，于是我回答：”日本軍國主義是最大的精神污染”。耀邦說，”他們兩位總是要在文藝界挑起爭端。如批白樺的問題，《解放軍報》的文章，幸虧喬木也不大贊成，否則我頂不住。”
（五）外事問題。一九八二年前，講聯美反蘇，徐總不贊成。我作過兩次系統發言，外交講了十條，五項原則，獨立自主等。”紫陽找我談，說太大膽了，敢印出來。”東德昂納克來時，靖他傳口信到蘇聯。（耀邦說：）我們兩人各講各的，但精神是一致的。（還談過東歐、中日關系等。一九八0年四月，意大利貝林格來時，耀邦談）蘇聯出兵阿富汗，是侵略別的民族，五年中陷入泥潭，罪名洗脫不掉。贊成意大利的提法，戰爭不是可避免的（這個話講得較早）。”我是老鼠上秤勾，自己稱自己。”當年于是傳來上面一句很厲害的話：”你要樹立自己的形象。”
（六）一九八0年一月，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的講話，共講了二十八條。一九八0年鄧小平長篇講話《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過党政要分開（但辦不到）。這個說法，毛主席批評過：党政又分又不分。我的講話中，党政職能要明确划分，全党都要懂經濟。喜歡講四人字：”藏富于民”。這二十八條，書記處都看過。喬木當時在云南，改了向個字寄回，是同意的。小平說：文件很好，沒提不同意見。趙紫陽認為，現在不忙毛里毛糙搞全面改革、搞政體改革，向小平反映。喬木后來又說不知道個文件，沒經過書記處。于是只好向小平談：文件經過書記處的，這樣才沒生气。于是定個協議：文件暫不發表。”（此事又關系到”你要樹立自己形象問題。”）
一九八四年開三中全會，開始沒有題目。后來想到兩個：還是談改革；或者一年工作報告，講七、八個問題。小平認為改革綱領存在困難，爭取講第一個問題。這就又一百八十度轉彎過來。同時取得紫陽的支持，列出十二條，仔細交代，提綱也向紫陽講得太多。我從來不同意”理順物价”的說法。紫陽提出”物价是改革關鍵”，几經商量，定稿必為”物价是改革的成敗關鍵”。這個報告大家都贊成，說成是中國版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上面這段話是耀邦的原話，可見他是一直堅決支持鄧小平一九八0年講話，搞經濟政治全面改革的，兩者要同步。問題就出在兩位老人之間在這個根本問題上存在矛盾。同時兩位”左王”實際上抱住老框框、死教條，如雇工七個即是搞資本主義，主要宣傳共產主義理想等，并不贊成改革開放。他們一有机會就与風作浪，在兩位老人之間鑽空子，謊報軍情，藉以得逞。于是出現”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大批”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段剛剛過去史事可說并未結束，根深蒂固的”左”害也還時在發作，人們對之還沒有一個統一的認識，因此對這些未了之事，應當徹底弄清實情，總結經驗教訓，以免重蹈覆轍。這就是列席十五大時，我為什么要寫書面發言《關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見》的原因。）
（七）經濟工作中的問題。給我戴過一頂帽子：提倡高消費。我反對高消費，主張适當刺激消費，促進生產。馬克思談過生產与消費之間的辯證關系，有其同一性（”真理標准”問題討論后，耀邦曾支持”社會主義生產目的”討論，被胡喬木強行制止）。我一直強調農業、基楚設施、原材料問題；要發展第三產業，引進處資和技術；同時要限制高消費商品進口。有人卻想以進口高檔商口回籠貨幣，一元換八元。頭十年和后十年的問題。頭十年定要有個速度。一九八0年八月二十六日武昌談話，鄧談到翻兩番的速度問題，只有我答出百分之七點二。當時陳定的百分之四，鄧也同意。這就了翻不了一番。我說我們這些人頂多還搞十年（耀邦多次談過，自己一九八七年下來），不能將麻煩留給后代。鄧問過我：”你說了這個話？不能將麻煩留給啟立？”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二年刮下馬風太冷，他們要負責。一九八0年底中央工作會議上，利用一個青年翁永曦的八句話（鄧力群主持的書記處研究室印發的材料）：”抑需求，穩物价；舍發展，求安定；緩改革，重調整；大集中，小分散”，作為經濟上的綱領，得到陳的認可（這就是要采取緊縮措施，壓制當年”經濟過熱”現象，說否則財政赤字無法彌補，要爆發經濟危机）。我會上發了脾气，引得陳很不滿（一九八二年全國經濟形勢看好，農業總產值增長百分之十一點二，工業增長百分之七點七。）一九八三年那次會本來准備換馬的，是鄧保護了我。歷來不贊成大調整物价，不贊成提所謂理順，沒有充分有說服力的材料，物价必然有上有下。到一九八六年討論五年計划報告，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提法，胡喬木、鄧力群都不贊成（据我所知，還有如此令人意外之事：一九八八年耀邦到湖南時，鄧力群竟找他，要同他聯手反對趙紫陽，被耀邦辭拒絕）。
（八）精神文明建設問題。開始時不贊成這种提法。此事上上下下都有責任。加強政治思想工作是老提法，是上對下。”清除精神污染”只搞了二十八天，書記處都不贊成，不能不停下來（這個問題只提了一下，接著講下面最要害的問題）。
（九）”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在六中全會上陸定一發言，堅持取消”資產階級自由化”提法，于是就鬧大了。
