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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13日訊】“十六大”召開，中共高層大換班，從“第三代”，過渡到“第四代”。江澤民即將全面退位，隨之退隱的，是整個“上海幫”的斜長影子。
江澤民和“上海幫”自稱：他們執政的十三年，是四九年以來，“中國曆史上發展最好的時期，是人民群眾得到實惠最多的時期，是社會最穩定的時期。”自喻“政通人和，國泰民安”。
其依據是：這十三年間，國民經濟年平均增長9.3%；國民生產總值跨越8個萬億台階；經濟總量已居發展中國家首位；世界排名也由第十位躍升到第六位。等等。
然而，他們沒有提到，中國這十三年的經濟發展，離不開若干有利的條件和機遇：八十年代的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及國民經濟的高速成長，為日後打下堅實基礎，留下強勁的增長慣性；香港回收前後十幾年間，所發揮的巨大窗口作用，實際充當了中國經濟增長的火車頭；東南亞地區爆發金融風暴，更多外資轉向流入中國，為中國經濟注入支撐力；國際經濟結構的調整，製造業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加速轉移，使中國大獲其利；等等。
“上海幫”治國十三年，具有明顯的上海特點。對中國共產黨而言，應該說，利大於弊；對中國而言，則一言難盡。
首先，上海人重秩序，尊威權。這一特質被引進中共高層，使中共黨內的決策更多理智，而漸少情緒。從黨內來看，人治的痕跡得到一定程度的淡化。黨內民主有所提升，黨內製度有所加強。“十六大”，是迄今為止，中共歷史上最有秩序的一次“權力交接”，正是“上海幫”對中共的最大貢獻。
其次，曾經有較長半殖民半買辦歷史的上海，是中國資本主義烙印最深的地區。歷屆上海官僚，都慣用資本家手法管理上海，臂如以“改善生活”來收買民心。這一手法也被“上海幫”搬進了中南海，他們一再給三類人加工資，即：國家黨政幹部，或稱國家公務員；部隊官兵；高級知識分子，尤其大學教師。於是，在相當程度上，“上海幫”有效地控制了對“社會穩定”至關重要的這三類人。
再次，上海人慣於謹慎，嚴於管理。該特點一經中南海發揮，便使整個中國變成了一家龐大的股份制公司，責任利益落實到各級“主管”(幹部)的人頭，這種金字塔似的梯級管理，從另一種角度強化了共產黨的“萬能性”。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實際上，“上海幫”挽救了共產黨。
筆者早就斷言：上海人搞資本主義，是最好的資本主義；搞社會主義，是最好的社會主義。“上海幫”控制的十三年，生動地體現了這一規律。一些明顯的成績是：城市基礎建設得到較大改善，全民教育程度相對提高，民眾生活得到一些實惠。與此同時，整個中國，已經明顯地“上海化”。然而，發展，是一個全面的概念。僅僅追求經濟發展，而忽視政治改革與社會進步，只能稱得上局部的片面的發展。或導致歷史的扭曲，或製造國家的畸形。彼此制約的結果，反過來，也使經濟領域呈現病態。
上海人的缺點，以自私、狹隘、小氣而著稱。上海市儈，精明而不高明，善管理而不善經營，目光短淺而缺乏遠見卓識，雖善投機鑽營，卻毫無膽識魄力，這些負面的特性，經“上海幫”弘揚後，整個中共高層，變得空前的平庸和短狹。十三年下來，較多表面的功夫，而殊少制度的改造。不僅國家總體民主進程嚴重倒退，更給“第四代”領導層留下大堆複雜而棘手的難題。
其一，難以置信的是，相對於八十年代而言，“上海幫”執政的十三年，恰恰是經濟蕭條的十三年，竟一直沒有擺脫“市場疲軟，內需不足，通貨滯漲，物價下滑”的惡性冷經濟循環。反觀胡耀邦趙紫陽執政的八十年代，類似周期最多持續一、兩年，即被打破，而代之以新的繁榮。
其二，十三年裡，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貧富差距，空前而驚人地擴大。就在“西部大開發”的嘹亮口號聲中，西部經濟增長速度卻越來越落後於東部和中部地區。在這種“馬太效應”的推動下，西部地區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逐年下降，從1978年的16.8%，下滑到2001年的13.6%，分別比東部和中部地區低45.9和13.3個百分點。農民生活水平嚴重倒退。從2000年開始，城鄉差距重新退回到1978年以前的水平。城市下崗失業空前加劇。城鄉失業率，合計高達20%，創下“世界之最”。其三，因為內需不足，“上海幫”一直推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大肆舉債，人為製造需求以支撐生產，進而支撐國民經濟的表面繁榮。1997年，國家財政赤字佔國內生產總值0.78%，到2001年，即上升到2.62%，今年則進一步躍升到4.3%。相應地，政府債台不斷高築，表面債務已高達近國內生產總值的20%，但算上銀行壞賬和國企員工社會保險開支等隱性負擔，實際債務已經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70%。之外，房地產出現類似92年的新泡沫。今年1至8月空置商品房比去年同期激增14.1%，直急得朱鎔基大聲喊“停”。
其四，“上海幫”多次為銀行系統注入巨資，企圖沖洗呆帳壞帳，卻不料愈衝愈壞，如今，整個銀行系統的呆帳壞帳已高達國民生產總值的50%，金融危機的各項條件完全具備，隨時等待一觸即發。這場遲早會爆發的中國金融危機，將在多大程度上摧殘和改變中國，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全面爆發的危機，將促使老百姓爭相擠兌8萬億人民幣的存款；將嚇跑4500億美元的外商投資；將導致人民幣匯率的徹底崩盤；類似拉美經濟崩潰的悲劇勢必在中國上演。其五，“上海幫”拒絕政治制度改革和抱殘守缺的結果，不論從縱向還是從橫向看，都使中國官場的腐敗達到了人類歷史的極點，在“愈反愈腐”的怪圈下，層出不窮的中國貪官污吏，比所有其他國家加在一起的全部犯人還要多，比一些國家的人口還要多。
其六，由於“上海幫”氣量狹小，缺乏大格局，在兩岸關係的應對上，頻頻失策，導致兩岸關係空前緊張，統一進程遭受極大挫折和倒退。而為了追求所謂“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上海幫”在國際上大唱“娘娘腔”，為了那些毫無實質意義的“結盟”，在同周邊國家簽訂的邊界協議上，屢屢退讓；為了討好西方大國，中共領導人出訪時，總是伴以大宗採購項目，盲目而肆意地揮霍國脂民膏。
其七，當此和平年代，中共軍費開支卻連年暴漲17%以上，窮兵黷武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龐大的軍隊，未見“保釣”，未見“保南沙”(本月初，“上海幫”首次宣布“南沙新政策”：與東南亞國家“擱置紛爭，共同開發”南沙群島)，卻主要用於對付自己的人民。
此外，各種社會矛盾錯綜複雜，且日益尖銳。以“法輪功”遭受迫害，及其不斷崛起的聲勢為例，似乎預示著“上海幫”最終必然遭到“天譴”。在“上海幫”的帶頭下，中共黨內的“關係學”，裙帶風，幫派意識，山頭主義，地方主義，都臻於極至。
“上海幫”人為製造歌舞升平的“盛世”氣氛，每每用康雍乾盛世自比，以欺大眾。這種做法，符合江澤民個人極強的虛榮心。但透視這種做法，也表明，“上海幫”公開承認他們是封建專制政治的延續。然而，正如康雍乾盛世最終消失，代之以晚清的淒涼結局一樣，“上海幫”精心塗抹的所謂“中共盛世”，也必然不會長久。
說到底，江澤民最大的本事，就是維持了現狀。然後把成堆問題，一古腦甩給“第四代”。有人說，即使江澤民退位，“上海幫”仍然還會影響中共，以至影響中國。但筆者斷言：未必！正如上海灘“人走茶涼”的炎涼世態一樣，不管“上海幫”如何地機關算盡，遍地布局，江澤民退位，“上海幫”將很快式微，最終了無痕跡。正所謂：“到頭來，都是為他人做嫁衣裳。”
(11/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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