這個最后導致耀邦下台的最大問題，談話時他只說了這樣一句，就沒有再說下去了。這可能是他知道我們這些人對此事首尾很是清楚，也有可能是怕触動自己感情不愿多談。為了讀者便于理解，特就此導致耀邦下台的問題做一扼要說明。關鍵就在改革開放以后，胡喬木、鄧力群二人仍堅持毛澤東”政治挂帥”的路線，實質上”以階級斗爭為綱”不過不明說罷了，理論務虛會喬木并不贊成，反而夸張當時形勢”像一九五七年右派進攻”，還說”不要逼華主席反右派”。于是代鄧小平起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講話，大講專政、貶斥民主，使會議虎頭蛇尾，草草收場。一九八0年八月，政治局剛通過鄧小平的《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批判封建專制思想，強調國家政治、經濟管理和社會生活的民主化。胡喬木立即利用當時發生的波蘭事件，上書告誡，使這個講話置之高閣。此后就不斷以”不堅持四項原則”、”走資本主義道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罪名，大整堅持經濟改革尤其堅持解放思想政治改革的人，党校事件、特區事件、周揚事件、《人民日報》事件等等，接連不斷，矛頭指向耀邦：是這些人的總后台。事情發展到一九八六年，耀邦主持起草的將提交中央全會討論的《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文件避開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提法，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定不移地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即”一個中心、三個堅定不移”。特別強調了精神文明建設的開放性，要學習國外先進的科學文化；突出了政治民主化，”民主和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大解放”。文件總結了”我們社會主義發展中的主要歷史教訓，一是沒有集中力量發展經濟，二是沒有現代化”、”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党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等，并且規定要”在全體人民中普及法律常識、增強公民意識”。”在法紀面前人人平等，絕不允許有任何超越法律和紀律的特殊人物”。”要遵守憲法的原則，實行學術自由，創作自由，討論自由，批評和反批評自由”。最后反對這個文件的是胡喬木、鄧力群，他們提出了一個修正稿送給鄧小平与陳云，其中仍然是宣揚清楚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老調。陳云批示贊成修正稿; 鄧批示贊成原來的文件草稿，否定了修正稿。隨后在北戴河政治局會議討論時，胡喬木鄧力群二人極力活動，引起激烈爭論，耀邦作了妥協，在草稿中加了這樣一段話：”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是根本違背人民利益和歷史潮流、為廣大人民所堅決反對的。以這樣的話來限制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解釋。但是這段話遭到陸定一的堅決反對。他三次發言，從歷史角度論述”反自由化”這一提法的荒謬和危害。指出這是當年蘇聯反對我們”雙百方針”時提出的；后來”文革”時”四人幫”也使用這一提法批判過陸定一、周揚和鄧小平；籠統地提出”反對自由化”，不但在原則上同憲法規定的各項人民的自由權利相沖突，而且對繁榮我國的學術文化和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都極為不利。這場爭論最后一幕出現在九月二十八日六中全會閉幕會上，我親身經歷了這個場面。對《決議》進行表決前，陸定一又站起來發言，堅持他的意見，在《決議》中去掉這一段話，引起全場的掌聲，我們中顧委這一邊席位的掌聲最熱烈。万里發言支持陸定一的意見。余秋里、楊尚昆等發言反對陸的意見。胡耀邦采取調和立場，主張暫時仍保留這一段落。接著鄧小平發表了措辭嚴厲的講話，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他講得最多，而且最堅持；最后說，反對自由化，還要講十年二十年。耀邦會后布置傳達時，說不要將這個爭論傳達下去，以便集中精力討論《決議》本身。然而胡喬木、鄧力群确借比机會來整倒胡耀邦。王震在中央党校帶頭發難，印發鄧小平的講話，在全校大會上責難耀邦，說道：有人故意不傳達，想隱瞞。力群、喬木同志向小平同志作了匯報。小平說，在全會講反自由化要反二十年，現在再加五十年，反到下世紀。于是這件事和年底發生的學生上街，成為迫使耀邦辭職的一個導火線。
（十）政法問題。主張從理論上弄清楚。就是搞法治，依法治國。不要再像毛老人家一樣，強調專政。依法打擊刑事犯罪。不贊成搞什么”几大戰役”，不要搞新的冤假錯案。彭真說過我；”四個堅持”，你時而說，時而不說。留學生反映，再搞”四個堅持”，就回不去了。鄧几次講，”反右派”沒錯，只是擴大化了。
（最后，耀邦談到自己的事情：）有苦惱，但不是個人問題，是歷史不公平（改革開放以來，主持工作這七八年中的作為），應當還歷史的本來面目。希望有個符合事實本來面目的新的結論。沒有，也不能強求，去見馬克思也是安然的。我已無所謂。當然，死了什么也不知道。
（耀邦還談到，）當時作檢討，是為了照顧大局，為了保證一批干部（也為了保證這個家，是他同別人談到的）。
（最后談到：）再出來工作已不可能。老夫耄矣。再工作兩三年，又能做些什么？老人政治不行。希望有個新的決定，中央有個正式說法。
以上整理的這個記錄，是根据元元記錄，我曾讓她簡要記個要點。耀邦如此正式談自己的”十大分歧”問題時，我不能保證以上所記同耀邦講的完全無誤。其不合耀邦愿意之處，自然由筆者負責。
關于耀邦一生的評价，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日，趙紫陽代表中共中央在胡耀邦追悼大會上作的悼詞，是經過鄧小平和中央負責同志討論過的，還是比較公正的。但由于一九八七年一月”生活會”上強加給他的那些不實之詞，以及迫使他下台的做法，曾使得党內外廣大党員和群眾為之憤憤不平，以致一九八九年四月他辭世時，引發一場政治風波。對耀邦在改革開放和總書記期間的作為，有一個全面公正符合實際的總結，這不僅是他個人的問題，也是關系到我們党在國內外公眾中的形象問題。要知道不能正确認識昨天，也就掌握不好今天和明天！
結束語
一九八七年的十三大選舉，”是非公道在人心”是言中了的。大會選舉中央委員，耀邦得票一千八百多，只少几十票。隨后一中全會選舉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一百七十三人，耀邦得一百六十六票，后來知道未投他的七票中，有他自己一票。
在中央委員的選舉中，鄧力群落選了，据說為了照顧，違反程序，臨時將他放到中顧委候選名單中（無差額），以最少票入選。在中顧委選舉常委時，又想讓他進常委，气氛很是緊張（我是親臨其境的）。一共有一百八十七投票，鄧力群只得八十五票，連零頭都不夠，又落選了。胡喬木只得了一百三十五票，是票最少的二人之一。選舉完后照相，臨時撤去鄧力群的前排座（事先為當選常委准備的）。胡喬木最后走過來，一臉死色，無人同他打招呼。早在六七月間，就听說王震等極力活動讓鄧力群當總書記。后來有人向鄧小平寫信揭發此事，并檢舉鄧力群之种种劣跡；小平批示，撤銷其一切工作。
十五大召開時，我是列席代表，曾寫了一個近万字的書面發言：《關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見》。其中第三段：”應當開始總結這二十的（1978-1998）的經驗教訓”。談到應當像總結前兩個《歷史決議》一樣，作出我們党的第三個《歷史決議》。”是自發進行，還是有組織領導；是內部動態參考，還是允許報刊討論？其實許多事境外議論甚多，書刊出得不少。研究歷史，不能設禁區。””設想一下，如果沒有第二個《歷史決議》，這二二年能這樣走過來嗎？何況這二十年并非沒有曲折，沒有艱難，沒有干擾。”隨后就提出七個問題，不能回避討論。其中第五個就是”一九八七擴胡耀邦辭職問題”。
多年來，有關耀邦的書出版甚少。最近收到的港版《怀念耀邦》一、二兩集，共五十二篇文章，近六十万字，作者六十人，是耀邦在各個時期的戰友、同事和部屬。所有這些書刊文章，當然都是研究耀邦其人和党史資料，我寫的這篇資料當然也可歸入其中。
（二000年八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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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一九八六年五月，鄧小平約胡耀邦來家談論十三大從事安排。耀邦說，我已過七十了，明年十三大一定要下來。鄧說，我、陳云、先念都全下，你要下就半下，不再當總書記，再當一屆軍委主席或國家主席，到時候再說。
[2]指”兩個凡是”那些東西.如說”四人幫”也是”正在走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胡耀邦不同意這個判斷，提出一個問題：”在思想政治或其他領域，到底應該反對資本主義，反動修正主義，還反對建主義，反對流氓無產階級？”
[3]一九八0年末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會義上關于一九八一擴國民經濟發展速度的爭論；一九八一年底又一次發生了爭論。
[4]一九七九年十月，《人民日報》在耀邦的重視和支持下，開展了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討論。但是有人誤認為這是針對某人的，胡喬木說這樣會造成緊張，”可能引起爆（?）“，向耀邦施加壓力，使這場討論被迫中止。
[5]一九八四年，胡石英因詐騙罪被北京政法部門立案審理。因其是胡喬木之子，乃經中央書記處討論，決定逮捕法辦。后依法判刑一年半。但不久即以”保外就醫”為名出X。
[6]即胡喬木准備發召開而被鄧小平制止的中央工作會義。
[7]一九八一年，有人向陳云進言：中央党校校刊《理論動態》有篇文章是影射攻擊你的。從而耀邦受到指責，陳云查詢。耀邦答沒有此事，可以調查。于是中央組織部派調查組進党校，審查校刊編輯負責人吳江、阮銘、孫長江、結果并無攻擊陳云之事。但不久，王震接任中央党校校長，即宣布這三人調离党校，并且下令將阮銘開除出党。
[8]當時廣東、福建的領導人挨批挨整。
──轉自《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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